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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斌是宁夏本土青年作家群中引起文坛最新注意的年轻作家，紧随陈继明、石舒清等乡土作家的小说创作，初步形成自己散文和小说创作的独特风格，是一个比较矜持的、能够从细微处发现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的作家。继2005年石舒清的《果院》之后，郭文斌的《吉祥如意》又获2006年度《人民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宁夏青年作家乡土审美的文学创作再次得到批评肯定。2006年12月27日，《小说选刊》“贞丰杯”2003—2006年度全国优秀小说奖，在美丽的贵州省贞丰县三岔河风景区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郭文斌的《吉祥如意》再次折桂。此作还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而后又进入2006年的小说排行榜，被收进各种年选本，得到各方面批评的重视。最近又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那么郭文斌带给宁夏文学或者说新世纪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何在？这需要我们的研究和讨论。

郭文斌真正引起当代文坛的特别关注，是因为其代表性作品《大年》《开花的牙》《剪刀》《水随天去》《陪木子李到平凉》和《吉祥如意》的发表和争鸣，还有《腊月，怀念一种花》《一片荞地》等散文的良好反响。他的小说和散文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色彩，与其他西海固乡土作家的作品一样，西海固生活的苦难气息扑面而来，但他并不以此来直接呈现苦难的生存情景及其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而是触摸生活深层的温热和真实，抒写人性的淳朴和可贵，从容和坚韧，在生活的困顿里发现温情和诗意，在物质的贫乏中发现精神的富足，用深挚的情感和诗意的语言营造小说和散文的审美境界。少了三十年代“京派”作家乡土抒写的贵族气息，多了西海固本土作家的乐观坚韧。有人认为“这是作者对宁夏西海固人生存精神的一个探照”^[1]。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在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人的开拓和影响中，成就了许多作家的优秀创作，从西部作家和郭文斌的创作可以看出，当代文学的乡土性表现更为复杂和普遍。

所以我们讨论新时期西海固乡土文学的兴起，在当下的批评话语中，不能忽略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丰富传统。陈继明是潜在的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乡土文学抒写，尤其是儒家伦理文化和民间生活形态的呈现，体现了“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倾向，体会和揣摩个体生命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和情感体验，这些个体生命的心灵意识和处事行为仍然不同程度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却又遭受当下生活和外来思潮的无情打击。这在火会亮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得更为激烈。石舒清直接受到鲁迅文学思想和小说语言的影响，在伊斯兰宗教情怀的涵养中，体现出文学创作的精神性品格，特别注重个体生命的内心生活和乡土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归五四人道主义传统，追求“人的文学”，体贴人的内在情怀和个人尊严，呵护心灵自由和精神信仰。而郭文斌的小说和散文创作，在乡土文学现代性追求的路径上，在回归传统文化的审美认同中，有了更为独特的人文精神的发挥和抒情张扬。这种独特的审美张扬在西部文学的创作批评中却被一些人所质疑：苦难贫穷的西部乡村生活能用如此唯美、乐观的诗意审美来叙述和描绘吗？

譬如《剪刀》写一个病重的妻子和丈夫斗嘴并最后自杀的故事，却以一种戏谑乐观的口吻写难以承受的苦难生活，尤其是夫妻间的情感和斗嘴，写得凄美感人。又如《大年》写西海固一个普通农家过年的情景，主要是三个人物：明明、亮亮和父亲；三个片段：写春联，分礼物，拜年。把艰难的生活写得美好而富有诗意，中国古老仁厚的伦理文化也在悄悄延续传递。当然，许多人说，《大年》写的是贫穷，真正的主人公不是明明、亮亮，“而是充斥在村庄每个角落的‘贫穷’”^[2]；“他们的年过得很俭朴，实际上可以说很艰难”。有人批评这种贫困生活里带着微笑的小说描写，“把农村大面积的饥饿说成田园牧歌，把残缺的生活化作一幅风俗画，作家以画中人的身份充当画外解说员，我们不知道获得的是正解呢，还是对生活及其理念的歪曲。”^[3]有人直接批评郭文斌作品缺少那种西部作家惯有的力量感，对生活的残酷性表达得不够。以此来批评阅读郭文斌的《吉祥如意》，无疑离某种生活的真实更远，可以说作者在散文化的抒情描写里，已经完全消解了生活的贫困和艰难，只有人性的纯真、自然的和谐，展示给读者的是一幅清新秀美的乡村风情画，但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4]。

