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透析下的童年：《大年》

◎北　斗

近来读郭文斌先生的短篇《大年》，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将“童心”与“乡俗”联系在了一起。想想，在宁夏乃至全国，以乡俗民风见长的作家很多，但是拿“童心”来透析一个苦难的乡俗世界，而且坚守得如此之持久，韧性如此之厚实，甚至将“身家性命”全押在了上面的——郭文斌，其创作的执著实在让人油然生敬。

修辞的意蕴美与朴素的人性美

对语言修辞的追求是郭文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大年》中，作者对方言的大胆开掘与运用，自然、贴切又随心所欲，一口气品下来犹如饱餐一顿浓香十足的乡土美味。毫无疑问，让语言回到常态中，是郭文斌的艺术目标。举个例子吧，比如小说中有个磕头的细节，很有趣。“环环”一进门就跪在地上给“父亲”磕了个头，之前嘴里还喊着“太爷我给你拜年”。“明明”和“亮亮”觉得可笑，可“环环”却磕得十分庄严。然而更有趣的是，“环环”竟然要给“明明”和“亮亮”磕头，而且口口声声喊“碎爷”。作为一般大小的玩伴，“明明”和“亮亮”自然受不得。瞧！“明明把环环抱起，说你个松咋胡来呢。环环说你是大辈儿。明明说咱们哥们儿，啥大辈不大辈的。……”在这里，作者将人伦的惯常有意倒置、交错、消解，但又不乏人性的幽默、机智与和谐。接着，看下面的，“明明和亮亮到了环环家，同样趴在地上要给环环爹磕头。环环爹惊得一骨碌从炕上滚下来，一手提起明明，一手提起亮亮。你们咋胡来呢，这不是让我遭罪么，哪有大辈给小辈磕头的呢。”的确，郭文斌对方言的运用很有味道，不俗，读起来真切，有感染力，且有那么一种与西海固风土人情紧密联系的音乐性。尤其对那些“咋”“么”“啥”“呢”等语气词的有效拈入，韵音很强，节律很美。反过来，我们不妨作这样的设想，若将这一段中的乡土话换成标准的汉语言，那么，在人性的天美人和这一点上必然是大打折扣的，尤其对于整篇小说而言。

另外，小说中大量的修辞句，也值得一品。顺手拈几句吧。比如，“父亲的茶罐很小，一罐茶完全可以一口喝完，可是父亲却把它喝成了马拉松，好像端在手里的不是一杯茶，而是长江黄河。”在西海固，茶，尤其是罐罐茶，便是一种大人的大文化，得品。何况“父亲”也算是一介“弄墨”之人吧，那这茶就得更见其方长了。可是在孩童眼里，这“茶”不再是修身养性的“茶”了，而是使他们焦躁不安，甚而“抓耳挠腮”的熬心茶。在这里，一个比喻，两种心态，作者将它传达得自然、得体、传神且又不拘泥。再如，“……黄黄的蜂蜡顶着一朵狗尾巴花一样的火苗，让明明觉得爷爷如果不在那支香烟上，就在这烛火苗上。”对于孩子，死去的人愈加神秘、可怖，但又鉴于他们的天真无邪，使得他们的想象又显缥缈、有趣、出奇。在这一点上，作者恰恰触及了儿童成长的心理内景，点点滴滴拿捏得很准。其实像这样的修辞句在这篇小说中几乎是俯拾即是。再举一个。小说最后，父亲一边应酬着大家，说了一句：“你们今年的头简直像好年成的麦穗一样。”仔细品味，很有磁性，而且愈咂愈有味儿，醇厚丰足、纵深验超、天伦地乐一身并来。

对民俗的解嘲、诠释与重组

其实作者并不是为了一味地再现生活，而是有穿插性和透视性的。

我们看到，在当今，农村问题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然而文学，真正严重的，竟然抛弃了下层老百姓，从而丧失了对乡间民俗与苦难文化的开掘。许多作家，将写作视为一种行当，靠利润作动力，从而“生产出”许多越来越琐碎的腐朽的东西。即便如此，宁夏作家则尊容不动，这很可贵。他们更早地将笔伸向了厚重而多难的人性深层，郭文斌便是其一。只是在《大年》中，作者投入的精力多一些。……写对联、贴对联、贴门神、蒸馒头、放鞭炮、穿新衣、祭酒、奠茶、献饭、泼散、糊灯笼、贴窗花、分年、坐夜、上庙、开新门、磕头、拜年、看戏、串亲戚……仅仅一个穷山窝的年，从三十到初一，竟然囊括了这么多的乡俗民风，足可一览作者笔力的壮观！至于封建迷信的，作者则从孩子的视角出发，做了一系列有趣的嘲解。比如，“交过夜时，有人喊着去庙里”，“……明明说，我看这神还是不灵，去年给它戏也唱了，愿也还了，谁想今年它却一点雨都不下……”但他们还是决定要去，因为庙里很欢。明明就在门外喊“环环”，“环环爹”便让“明明”替他给土地爷和关圣各磕个头。“环环”就说，“一下子捎带这么多头，怎么捎得动”。一句儿戏，似是一把向着残败庸俗的民间习性挑战的利剑，在不经意间，揭示着事物的本质。然而“封建迷信”这四个字，作者最终是借“明明”的话赤裸裸地喊了出来。为此，他专门在这群孩子“上庙”的路上设了一段“喜神落在谁家房上，谁家就要出状元”的话，体味一下，嘲讽与趣韵俱有。当然纵观全篇，更多的是，作者对民风民俗的有建设性的重组与诠释，从而回避了正面思想的对应，告诉人们：这就是隐藏于西海固大山深处民间社会的精华。可见，在郭文斌笔下，民俗的东西不再是芜杂的、低俗的，而是自觉的、纯粹的、可以改造的。

开掘民间人物生存的意义

小说不仅是文本形式与技术操作的层面，更重要的是体现着人类存在价值的内在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儿童的懵懂无知与生存的浑大不可预知是一脉相承的，哲学上可以这么讲。也就是说孩子最接近天之真根之本，童言无忌，便是这个道理。郭文斌抓住了这点，凭着对农村生活的丰厚经验和对孩子美好的感情，他在文学创作的各个层面上或强或弱地体现出了民间习俗汉文化艺术的魅力——一种西海固土地特有的魅力，辛酸、悠长、大我、和美、困顿……

在《大年》中，年是最高的意界，跨得过其形式，跨不过其内涵。正如小说中“父亲”所说的那样：“生的生着，老的老着。添一个小的，就去一个老的，总数不变。”这就是民间人物生存的法则：活着就意味着永远是一个等值，一种既定的模式，一种心智的参悟。父亲的这话让“明明”心里开了一个窍，什么窍呢？我们都明白。在西海固，所谓的思想就是这样很朴素地一代代地传下去的，并引领着这里人的生存方式。

《大年》是郭文斌最具意义的短篇小说，因为在这里我们终于释读了作家这么多年来到底何所依何所为的从文真谛。这种路子，忽视不得。假若真有什么提议的话，那么，以我之愚见，叙述略坚决一些，视野稍宽泛一些，这样，兴许会更好一些。

（本人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