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自适与对他者的关爱

◎李社教

宁夏青年作家郭文斌的小说《水随天去》因其风格清新飘逸和“去欲望化”叙事，已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争论。

毫无疑问，《水随天去》的主要叙事对象是父亲水上行。

首先，水上行珍视生命，却逃离或拒绝生命之间的现实关联，这样的矛盾在内在的精神活动中可以存在，但将“逃离”或“拒绝”变为感性实践活动的现实选择则不值得称道。水上行对生命的珍视，在扑杀苍蝇这一细节中，有颇为别致的表现。水上行不愿意伤害苍蝇的生命，驱赶苍蝇时显出少有的耐心，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失手打死了苍蝇，竟也愧悔不已，写诗悼念。水上行的如此作为，并不是矫情或作秀，确可以理解为是珍视生命的真情显露。其思想底色是东方的“万物同情”观。在水上行眼中，所有的生命首先都是生命，在最本源的意义上，是同一的，亦即万物齐一，生命等同。可惜这样的生命理念，并未将水上行导向对生命与生命之间相互关系的真切理解与认识，相反的，因为他“物于物”而不能“物物”，偏于一而不知其二，明于物而暗于人，由此生发出对人和社会的疏离。在家里，与“我”和“母亲”尤其是“母亲”，总是保持一种无法亲近的隔膜；在社会上，一段时间拒绝与外界联系，放弃自己的社会活动乃至职业，最后干脆离家出走亦即“弃世”，这是水上行逃离和拒绝生命之间的现实关联的最极致的表现。在庄子看来，“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达生》），“弃世”可离弃虚名，不“以天下为事”，方可与社会和谐，通达生命本体之道。由此可见，出世是为入世，“弃世”并非真正抛弃社会，其实质是与社会和谐。因此，姑且不从人类生命的社会属性等角度，就是从老庄哲学来看水上行的“弃世”行为，也并非完全切合老庄哲学的本意，同时也不是实现个体生命自由与精神逍遥的最佳选择。

其次，水上行追求一己生命的自适，却不能给最亲近的人以起码的关爱，生命的自适由此变成一种生命的自私，这显然是不能予以肯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水上行的生命的自适，是建立在那些与他密切相关的人的痛苦之上的，而受害最深的莫过于“我”的“母亲”。譬如，水上行为了满足自己午睡的癖好，就可以把自己的妻子拒之门外，不予理睬；为了满足自己的故乡情结，逼妻儿与自己一道吃咸萝卜；为了自己试图通向生命自由与精神逍遥的“坐忘”和“心斋”，却把一应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推给“我”的“母亲”，甚至宁愿挨饿也不自己动手做饭吃；为了自己的清净与寡欲，拔电话线，与妻子分床，全不在意妻子的人伦之需。由此言之，水上行追求个我生命的自适，已然变成了一种生命的自私。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母亲”将水上行称为“冷血动物”是极为形象而准确的。

生命的自适与对他者的关爱，确实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但把这一矛盾绝对化则是有问题的。应该看到，个体生命虽然一经诞生便是一定意义上的独立存在，但生命之间的相互关联同样是生命的一种本质属性。生命的真意，可以蕴含于人间真情之中，对他者的关爱也就不必然地表现为对生命自适的否定。由此言之，对个体生命自适的追求，可以体现在对他者的关爱之中。找到二者间的结合点，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水上行没有找到或者无意去寻找这一结合点，他对个我生命自由追求的偏执，使他选择了无视他者存在的自我扩张、自我放逐这一极端的方式，以个我生命的自适为绝对前提和唯一价值，从而只能限于自适而不能超越。这种把个我生命凌驾于他者生命之上的选择，最终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对“万物同情”的背离，使对生命真意的追寻蜕变为一种虚伪的演绎。虽然这一演绎并非出于水上行的初衷。

再次，水上行的精神气质，从总体上看，过于柔弱内敛，缺乏生命应有的担当，缺少面对现实问题的勇气与智慧。成名前的水上行也有过在困苦中艰难奋斗的历史，也曾显示过面对现实问题的勇气与智慧；但成名后的水上行则开始向内转，逐渐丧失了应对现实问题的能力与智慧。由此言之，水上行仅是一个玄思者，而不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的形象。

在中国社会急遽转型的历史时期，在生存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面对现实，需要拿出勇者或忍者的大智慧，需要的是工具理性。即使要有对工具理性进行修正和约制的思想精神，那么，仅就道家思想而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功夫或许是可以称道的，这是既不“弃世”，又能保持内心的宁静与精神的高蹈的积极方式，而不是水上行式的消极选择。

在评价《水随天去》的时候，不能忽视“母亲”的存在，这也是《生命真意与人间真情》一文略而不论的地方。“母亲”虽然不是这篇小说叙事的主要对象，但“母亲”存在的意义及其所秉持的世俗伦理情怀和务实精神，真切地散发着生命的温度。如果说“父亲”的精神取向更多地体现在对个我生命自由的追求上，“母亲”则更多地表现出关爱他人的人间真情。“母亲是一个有着非凡承受能力的人，事实上也是一个十分可怜的人。……整个家政都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不说，她还要戴着父亲打制的一个个镣铐跳舞。”作为故事的参与者，“我”对“母亲”的这种理解与评价是深入而准确的。概言之，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看，“母亲”都比水上行更多直面现实的生存勇气、务实精神和对他人的不事张扬的宽厚与仁爱。因此，要准确评价水上行的精神向度、价值选择及其现实意义，就应该注意到“母亲”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存在。“母亲”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面映衬出水上行生命苍白的镜子。

在高度物化的时代，在人们“忘我”地追名逐利而对生命的异化失去自觉的时候，吁求关注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倡扬生命的自由和精神的逍遥，是有其现实意义的。但是，对这种吁求的夸张，有可能导致回归精神“桃花源”的遁世，导致对现实苦难承载和现实责任承担的回避。

因此，在《水随天去》的探索主题之外，还有更为深广的思想命题与话语空间，被作者放逐的水上行还可重返人间，继续他未竟的精神探索之旅。

（《作品与争鸣》2005年第11期）

李社教　湖北黄石理工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