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集《大年》因何被大家喜欢

◎刘新锁

在2005年6月30日《小说选刊》主办召开的郭文斌短篇小说精选《大年》作品研讨会上，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给了如下评价，读完郭文斌的小说让人大吃一惊。没想到还有这么美的短篇小说。没想到还有这么美、这么纯粹、这么含蓄、这么隽永、这么润物无声的小说。他的小说你要做理论上的概括可能不容易，但是你可以被陶醉。郭文斌的小说感动得我掉泪。郭文斌给我们提供了罕见的审美体验。郭文斌的作品提供的美学价值，那种罕见的美，尤其是值得我们珍视的。著名评论家白烨称，《大年》是2004年乡土写作最重要的收获。看完《大年》，我深有同感。

郭文斌可以被看作是九十年代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异数。他的乡土小说呈现出了相当明显的地域色彩，在阅读过程中会感觉到浓郁的地域风情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但是他并不借这种“地方特色”来炫耀自己和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而是用清新俊逸、舒卷自如的语言饱蘸着深情抒写着自己生活的那一方水土，抒写着其中的温情与诗意、困乏与富足、从容与酷烈、自由与扭曲，给那片干涸、贫瘠的土地涂抹上一层诗性的美丽光泽。他在看到了西海固地区“最不适宜人生存”的环境给人带来的困苦与折磨，但更多的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应和捕捉着生存于其中的生命身上具有的真、善和美，将其发而为文对那片贫瘠的土地上顽强繁衍生息的生命不断进行吟咏和歌唱。

我一直相信“文如其人”这种说法，读郭文斌的小说可以看出，这个人应该是一个朴素善良而又敏感多情的西部汉子。他的乡土小说中充盈着太多的人间俗世温暖，流淌着太多民间人伦情谊。作品中洋溢着的温情毫无功利目的和利害算计，只是生活在西部那片土地上的人一种天性中生来具有的恻隐之心和朴素善良与诚挚，是没有被生存的困境所泯灭的一点善念和对每一个生命出自天然的尊重与呵护。而这些离我们身边的世界已经有些遥远了，正因为这样才弥足珍贵更加令人痛惜。在引发了很多争议的中篇小说《大年》中，郭文斌写到了一个民间的“知识分子”——父亲。父亲是一个一直生活在农村但有些文化的普通人，但在他身上却保留着来自中国人文传统优秀精神的深厚积淀而且这种积淀已经被内化成为他做人与处世的固化的精神构架。儿子提出把写坏的对联送给村里的一个傻子，父亲对此大为生气。他教训儿子说“只有小人才欺负瓜子（傻子）”，“我说的小人，不是年龄没有长大的人，而是那种品德不好的人，有些人即使活到一百岁，也是小人，知道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中那种“仁者爱人”传统精神的影子。父亲数年来一直坚持义务先给全村人写好对联才动手写自己家的，在村里有人因为日子过得没有盼头丧失心劲时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用动情而严厉的语言和行动促使他感愧从而在精神上振作起来。在父亲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熏染出来的美好人性和动人的脉脉温情。在这种重情重义的传统浇灌下，在温情流淌的氛围中，村人才在过这个物质极为贫乏的“年”时，在精神上感受到了充盈、和谐而美好，这一切都是那么令人神往和感动。也正是父亲的当头棒喝和言传身教，使得这种精神传统能一代代薪火相传，在两个儿子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种子，让他们从小就知道应该如何为人处世如何坚守自己的道德操守和良心良知。用笔极为精炼传神的短篇《剪刀》中，生活上已经陷入绝境的夫妻相互的调笑和谑骂中漫溢出来的是相濡以沫的至爱与挚情。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但是小说中在深情和绝望之间经历着撕裂般痛苦的男人和女人并没有因为无望的而陷入无边的哀戚沉溺下去。即使妻子最后对自己的毁灭和牺牲也闪耀出了美好人性和生命尊严的璀璨光芒。他们身上那种对生命的坚韧和顽强，因为物质贫乏而手足无措的无奈抉择和绝望的放弃足以让读者潸然泪下。再如短篇《呼吸》，在西海固令人几乎彻底无望的巨大贫乏中，作者并没有大肆渲染生活的苦难，没有让主人公们怨天尤人愤恨天道不公，而是浓墨重彩描述了懂事的女儿、朴实憨厚的父亲和似乎已经具有了人的灵性与情义的老黄牛之间相依为命与天灾残酷斗争中活下去的意志与恒心。在这种达到极致因而足以直接威胁人肉体生存的可怕贫乏中，人与人、人与动物构成了一幅在苦难的生命之路上相互支撑跋涉前行的动人画面。而作为生命之源的水之贫乏与小说中人物的名字“郭富水”、“川川”、“水水”之间的巨大反差也能令人心酸使之欲哭无泪。

