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青年小说家郭文斌的小说作品《大年》（《钟山》2004年第2期，后被《小说选刊》5月下半月刊转载）发表之后，立刻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在《作品与争鸣》第5期上展开了争鸣。两篇评论文章都从题材和立意上作了分析，却有不同的看法。

史佳丽在《含泪的微笑》一文中认为，郭文斌用几近纯客观的叙述诠释了他对贫穷的独特理解：贫穷就是贫穷，它不可爱，但也不可怕，人们可以像享受富足一样享受贫穷。在这篇小说中泪水的确存在，但微笑更真实。

而王清淮在《画外人》中把小说的时代背景界定到“文革”这一特殊时期，认为作者对饥饿和贫穷的描述采用平静、客观、唱田园牧歌式的口吻与态度是对这一文学资源的浪费。

对于这样的争鸣，运沂先生在同年《作品与争鸣》第10期《是评者误读还是作者张冠李戴》一文中对他们对作品时代背景的界定提出了质疑。前两篇评论都把作品置入“文革”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解读，其中王清淮据此提出了批评。而运沂则认为小说中的事件和场景并不是“文革”时期西部农村生活的再现，前两个评者是误读了。小说主人公有句突兀的话：这哪里是无产阶级的话，这分明是资产阶级的话嘛。运沂认为这是作者有意张冠李戴了。

我是非常熟悉郭文斌先生的创作的，每有新作，我必找来细读。《大年》这篇小说在未争鸣之前，我已读过，觉得非常难得，后来的争鸣我也在关注。至此，我想就这篇小说及其争鸣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童年视角是郭文斌小说的一贯视角，如《开花的牙》《立夏》等，《大年》亦是通过两个孩子明明和亮亮对过年的独特感受与理解来诠释小说中村人们生活的内蕴和生存的意义。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应该说这是一个聪明的办法。通过孩童单纯的视角，单线地穿入故事，从而使得主题更为凝练，角度更加独到，品格更为纯洁。可以说《大年》的内容并不丰富，取材也不是很独特，然因其视角的独到，一下子非常有意味起来，让读者的体会非常亲切，可感，满足，新颖，别有意味，甚至读一遍还不过瘾。

平稳、沉静的叙述是这篇小说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全篇采用顺叙的方式，情节也没有什么突变。一般的小说作者，是不乐意平铺直叙故事的。因为平铺直叙往往导致故事直白。郭文斌独走冷门，是冒了一定的风险的。他在叙述上的成功充分凸现了他绝佳的叙述描摹能力。《大年》中的叙述平实质朴却富有机趣，在表达的克制中埋伏了更大的力量，充满灵性意味的句子也俯拾即是。如：“坐在炕头上抽烟的父亲微笑着看了他们一眼，没有说话，只是看了他们一眼，一脸的年。”又如：“父亲就笑起来，笑得像核桃一样。”郭文斌是善于开掘人物内心的，这种叙述方式让他变得更为冷静，更为轻松，有利于他更为集中深入地切入主人公的内心，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同时，这种叙述方式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有更多的精力来把握主人公的思想情感，而不被作者情节的设置搞得太累。

作品时代的背景是争鸣中的一个焦点。据我理解，小说描述的事件应该是以郭文斌先生的家乡宁夏西海固地区为背景的，凭借的应该是记忆。我和郭文斌是同一地区的人，文中所述之事自不陌生。虽然我比他小了许多，但我童年时过大年跟文中明明、亮亮的过大年并无大异。我出生于1982年，其时“文革”结束已好几年了。从这点来说，小说的故事就不一定是发生在“文革”时期了。

如何认识作品的主旨？我以为这是作者对宁夏西海固人生存精神的一个探照。西海固是贫穷的，但西海固人并不是因为贫穷才活着，活的并不贫穷，相反，物质资源的匮乏造就了他们精神的富足，恰是一种乐观的精神。郭文斌是非常懂得并珍视这一文学资源的，在以往的作品中多有表现，《大年》亦是。明明和亮亮以及村人们，把饥饿和贫穷意义上的新年仍然过出了欢喜、高兴，甚至满足。

至于争鸣中所论及的美化田园诗的倾向，这个我觉得谈不上。因为郭文斌先生出身农村，并非对以前农村生活的贫苦无切肤之痛感。他或许愿意从中挖掘出美来，但要刻意美化那份苦难，应该是没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