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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生滨：我首先要提醒大家，文学的批评与阅读应该有一种热情！不论是学术的讨论还是个人的爱好。郭文斌短篇小说精选《大年》的出版发行是当代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收获，也是宁夏文坛最新的亮点，值得我们关注。

《大年》里的主要作品在杂志上发表的时候，就引起了一些批评和争鸣。今年5月《大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6月30日，由《小说选刊》牵头，在京的部分文艺工作者、批评家和宁夏部分文化单位在北京举办了作品研讨会。同时，他的创作作为当代文学新的力量，加之对西部文学的丰富层面，也引起了南京高校部分教授博士为代表的学院派的批评关注。废名（1901～1967）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乡土文学创作中有独立精神并独树一帜的作家，对后来的“京派”作家有很大的影响。有人在批评郭文斌的小说创作时说，郭文斌的美学风貌与废名和京派最后一个作家汪曾祺颇为接近。《大年》的编者说：“徜徉在他的文字里，相信谁都会惊叹，生命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而周作人在《桃园·跋》里写道：“废名君小说中的人物，不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一种空气中行动，好像在黄昏天气，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解读现代作家废名的乡土抒情的描写，进入《大年》的批评细读。

崔文静：读过许多南方作家的“都市文学”作品，很少接触本土作家的作品。读过《大年》这本集子，使我获得了别样的感受。郭文斌的文风与废名确有相似之处。废名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仅是独树一帜的，而且有自己独特的诗化追求，所以许多人认为他的作品晦涩难懂，奇谲怪异。其实他的作品并不是用来“看”的，而是需要我们细细地去“品”，用心去感悟的。正如沈从文所说：“作者的作品，是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得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在一个我们所生长的乡村，如我们同样生活过来的活到那地上。”在郭文斌的《大年》中，我同样体味到了一种乡土抒情的亲切和深挚；《剪刀》尤其让人感怀，生活极其贫困的家庭中却充盈着满满的浓浓的爱；《呼吸》中人与动物的和谐共存、惺惺相惜，是对人性美的礼赞。诚然，郭文斌的创作与废名还是有距离的，但他的作品在当代文坛确实也呈现出了独特的美学风貌。

李生滨：作家的所有作品不可能都在同一个水准上，每个作家只有在大量的创作中才能产生其优秀的代表性作品。郭文斌的作品和废名作品当然有距离。废名崇尚传统，追求诗意的田园生活。郭文斌接受的是五四之后的现代“白话”教育！他是从写作进入人文精神的思考和探索，虽然也是回归传统和注重一种接近禅的感悟，但更贴近他所熟悉的乡土和当下生活。

文学批评就应该站在自己的立场批评文本，体味魅力所在，也指出不足和粗陋所在。郭文斌是宁夏青年作家中除石舒清之外又一位有自己独特创作风格的作家，他小说的美学风格与废名颇为接近。两人的创作都具有浓郁的乡土情怀：废名写南方小镇和乡村生活；郭文斌写西部偏远农村，那里人们的生活相对比较艰难。两人都喜欢通过儿童视角展开叙述，特别是表现性的最初意识的萌动。当然，废名写得含蓄朦胧，郭文斌写得比较直接。另外，两人在各自所处时代的文学整体氛围里都有别样的表现。二十年代漂游都市的一些年轻作家的乡土小说是在农村衰败的景象里描写故乡风情和人事，废名却追求乡村生活的安静淳朴，里面有生活的艰辛，但主要表现人们安于现状，隐忍而乐观地生活，崇尚自然和谐。郭文斌小说吟唱艰难生活中的乐观精神，在日常的叙述里很细微地批评人的生存努力中难以避免的沉沦、自私、卑鄙，等等。只有细致的感悟，方能捕捉到生活中的朴实和美好，虽然不无苦涩和艰辛，但叙述是诗意而美好的。两人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在遭受伤害时却表现出人性难以磨灭的力量和品质。两人都直面人和人的普通生活，但不刻意去揭示人物的悲剧，在这种不揭示的质朴描写中让读者去品味人物的不幸与隐忍、乐观与纯朴，或者坚强。