除了温情的笼罩，在郭文斌的小说世界里，西部贫乏的生活环境中还四处盛开着繁密动人的诗意之花。对西部生活的场景、天真未凿的儿童视角、对生死的达观态度、少不更事的心灵中萌动的朦胧性意识这些的描写都使得他的小说焕发出了动人的诗性光泽。丁帆教授将中国西部文学的外部审美形态概括为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并认为这“三画”使西部文学具有了浓郁的地域色彩和风俗画面，同时也构成了西部文学赖以存在的底色；在郭文斌小说中，西部生活场景描绘同样具有相当浓厚的地方风情和地域特色。《大年》中描绘了家家户户门上贴的对联和挂上的新糊的灯笼、供奉的香案和“献饭”、家长给每个家庭成员分的有限的几粒水果糖和几颗核桃；《开花的牙》和《三年》中写到了给老人办丧事和祭祀去世亲人时的搭帐篷、上香、供奉、纸糊的童男童女和金银斗以及各种风俗传统各种程序等，所有这些都能够让人体会到浓厚的人间生活气息产生的诗意和温暖。正因为这样，我们在郭文斌和一些西部作家作品中才能够看到，“从新生命的出世到老人的葬礼，从邻里共处的嘘寒问暖到家人远离时的关切和思念，贯注于其中的仅仅只是人类那种最基本也最直接的爱，但就是这种简单明了到了极处的爱却包含了人性的最为复杂深刻的内容。”^[1]在短篇《雨水》中，作者是这样写雨后的村庄的：“刚刚经历了透雨的村子润润的，鲜鲜的，晃晃荡荡的，同时又生生的，让扣扣觉得谁在不经意间将天地重新换了一次，使人在惊喜之余不由生出许多陌生感。往日生硬而又焦黄的韭菜地也变得酥酥的，青青的，如同一个方才出浴的农家姐姐，蓬蓬勃勃地散发着一股青草味，看着让人心里往出渗水。”灵动笔触描绘出的风景中诗情画意几乎从纸上伸手就可以掬取，而环境的描写又和小说要表现的少女那年少情怀和青春秘密相得益彰水乳交融。

郭文斌的西部乡土小说多采取一种儿童视角来展开叙事，从天真未凿的儿童眼里看到的世界没有经过成人化的世俗色彩染指和种种程式化思维的规范，因而完全是纯真而明净的，澄澈清新而显露出一片赤诚之气。《开花的牙》中，牧牧因为在葬礼上可以吃到美味的点心就希望他有一百个爷爷用来每天死一个以便保障他天天有点心吃，并当面问他的大姨什么时候死因而惹得二姨生气。他做的这一切都是缘自懵懂无知，因为他根本不明白“死”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对成人来说有多可怕。正因为这样，他才会在爷爷的葬礼上高兴地唱着小曲。而这些和他对爷爷发自内心的真挚依赖和留恋毫无矛盾，正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对爷爷的真情，让他在意识到爷爷再不会醒来时不由得放声大哭；在帮忙办理丧事的村人吃肉菜时充满恐慌地问父亲：“忙生子吃的总不是爷爷吧？”引得父亲落泪；并调动儿童那种天真的想象力想象着爷爷能骑上纸糊的仙鹤飞到美好的“共产主义”……这些描写更为真实地写出了一个孩子心灵那种毫无矫饰的素朴之美。在《我们心中的雪》《门》《快乐的指头与幸福的纸》等直接写儿童心理世界的作品中，郭文斌写了处于性初步觉醒期的孩子那种源自本能的懵懂性意识和性幻想，写了少男少女成长过程中敏感而脆弱的心灵中一个个小小的秘密，活画出了少男少女内心隐秘深处风景特有的诗意朦胧美。正是这个原因，张晓峰博士才认为郭文斌对性的抒写达到了一种理想状态，是中国作家中在性描写方面有着出色表现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

