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狂欢的盛宴
——关于郭文斌小说《大年》的读解笔记
◎林一木
一年前就想给《大年》写点什么了,但是直到今天才下笔,准确些说是才能下笔。不是偷懒,而是对它的消化就需要一年的时间。
一年来,国内文坛给了《大年》以意外的热情。争鸣一直持续到今天。但看这些评论,总有种隔靴搔痒之感。
笔者认为,《大年》里的人物绝非如王清淮等同志所说(见《作品与争鸣》2004年第5期)为贫穷或者饥饿的代言人。贫穷年月里的过年的场景作为审美对象进入作家的笔下的时候,它绝不仅仅只是为作家传达自身审美理想提供相对熟稔和稳定的时空系统,而是在作品深层体现出作家对生命形态的洞悉和把握,在郭文斌这里就是内心美好体验的终极表达,即精神狂欢,它和贫穷或者富足没有关系。
“强大的‘贫穷’被挤压在一隅,被形而上的精神富足消弭在虚空之间。”(史佳丽语,见《作品与争鸣》2004年第5期,长江文艺出版社《中国争鸣小说选》2004年卷)精神狂欢应该是《大年》唯一要表达的主题。
在这里,没有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没有物质和形式上的障碍,作为载体的贫穷在精神的解放中显得微不足道。《大年》中有三个“全民性”参与的典型活动我认为是集中体现了这种精神狂欢。这是人自身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需要,它代表了作家对人的精神解放的渴望。一个是全村的人来明明家写对联。“写成的对联地上放不下了,房墙上挂不下了,明明就放到院里。不多时,就是一院的红。明明能够感觉得到,满院的‘春’和‘福’像刚开的锅一样热气腾腾,像白面馒头一样在霭霭雾气里时隐时现。大家看着满院红彤彤的对联抽烟,说笑,明明和亮亮幸福得简直要爆炸了。”另一个是明明一家打牌。“大红被子在他们腿上绵绵地苫着,花花在他们身边静静地卧着,炭在炉子里啪啪地响着,木香在供桌上袅袅地飘着,火炕在屁股下暖暖地烙着,牌在四人手里你一张我一张地揭着,不怕输,也无所谓赢,只是这么一张一张地揭,一张一张地出。那个美啊,真能把人美死。”这是两个非常放松、舒缓、没有任何压迫和紧张的集体活动,院子里铺满了红彤彤的对联,人们都在说笑,父亲也就写得很得意,更加起劲,“好像大家的好日子都在他的笔头上,那笔头是点金是金,点银是银”。精神狂欢应有的尽情放松的潜在渴望在这里得到了一个舒缓的机会,它消解了外界给人带来的心理上的压抑感,不怕输,也无所谓赢。对忙了一年的农民来说,最好的休息、放松、高兴的时机就是过年,这个群体精神狂欢的最高表现方式就是过年,作家很幸运地抓住了这一点。“明明和亮亮幸福得简直要爆炸了”、“那个美啊,真能把人美死”则是精神狂欢高潮的到来,这是作家内心隐秘的体验。
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拜年。作家用了很长的笔墨来写拜年,而最壮观的拜年场面是在明明的家里。院子里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都是来给明明父亲和母亲拜年的,他们的辈分高。“明明在等一个时刻的到来。领头的新院祭奠一毕,跪在供桌前大声说,给太爷拜年了。院里的人都跟着跪了下来,齐声说,太爷,把核桃准备好。”父亲就应着大家“接受了像好年成的麦穗子一样的众多的头”。没有丰富的物质供奉,孝道和礼节在这个弥漫着古老诗书和香火气息的地方显得分外隆重,可以想象,跪了一院子的人齐声说一句“太爷,把核桃准备好”的话,该是一个多么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啊,这不由得让人激动起来。拜年体现的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参与意识,拜年成了一个开放性的、联合性的大规模活动,更多的人参与了进来,一致地进行着一致的活动,从而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狂欢。精神狂欢消解着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对抗,消解着物质世界的贫穷与压迫。作家似乎要告诉我们,精神的解放和狂欢是通往人类心灵的最后的道路。
《大年》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对小说狭隘的见解,它给了我不同于以往的新鲜的阅读感受。作者对传统的小说框架结构和中心逻辑作了一次彻底的颠覆。与其说是一篇小说,还不如说它是一个让人拍案叫绝的郭文斌式细节的大串连更为合适。
“母亲喊明明端饭。明明噢地叫了一声,飞出屋去;亮亮也噢地叫了一声,飞出屋去。母亲正把筷子伸到锅里往出捞长面。明明和亮亮的目光跟着母亲手里的筷子划出水面。上,上,上,然后落在碗里,前折一下,后折一下,再前折一下,最后停在鸡蛋臊子上面。”这样的描写不胜枚举。作者抓住了过年的细微而又具体的典型情节,毫不吝啬地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写,包括心理。明明和亮亮,包括父亲等在一个个让人叫绝的细节中鲜活,撞击着我们的心房。
“是个响炮。三人的心里都乐开了花,好像把一年的日子都点响了似的,好像把雨都点下来了似的,好像把白面馒头都从地底下点出来似的,好像……哎呀,这把人美日巴了,是个响炮。”因为放了一个响炮,三个孩子“美日巴了”。
“穿戴一毕,二人竟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就从东屋到西屋,从西屋到东屋地跑。天色暗了下来,院子里像是泊了一层水。新衣服发出的光在院里留下一道道弧线,就像鱼从水里划过,明明能够听到鱼从水里划过时哗哗的响声。”两个孩子此时莫名的跑动所体现出的内心那种激动、幸福、欢乐,甚至有些焦灼的兴奋极具感染力。
“天亮了,明明和亮亮出去,看见天也过着年,地也过着年,山也过着年,树也过着年。年像一个大面包一样,把人都香蒙了。二人一口气跑到对面山头。站在山头朝下看,村子静静地躺在村子里,就像一个睡着的年。”明明和亮亮站在山上看村子,内心那种像雾霭一样对过年的美好的体验,是平静的,是深刻的,同时也是隐秘的。
“给父亲炖好茶,明明和亮亮每人剥了一个水果糖,含在嘴里,跑在当院站下。明明问亮亮甜吗?亮亮说,甜。明明问在哪里甜?亮亮说在嘴里甜。亮亮问你在哪里甜?明明说我在心尖尖上甜。亮亮问怎么个甜?明明说就像糖一样甜。明明问亮亮怎么个甜。亮亮说我就像日他妈一样甜。”明、亮二人将一颗水果糖翻来覆去地问在哪里甜?怎么个甜?最后竟是一句“我就像日他妈一样甜”!无忌童言成了作家在这里将内心的体验推向高潮的方式。每当读到这样的片段时,我总觉得自己像被作者在近乎戏谑的态度中给“耍”了。
这些和作家之间难舍难分的缠绵场景与氛围无处不在流溢,它造成了阅读的“绊脚石”和“拦路虎”,我得承认自己的神经也被这种通篇所洋溢着的有些焦灼的兴奋所牵引,在阅读的时候,时不时地把那些最“激动”和最“兴奋”的细节翻过来再领略一遍,才能按住自己的心接着再往下读。
(《银川晚报》2005年6月10日)
林一木 七十年代生,诗人,现在宁夏某银行供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