天地无言，风清月白，诗人却总是要咏叹：“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唐·殷尧藩《七律·端午》）《吉祥如意》围绕端午节采艾，通过五月、六月这两个纯洁善良的孩子的眼光，去描写乡村的自然景物和古朴风俗。小说最终的主旨回落到“抱着一抱艾，就抱着整整一年的吉祥”的美好祈愿上来，营造出温暖、清新、和美的诗意氛围。显然，这种诗意来自对节日风俗和自然事物的细致描写，也来自作家对于生活的看法。通过五月、六月的眼睛和心灵，叩问天地之间的美，美是心里的感觉，美是生活的声色气味；美是采艾的神秘，美是节日的习俗；美是古老的文化，美是天性的善良，美是生命的纯真；吉祥如意，是美的祈愿和祝福，美是祥瑞的事物和内心的敬畏。作家将自己对生活的独到领悟消解于自然物象中，把自己个性化的审美追求融入乡村生活的朴实风俗中，这种不单纯地停留在故事层面和现实层面的美学追求，对于小说创作来说，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因此，欣赏郭文斌散文和小说的批评者却说：“当我们看多了对于贫瘠苦难的西部的描写之后，读到郭文斌的散文不能不感到有些意外。在郭文斌的笔下，西部农村，具体地说，那个托起他生命的小村庄，连同小村庄所延伸出来的子题，是那么充满诗意，在那里，生命丰富而有生机地舒卷开放；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源自初始的快乐和忧伤。”^[5]正如看破红尘的明慧之人，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消极的出世和遁入空门，可以更为冷静地审视和关照人间苦难，达到更高的审美境界，抗争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冷酷，乐观地面对生活。正是这样的意义上，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最好读，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不是说他不清楚现实的丑恶和生活的艰辛，而是用审美的眼光和乐观的态度关照生活，从而带给人们内心一种呵护良善的道义和力量。《异秉》《故人往事》《故里三陈》这样的小说无法用教条的理论来批评。所以谈到自己的小说，汪曾祺也说，不论是包含忧伤的感情，还是内心的欢乐，以及“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6]正是这样的文学信念和生活态度，才有了充满生命情趣和生活色彩的《受戒》。也正是这样的审美路径上，我们可以批评说《吉祥如意》以生命的自然和淳朴作为关照乡土生活的审美视角，把民俗、民情、人性天然地融会在一起，创造了超越故事情境的审美境界，宁静而狂欢，清凉而又温暖。郭文斌是一个敏感多情的本色作家，正因为挚爱自己生活的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才能把捉他（她）们天性中与生俱来的朴素、诚挚和良善，在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里透露出乡村节日的文化渊薮。乡土、风俗、文化，在作者的笔下有了一种无声的活跃和静默。

读《吉祥如意》，就像在看一卷笔墨匀称、色彩自然的山水田园画，整个故事或者说画面的构思简洁明净，却又富有色彩和动态之美，尤其是作家细致传神的笔墨塑造的几个孩童形象，独具生活的情趣和淳朴性格。五月的灵秀、六月的聪明、地生的调皮、白云的天真，还有忙生的寡言，他们构成的本身就是一幅吉祥如意的图画。让人想起2008年奥运会的五个福娃，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北京奥运和文学审美对于传统文化价值的共同彰显。小说的人物与意象营造是作家艺术思想的结晶，对于深化作品的意蕴，表达作者的创作思想，都有着独特的作用和意义。“吉祥如意”的意蕴发掘，让人耳目一新。“采艾就是采吉祥如意”这个意象寓意的构建，奠定了小说的审美基调，“夺香包“和“蛇不咬善人”的细节描写，“有些东西给了别人家才吉祥如意”的含蓄暗示，不断升华作品的内在意蕴，使小说平添许多乡村风俗的神秘，也传达了传统文化的许多深层蕴含。所以有人批评说，这篇作品“是对秘密兴致勃勃的叩问和对大地、人以及万物的由衷祝福”^[7]。但是这种弥足珍贵的精神和生活离我们已经越来越遥远，作者最后忧伤地轻轻慨叹，抱着艾、抱着“吉祥”回家的五月、六月，“他们的脚步把我的怀念踩疼，也把我心中的吉祥如意踩疼。”

