冲突与隐遁

——郭文斌小说《水随天去》解读

◎倪万军

郭文斌似乎是突然进入我的视野的，像一个人把一块巨大的石头猛然扔到我面前，对我说：这就是郭文斌！当然在这之前我是知道郭文斌的。在解读他的《水随天去》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表达一下我个人对郭文斌小说的一贯看法。一直以来，郭文斌被宁夏评论家认为是“西海固”作家，但我不以为然，因为他具有和“西海固”作家卓然相异的创作风格和审美追求。大多数“西海固”作家往往通过作品表现出一种精神的洁净，无边的悲凉以及恶劣环境中的生存极限。郭文斌的作品远远的超越了对土地、苦难等惯常意象的依赖，但却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家园。

然而郭文斌的《水随天去》（《天涯》2004年第6期）却是一篇值得注意的作品，它一反常态全然给了读者与以往相异的面目，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并不成功的尝试。《水随天去》的成功之处在于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下像“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艰难痛苦的精神挣扎的过程。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郭文斌并没有找到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在《水随天去》中，庸常的现实生活仿佛一座无情坟墓牢牢地困住了“父亲”，但“父亲”却采取了一种以消极对抗庸常的方式，这颇有一些“非暴力不合作”的味道，所以只能在冲突之后隐遁并以之宣告与现实抗争的失败。

毋庸置疑，知识分子承担着对抗庸碌现实生活的重要使命，承担着在现有道德价值体系面前的怀疑者和批判者的角色。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作家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精神萎缩的症状，这在很多小说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水随天去》依然没有逃脱同样的命运。和贾平凹的《废都》一样，《水随天去》也同样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顽劣庸碌的现世体系面前无力的挣扎和颓败。庄之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作为“废都”的文化名人，一方面有着比较高尚的梦想，希望能写出理想的作品；另一方面他的灵魂深处又是灰暗的，生活颓废而放荡，并企图以此来解救自己，但是庄之蝶最终还是失败了。虽然郭文斌在作品中不断地申明（甚至标榜）“父亲”的高尚和无辜，甚至把“父亲”写成了一个机智的富有禅机的可爱的人，但无论如何父亲还是逃离了，还是做了现实的逃兵。他们同样都是知识分子寻求精神解放和自由的失败，尽管郭文斌自己可能并不承认这一点。

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是在夹缝甚至是血与火中求生存的，所以我非常感激的是郭文斌在这里写出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尴尬的生存局面。但是从“父亲”身上我们却更多看到的是被扭曲了的存在方式。“父亲”的不近女色、“守身如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带有一种清教徒式的自虐心理，甚至连“母亲”都说出了“你今天挂一个回来，我明天就给你让位”的话来，甚至连“我”都“宁愿父亲的尾巴像老家满山遍野的狗尾巴花一样盛开啊，怒放啊，惹的一村的母狗汪汪汪地叫啊”的时候，“父亲”却表现出从一而终的“高尚”姿态。这和庄之蝶的放纵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只是分别走了两个极端而已。“父亲”一直在自戕地乃至虚伪地存在着，只不过他为自己精心构造了一副看似高尚的面孔而已。对于情感的问题，只要是人都无法回避，如果一个人如“父亲”一样刻意回避这个问题那就和庄之蝶的刻意放纵一样地不正常。作品中写到“父亲”坐在阳台上的躺椅里一动不动，郭文斌怀着怜惜的笔墨把他刻画成了一个如同身处红尘却不为所动的悟道得仙的世外高人。然而就我感觉而言，那阳台和躺椅就是一只蜗牛的壳，“父亲”钻了进去，把自己紧紧包在里面，并沉溺于一种自虐式的冥想之中。这让我想起了装在套子里的人，这里的阳台和躺椅成了可悲的“父亲”的保鲜袋和港湾。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父亲”不但没有勇敢地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反而窝在这里孤芳自赏，这无疑又是一种自恋情结。典型的表现就是作品在后半部分不厌其烦地津津乐道地描绘了“父亲”对生活的质疑和反问：“你知道你在……吗？”作家在这里可能是要表达一个知识分子经历了半生的思考，最终获得了精神的升华——“顿悟”，达到了人生的至高境界。然而遗憾的是，这种神神叨叨的哲学式的自我拯救恰恰揭露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和世俗生活的斗争中将要以失败下场却又下不了场的困窘神态。但无论如何地下不了场，还是要下场，这和庄之蝶一样，最终只能溜之大吉。“父亲”的下场较之庄之蝶的下场，在无奈之外，又多了一份滑稽。

较之“父亲”的自戕和自恋，更为可悲的是，他的“屈辱”还显得有些畸形。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的“屈辱”更多来源于庸常生活的压迫，以及角色得不到认同等等的多重煎熬。在《水随天去》中，“母亲”无辜但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庸常生活的扮演者。通情达理的“母亲”在生活中成了“父亲”无法逾越的障碍，“母亲”的世俗庸常可能在“父亲”心上投下了一片最大的阴影。表面上“父亲”不断地和“母亲”斗争，甚至有的时候似乎“父亲”已经取得了胜利，但“父亲”的沉默对抗、消极回避以及看似充满思辨实则油滑的斗争方式是他失败的更加明显的表现。造成这种畸形“屈辱”的原因是作品本身的局限，“母亲”虽然充当了庸常生活的扮演者，但这对“父亲”来说毕竟只是一些鸡零狗碎和柴米油盐的事情，这些事情之轻还构不成“父亲”逃离之重的条件。因此，造成“父亲”的屈辱应该还有一个更加广阔和深厚的社会原因，正如前面所述，这种屈辱可能来自于数重煎熬。而郭文斌在这里把一个“大我”放在了“小家”之中，作品太在意家庭对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影响，因此才造成了“父亲”的畸形屈辱。

上面所提到的问题在我看来是解读郭文斌小说《水随天去》的重要的突破口。当然，这仅仅只是我一个人的阅读方法。作为一个比较熟悉郭文斌写作的人，我并不会因为郭文斌在这篇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片面性对他的写作提出质疑。相反，我认为《水随天去》的意义可能会被更多的人提出。首先，这对郭文斌来说是创作题材的一次重要突破，此前（包括去年引起争议的《大年》）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取材于他生活过多年的宁夏“西海固”的土地，这也是很多论者把他归为“西海固”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次，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哀叹与消极并不能解决问题。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把自己从世俗的海洋中拯救回来，如何以一种独立的姿态、自由的人格、战斗的勇气去面对人生，只有这样，作家才能自处，才不会像庄之蝶或“父亲”那样仓皇逃离。

倪万军　研究生，青年作家，现在宁夏师范学院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