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西海固人，让我告诉你真相

◎北　斗

郭文斌的小说《大年》，原发《钟山》2004年第2期，《小说选刊》5月下半月转载，《作品与争鸣》第5期转载并争鸣，第10期又有人以《是评者误读还是作者张冠李戴？》为题对前两评进行争鸣。无独有偶，在10月30日的《文艺报》上，著名评论家贺绍俊发出另一种声音。

《作品与争鸣》第5期的两位评者史佳丽和王清淮均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前者认为：“小说以贫穷为主题，但贫穷并非主角，强大的‘贫穷’被挤压在一隅，被形而上的精神富足消弭在虚空之间，‘穷人’坦然面对‘田园式的生活’。”“透过郭文斌几近纯客观式的叙述，我们仍然读到了郭文斌对贫穷的独特诠释：贫穷就是贫穷，它不可爱，但也不可怕，人们可以而且能够像享受富足一样享受它。”并称：“把饥饿写得具有美学意义，这在路遥是不可想象的。”后者则从反面提出，小说有美化田园诗的倾向，认为作者置“文革”时期的“痛彻肺肠”于不顾，反而站在“画”外指指点点，现身说法，这样虽然纯熟，但却隔离，认为作者“把从前的苦痛当作了把玩的玉如意”。

但是两位评者关于故事的时代背景的看法却意外地趋于一致，认为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文革”期间。对此，评者运沂在《作品与争鸣》第10期以《是评者误读还是作者张冠李戴？》一文作出质疑，认为小说是“新时期”生活的映像，一些细节如拜年、贴春联、祭祖、祭神等活动都与“文革”期间的时代氛围格格不入。但这位评者又指出，“通读全文，只有一处孩子的话语与全文不协调：‘这哪里是无产阶级的话，分明是资产阶级的话嘛。’”评者进一步认为，创作与评论是从生活和文本出发，还是从意念出发？但至少在这里可以说作者是“有意为之张冠李戴了”。

就此，本人想谈谈自己的观点。

首先，我要说的是《大年》是一篇难得之作，是近年来少有的一篇给人审美愉悦和阅读兴奋的小说。作者运用传统的叙述手段，将西海固偏远乡村过大年的情景展现给了读者。小说中写到的民风乡俗竟超过20个：写对联、贴对联、请“三代”、熬罐罐茶、蒸馒头、祭酒、奠茶、献饭、泼散、献灶爷、分年、拜年、贴窗花、贴门神、坐夜、磕头、上庙、开新门、看大戏、走亲戚、上坟、打糨子、放鞭炮等，而且个个都有讲究；难能可贵的是这二十多个不同的民风乡俗仅仅在不足24小时内发生，也就是从大年三十傍晚到正月初一上午。像这样一部讲究大排场细述写的乡俗小说，在新时期农村小说中实属罕见，尤其在一个短篇中。这一切均来源于作者对基层生活的熟悉和对文字的超强驾驭。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贺绍俊在《文艺报》（10月30日）上发表的评论所说：“郭文斌用很纯正的传统叙述为我们保留了‘年’的意象，大年其实就是民间的仪式化过程，通过仪式把‘年’的传统意象延伸至今天，渗透到人们心里，于是村里人以一种暖意维系着亲情，小说虽然是平铺直叙，但它揭示的民间仪式的文化内涵却是很有穿透力的。”

每一个西海固人，如果读了王清淮先生的评论，就会觉得他在文本的解读上是有误的，至少是对文本所传达的历史环境和地理环境是陌生的。西海固有句俗话，叫“穷乐”，本人认为小说作者写的就是当地人过年的“穷乐”，并不是如评者所说的“强作欢颜”。

对前两位评论家发出质疑的运沂还是对西海固地域环境不甚了解，他对小说作者提出了新的质疑，说，通读全文，只有一处孩子的话语与全文不协调：“这哪里是无产阶级的话，这分明是资产阶级的话嘛。”认为小说作者“至少在这里可以说他是有意为之张冠李戴了”。难道就凭一个孩子的话认定作者张冠李戴？我认为，这故事要是发生在八十年代的话，“文革”刚过，其阴影作用于成长中的人，那么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其实并不为过，尤其在偏远的西海固，一些旧观念通过一辈辈人的灌输，仍对当地孩子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所以运沂的说法还是欠妥的。

由此可见，《大年》描写新时期西海固农村生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它到底是八十年代呢还是九十年代？本人出生于西海固，在老家度过十五个类似郭文斌的“大年”。在我的记忆中，年本来就是写对联、吃馒头、穿新衣、看大戏，就是民俗填三代、上庙、接纸、祭坟等，所以作者是不是“画外人”，作为西海固土生土长的我读了最有感触。说真的，本人的阅读过程就是亲历一次童年生活的过程，一切太真实了，太让人回味了，我想这种体验，对于西海固九十年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同样是真实的。虽然与以往相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地农村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仍有部分地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他们至今还是在“穷乐”中过年，许多孩子就和明明、亮亮、环环、改改、忙生、常生一样，每逢过年“盯着刚揭锅的白面馒头馋涎欲滴”，他们仍为“分”到更多的“年”而争来抢去，他们仍将一块糖的落地视为“大”事……这一切，在八十年代不见怪，九十年代不见怪，在当下仍不见怪，对于这点，南方发达城市的人很难相信。不过我还是愿意将小说界定于九十年代，至少是九十年代初期。小说中有这样一个信息，前几位评者均未注意到（如果对地域环境不了解者，很难注意到这点）：父亲写对联的时候，有两个远房亲戚发话了，一个说：“爷爷把年写红了。”另一个说：“爷爷你也到过手的时候了，不然，你这一百年，谁还能提得起笔啊。”父亲说：“村里的大学生多着呢。”大学生多着呢，想想，肯定不是“文革”期间，是不是八十年代？不，对于西海固，八十年代上大学，很零星的现象啊，九十年代呢，就能说得通了，尤其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大学生已经较为普遍了。

最后，我要说的是，各位评者在阅读体验中将文学环境和地域环境与历史环境混为一谈，不细细考究，这种想当然的话语方式，只能导致文学批评和作品的“隔离”。

（本人博客）

北　斗　七十年代生，青年作家，现在《现代生活报》供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