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评者误读还是作者张冠李戴？

——《大年》细节的困惑

◎运　沂

郭文斌的《大年》（《作品与争鸣》2004年第5期）是一篇很值得一读的好小说。在社会陷入对于“现代化”的片面理解的迷雾之中的时候，在“告别革命”、“亵渎崇高”、“解构理想”的一片鼓噪声中，在人性扭曲、美丑颠倒、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时代氛围中，它以西部穷乡僻壤中穷苦庄稼人的“固穷”而有乐亦有美的描绘，使人感受到一股古朴清新的气息，启人作些深入的思考，颇为难得。至于美化田园诗的倾向，那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于兹不论。小说在叙事中对农村儿童的心理刻画也斐然可观。

关于故事的时代背景，两篇评论俱以为“《大年》选材‘文革’期间西北农村的生活”，其中一位评论者并以此为据提出批评，认为作者“把农村大面积的饥饿说成田园牧歌，把残缺的生活化作风俗画……”，“把从前的苦痛……当作把玩的玉如意，油然而生爱怜”，是“浪费这份文学资源”。读毕不禁感到困惑：说小说是描写“‘文革’期间西北农村的生活”，也许论者言之有据，可能是来自对于作者创作意图的了解，不过我以为鉴赏和评论文学作品应该从文本出发，而不应从作者或评论者的指向出发。所以，问题的核心是：小说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场景，是否真的为“文革”期间的“风俗画”。

我反复推敲小说的细节，觉得它只是“新时期”生活的映现，怎么也不像“‘文革’期间的风俗画”。

请试言之。

诚如所言，小说确实是一幅西北农村过年的风俗画，而且生活气息很浓。不过，这“风俗”中，包括农家的办年饭、拜年、贴春联、祭祖、祭神等活动，其中除了办年饭看不出时代痕迹之外，其余的都与“文革”期间的时代氛围格格不入。解放以后，旧时代祈福祷寿颂祖敬神的春联内容逐渐为带有新时代气息的内容所取代，到“文革”时期，这一现象更达到顶峰。“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等等一片红，连“福如东海”、“出门见喜”之类亦少见；大牲畜早已入社，何来“积善人家牛羊满圈，向阳门第骡马成群”也？土改之后农村一直不断深化对封建迷信的批判，强调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宗族关系更是首当其冲。“一笔写不出两个字”之类观念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亲不亲，线上分”，“同姓未必是一家，阶级兄弟姊妹才是一家”等观念则不断强化。长幼有序、昭穆分明、慎终追远等纯粹是近几年的现象，像小说中描写的拜年和祭祖的情形，即使是“文革”前也是不可能的。还在毛泽东搞湖南农民运动的时候，即把“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作为农协的“十四件大事”之一，五十年代新政权普及教育，乡村的学校多为原来的庙宇、祠堂。到六七十年代，除了各级保护的文物单位以及具有统战意义的名山通衢的宝刹教堂和少数民族地区，形形色色的菩萨和帝君在神州“此岸”已经没有立足之地，毁学兴庙给神佛们重塑金身落实政策，是近二十年的事，像小说中所写的“关圣帝君”、“九天圣母”和“土地爷”般的盛大香火，绝不可能发生在“文革”时期或以前。

另外，文中所提到的“扶贫队”和“姑父你明年要发财了”的祝福语以及“西山里今年考上了两个大学生，那还不是说明喜神在西方”的时尚氛围，也都是新时期的标志。通读全篇，只有一处孩子的话语与全文不协调：“这哪里是无产阶级的话，这分明是资产阶级的话嘛。”我初读此处之时的确感到突兀，至今依然不解——难道我们仅仅凭着这一点认定作品的时代背景吗？

说起来有点好笑，这有点像《金瓶梅》的作者考证中寻求“内证”的方法了，然亦不得已耳。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创作与评论是从生活和文本出发，还是从意念出发？我对作者不太了解，不知道他是否熟悉“文革”期间的生活，但至少在这里可以说他是有意为之张冠李戴了。不过这倒不影响小说的审美价值。我倒觉得，这篇小说的背景还是以模糊为好，不如就像《红楼梦》一样，失落邦国地舆，无考朝代年纪，反而有了审美价值的普遍性——也正因此它才谈得上现实意义。而据此提出非难者反而难脱“误读”之失了。

不知论者以为然否？

（《作品与争鸣》2004年第10期，2004年《中国争鸣小说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