郭文斌似乎对将西海固文学定调为“苦难”文学有一种近乎固执的抵触，他认为这是西海固文学的悲哀。他说：“对于西海固，大多数人只是抓住了她‘尖锐’的一面，‘苦’和‘烈’的一面，却没有认识到西海固的‘寓言性’，没有看到它深藏不露的‘微笑’。当然也就不能表达她的博大、神秘、宁静和安详。培育了西海固连同西海固文学的，不是‘尖锐’，也不是‘苦’和‘烈’，而是一种动态的宁静和安详。”^[2]因此，他在自己的西部乡土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地用手中的笔去发掘西部人困乏、艰难和酷烈的生存状态中蕴含的生命诗意与日常生活中的温情和美好。生活环境和气候条件的恶劣给郭文斌作品中的主人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物质生活磨难与困苦，但是这些在生存路上艰难行走着的人却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存欲望、顽强的生命意志和乐观的精神状态。他们活得安详、从容，不乏美好的情致与俗世生活的情趣。当然，郭文斌的乡土小说也没有回避物质困乏给人的生存带来的灾难性甚至是毁灭性的后果，他的《剪刀》《呼吸》都涉及到了天灾或人祸。所有这些对于只能满足最低生存需求挣扎在最低生命保障线上的西海固人无疑是巨大的挑战甚至会对他们构成灭顶之灾。《剪刀》中的妻子善良朴实而又坚韧刚烈，但是灾难选中了这个不幸的人，她患上了重症需要五千元来动手术。这个数目对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来说微不足道，但是对生活在西海固的这个家庭来说却犹如空中楼阁那样遥不可及。她和对此一筹莫展的丈夫在命运的挑战面前在精神上没有低头，依旧相互戏谑和相互扶持，努力延续自己已经非常微弱的生命之火。但是物质上的困乏并不是完全靠精神上的乐观与从容就可以战胜，本来就风雨飘摇的日子已经不起任何风雨的侵袭，为了不给丈夫和儿子日后的生活造成沉重的负担，这样一个美好而又坚强的生命勇敢地选择了主动向黑暗的死亡迎头而去。在作品中可以看出郭文斌的本意更在于对这种生存环境中的生命个体身上表现出的乐观、坚强和牺牲精神发出赞叹，但是其中物质的极度匮乏导致的生命毁灭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呼吸》更是一篇直面生存苦难的小说。干旱魔影笼罩下的大地不仅完全毁灭了生机，直接导致的饮用水高度缺乏更威胁着西海固人的生存。丧失了作为生命之源的水，这种灾难折磨着人威胁着他们的肉体生存。“郭富水看见，水水的嗓子烂得一片一片的，看得他的心像刀子剜。他的嗓子也烂了好长时间了，晚上常常将他痛醒，一吐一口血，不知一个孩子该如何承受。”不管大人孩子还是和他们相依为命几乎有了人的感情的老黄牛，都在旱灾面前经受着生命意志和毅力的严峻考验。也正是这种近乎生命绝境的考验下，人和动物身上体现出了生命精神的尊严。但是生命又是脆弱的，在天灾人祸面前显得那么不堪一击。除了天灾人祸对本来就在艰难求生的西海固人之生存权利的挑战和打击外，郭文斌的笔也触及到了现实生活中被权势异化的人性之丑恶并初步展现了自己的批判锋芒。《撒谎的骨头》就是一篇直接批判现实生活中丑恶现象的作品，耕地老汉历尽艰辛忍着身体的巨大痛苦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换来了一袋可以换钱的骨头，他在这袋骨头上寄托了一个可怜的老人对相依为命的孙女全部的温情和厚爱。但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自己的辛劳所得几乎被披着权势外衣的恶尽数剥夺，美好的理想一下子化为泡影，“耕地老汉心中的最后一盏灯灭了”。浓厚的人间真情在权势化身的丑恶面前竟如同狂风中的一盏孤灯那般容易被扑灭。也许是因为郭文斌太过善良，他并不是看不到西部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现实之恶对自己心中守护的温情诗意的打击和对生命存在尊严的危险与剥夺，但他总是在触及到这些时转而将用笔的着力点放在对美、善和温暖的歌咏之上。郭文斌说：“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最懂得‘破’，一个是庄子，一个就是毛泽东。他们都能够在‘破’中寻找生机和诗意。”^[3]从郭文斌的小说可以看出，他同样是在西部人困乏的物质生活中执著地寻找和描绘着温暖和诗意，这使他的小说具有了如同民谣或者挽歌那样一种非常朴素的感染和打动人的力量。但是，对贫穷和充满了苦难的生活进行一种有意或无意的美化，不忍心或者不敢于直面与美好善良并存掺杂在一起的现实困境和被异化的人性中的丑恶，我个人以为这些因素影响了郭文斌小说具有的干预现实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艺术成就。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但是在不放弃自己固有艺术特点的前提下，作为一个有潜力的年轻作者，也应该努力向着隐藏在现实表层之下的东西和人性的深处开掘，从而使得自己的作品内蕴更加丰富和厚重一些，这恐怕并非是求全责备。郭文斌还在路上，他的创作还具有相当大的生长空间。相信前面他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我们对此拭目以待！

（《文艺报》2005年12月）

刘新锁　文学博士，评论家。

【注释】

[1]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2]郭文斌：《回家的路：我的文字》（《大年·跋》），见郭文斌《大年》，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页。

[3]郭文斌：《回家的路：我的文字》（《大年·跋》），见郭文斌《大年》，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