对于郭文斌文学创作的美学追求以及《吉祥如意》审美寓意的争议，暴露了我们当前文学创作和批评存在的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首先，五四以来一直强调的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偏离文学本体批评的过程中滋生了过于教条化的文学思想，尤其是1949年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化（也包括文学的反映论）要求，在八十年代批评张炜《古船》时仍然暴露无遗，甚至到今天，我们一些读者和批评家把文学等同于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缺少一些宽容的文学审美的艺术精神。其次，是当下小说创作的流变和自由写作，带给读者过多的世俗化阅读，读者单纯地追求小说的故事性，甚至夸张而荒诞的传奇故事的刺激性，失却了文学本真的审美心态，等而下之的是迎合市场的欲望化写作，在关怀人性、张扬人性自由的幌子下，变相夸张欲望追逐，宣泄暴露个人隐私，以达到功利的市场目的。这些潜在的因素影响了部分读者和批评家对于小说审美精神和人文伦理价值的批评认可。郭文斌散文化抒情描写的唯美追求，不仅受到文学真实性的质疑，甚至带来一般读者的偏见贬损。所以我们的阅读可能会忽略作品最后的暗示，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往往不会珍惜，作者内心的“吉祥如意被踩疼”。在当下过度追求物质欲望的时代，可能也是文化缺失和人性沦丧的时代，文学的艺术性反而会被贬低，消遣性和世俗性却得到普遍的肯定。

但是，另一方面，郭文斌《吉祥如意》又是当代文学的大背景和宽松环境下的具体创作，肯定得益于现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化思潮的涵养。在市场化和世俗化的小说创作的文学流变中，“不论是语言的洗练、技巧的运用，还是作家的群体结构、审美的自由多元、创作的个性追求和文本的多样呈现，都是百年以来中国文学最丰富和活跃的时期。”^[8]所以，看起来朴素简洁的《吉祥如意》，在描写大地和生命幽玄的深邃里，却也包含了许多先锋性的小说叙事技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从小说叙事的技巧来说，有三个方面需要批评说明。首先是现代主义文学最辉煌的意识流叙事方法的明显影响。其次是补充叙事或者说穿插的叙事手法，既是小说的一种叙事策略和结构设置，也是为了在场景变换中形成舒缓的节奏，有益于散文化的叙事风格和诗意氛围。另外，最为匠心独具的，在突出儿童视角的同时，巧妙利用对话辩难的叙事学技巧。而且这三者有机结合，形成完整而简洁的小说叙事结构，增强了小说文本的艺术效果。美国“南方乡土文学”作家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却也是现代派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之作，郭文斌简化福克纳意识流的密集叙述手法，转化成中国山水画的笔法，写五月、六月的直觉和心理，借用意识流的自然联想，巧妙穿插七个相应贯通的场景，形成类似复调的小说叙事，联想叙述香包的制作过程（包括许多习俗和禁忌），表面上却又没有打破原态的“节日早晨—要去采艾—路上—采艾—采艾回来”的时间结构，又让人自然想到20世纪“小说圣经”《尤利西斯》的结构。语言的表述有很大的局限性，真理的发现是辩难追问的结果，柏拉图和孔子探讨真理、交流思想的方法不是问答就是语录（对话记录），而在郭文斌这儿变成了小说最具有先锋意味的叙述方法。铺陈直叙的方法无疑会显得单调，而辩难启发的对话会形成语言表述的巨大空间。所以散文化的写景叙事因为五月、六月的对话，不仅形成活泼跳跃的叙述节奏，而且增加了语言的意味，丰富了文本的蕴含。这种具有“复调小说”的对话特征，也说明郭文斌在最为乡土和朴素的小说叙事中，却娴熟巧妙地借鉴和运用了大量的现代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技巧。

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篇小说的文化内涵。第一，这篇小说标题的寓言性，就包含了显豁的文化意味。中国各民族大多喜欢“吉祥如意”的祈福祝愿。最为圣洁的是藏族、蒙古族用洁白的哈达（高贵的蓝色哈达）表达的美好祝福，就是“吉祥如意”。正如满清贵族的礼貌用语：“您吉祥！”东方民族的文化交融中，吉祥如意成为各民族共同表达情感和美好祈愿的文化符号和寓言故事。普贤菩萨的四川峨眉山道场，专门用骑着“吉祥（白色大象）”和手持“如意”来昭示广大无边的佛法福佑。中国伦理文化的凡俗人世和佛教神性的极乐世界共同祈愿都是“吉祥如意”，中国儒道文化与佛教文化最大的契合点就是“吉祥如意”蕴含的宽容善良和美好和谐。其二，端午节的文化蕴含，也是小说文本最深厚的文化背景^[9]。历史变迁的西海固，其实不是荒僻之地，秦时明月汉时关，从上古到秦汉，包括盛唐，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民俗风情和传统文化。所以郭文斌笔下的端午节习俗包含中国历史文化的原型密码和人类原始天性的东西，包括“对人的尊严及其在宇宙中特殊的地位加以强调”，作者“对于表现个人的情感、意见、经验与环境之具体特色感到无上的兴趣”^[10]。最为古老的文化命题可能包含了最为现代的人文精神。其三，郭文斌的《吉祥如意》能够获得核心刊物与严肃批评的认可，赢得部分读者的推崇，不能忽略作者感受或者说顺应了目前最大的文化回归思潮，也是符合新时期文学在世纪末的流变和当下文学创作的多元自由的发展形态。在急遽的市场化经济发展中，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回归传统的多重力量。《吉祥如意》能够超越审美的愉悦为读者提供审美享受，并使读者的心灵深处产生空灵优美的民族文化感应，既表明了作家较高的审美能力，也显示了作家深层把握文化价值的艺术批判力，这才是《吉祥如意》真正的寓言意义和审美价值。也可以说《吉祥如意》是现代生活追求传统文化的悖反和回归，是传统审美精神的文化象征和寓言叙事。“在本雅明看来，寓言是我们自己在这个时代所拥有的一种特权，在中心离散时代，在自我意识分裂后，只有寓言是产生多种组合的文体方式，拒斥单一模式，本身就有‘复调性’，因此小说吸收了寓言的营养是不言自明的事情。”^[11]

也许正因如此，有人批评说：“中国乡土小说既面临着种种思想和审美选择的挑战，同时也蕴含着重新整合‘乡土经验’，使乡土小说走向新的辉煌的契机。”^[12]当然，作为严谨的批评，我们不能一味抬高年轻作家的创作水平，不说与其他文学大师相提并论，就是与老作家汪曾祺比较，郭文斌还欠缺点诗书涵养的艺术性情和热爱生活的爽朗通脱，文字的表述“还有风，还有浮躁”^[13]，小说的语言、叙述还没有达到真正炉火纯青的简朴和自然，圆润更是一种追求。当然，从文字涵养的个性来说，郭文斌比饱经人事沧桑的汪曾祺安详和清净。小说叙事的现代性追求，也是郭文斌有别于被称为最后一个文人作家汪曾祺的最大不同，最为可贵的是郭文斌有了一种回归传统文化和小说审美的自觉。

[1]王佐红：《西海固人生存精神的写照——也谈小说〈大年〉》，《作品与争鸣》2005年第3期。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93页。

[5]李晓红：《寻找回家的路——为郭文斌散文说几句话》，《文艺报》2004年6月24日。

[6]汪曾祺：《汪曾祺作品自选集·自序》，漓江出版社，1996年第2版。

[7]周志新：《〈吉祥如意〉责编稿签》，《小说选刊》2006年第11期。

[8]李生滨：《20世纪末中国小说的流变和自由写作》，《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9]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具有两千多年来的风俗传统，有不同的由来和传说。后来流传最广的是纪念投江的诗人屈原的传说。端午也称端五、端阳。此外，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夏至节、诗人节、龙日，等等。虽然名称不同，但总体上说，各地人民过节的习俗还是大同小异。由于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加上许多故事传说，各地也有着一些不尽相同的习俗。其内容主要有：女儿回娘家，挂钟馗像，迎鬼船、躲午，贴午叶符，悬挂菖蒲、柳枝、艾草，游百病，佩香囊，备牲醴，赛龙船，比武，击球，荡秋千，给小孩涂雄黄，饮用雄黄酒、菖蒲酒，吃五毒饼、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皇家还要进新衣，“端午生衣进御床，赭黄罗帕覆金箱。美人捧入南薰殿，玉腕斜封彩缕长。”除了有迷信色彩的活动渐已消失外，其余至今流传中国各地及近邻诸国。

[10]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11]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1页。

[12]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13]徐春萍：《有定力的文字——访郭文斌》，《文学报》2006年1月15日；并见《黄河文学》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