王　芸：师友们一再推荐《大年》，在读作品之前，先仔细阅读了“序”、“跋”与“代前言”。由于我阅读的趣味更多地倾向西方文学，特别喜欢西方作品中的悲剧情怀，思考生与死以及宿命的文学命题，有时自然就会有一种个人化的期待。这样的期待和比较，总觉得郭文斌的作品生活气息很浓，但缺少一种内在真正深厚的悲剧意蕴。尽量调整自己的阅读心态，进入文本。《大年》以贫困作为叙事的生活基础，我想是因为郭文斌生在西吉，故“写实性”地记录那片乡土的生活。与废名相比较，两人均追求“禅”，禅宗崇尚平淡的人生态度，使废名总能以恬淡的心境把握人生、观照世界，描绘出自然的灵性和生活的宁静。而郭文斌面对生存的艰难却用禅的境界观照人的内在精神以及他们生存的悲欢哀伤。此外，语言上，都追求随意和自然，各自也包含一些自己故乡的方言，但废名的作品具有一种诗化小说的灵韵，正如王维的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郭文斌的小说却更多的具有西部乡土色彩。郭文斌的作品也具有散文化的抒情韵致，但善于捕捉并突出个人化的瞬间情感。另外，通过少年视角展开叙述也是两位作家的共同点，特别通过少年视角对性意识萌动的描写。这在郭文斌更为突出，如上篇中的《雨水》《门》等作品中写得就非常直接。在废名的作品里因为诗化的意境和内在感觉的跳跃性描写，表现得比较含蓄一些。郭文斌善于借用儿童的眼睛揭示成人世界，介入当下的生活，是一种肯定的入世的生活态度和批评的审美追求。废名采用童年的视角，着重点在写出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写他们的自然感觉和内心生活。《桥》中写小林和琴子他（她）们，由此而写出自然淳朴的田园风光，其间表现出一种“出世”的倾向。又因为诗意和注重内在的类似意识流的描写，废名整体的抒情风格就比较晦涩。有时候也感觉到，郭文斌作品内隐的“道”比“禅”多，特别集子后面的文章，譬如《水随天去》，像卡夫卡的《城堡》。能真正体会并进入《大年》也是不容易的。

杨　丽：说起悲剧性，我倒认为郭文斌的作品并不是缺少一种内在的悲剧意蕴，只是他不像西方作家那样直白地表达，而是通过作品中的人物的言行命运含蓄甚至带有一些乡土的羞涩来表达生活中人的悲哀与伤痛。如《忧伤的钥匙》是生命闪耀的含泪微笑，是唯美的情怀用眼光割伤心灵的伤痛。还有他的《小城故事》，是对现代人灵魂失落和内心生活失重的写实，彰显了现代生活里人的偶然与无聊，这是人类生命的悲哀。若不细读作品，是很难体味他作品蕴含的对人生、人性悲哀的审视与观照。

马宏福：我觉得“道”与“禅”，在某个层面上与文学是相通的。周作人在为《竹林的故事》作的“序”里说：“文学不是实录，乃是一个梦，梦并不是醒生活的复写，然而离开了醒生活梦也就没有了材料，无论所做的是反应的或是满愿的梦。”道、禅、文学都离不开“醒生活”。从“材料”走向梦，最终给人以美好的东西。用沈从文的批评话语来说：“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用略见矜持的情感去接近这一切。”

李生滨：正如马宏福提到的，沈从文在《论冯文炳》里批评冯氏时指出：“作者所显示的神奇，是静中的动，与平凡的人性的美。”崔文静也提到，“作者的作品，是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地长在菜园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在追求平淡和自然方面，废名的趣味与苦雨斋主人很接近。但小说的这种清新与深挚，可能与周作人的枯涩多少有些不同。“道”与“禅”是郭文斌创作内在努力的方向。存在与生存是人类追问自己的永远话题，人活着就要寻找自己活着的根据和念想，而每一个人生存的背后仍然是深厚的传统文化。乡土情结也是每一个诗人、作家创作中最为幽深的历史文化积淀。

王之文：对于李老师刚才的观点，我深表认同。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大多受到外国作家尤其是西方作家的影响。读他们谈文论艺的文字，往往会提到托尔斯泰、卡夫卡、伍尔芙、福克纳、马尔克斯，等等，我也不是说反对从西方文艺中汲取艺术素养和表现手法，还有现代人文思想。但我认为，一个高度成熟并最终要成大器的作家，不可能完全放弃本民族文化的深厚传统。当然，这种立足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应该是一种批评的选择和学习。与当代大多数青年作家不同的是，郭文斌在向外国作家学习的同时，更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他对儒、释、道等中国传统经典的谙熟使其作品闪现出别样的光彩。人文精神方面有非常深厚的东西，有些作家竭力从西方作家那儿追问，而郭文斌在对中国传统的审视中却领悟得更多。这种坚守与回归也得到了语言和叙述的创新。正因深植于传统和乡土，郭文斌的作品比同时代其他一些作家的故事叙述和欲望写作要耐看一些。

杨　丽：喜欢郭文斌的作品，但我读《大年》，却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是结尾略显突兀，就如命名作品集的短篇《大年》，故事还没说完就结束了。另外有些作品，感觉其文字和构思多少缺乏艺术的含蓄和圆润，废名作品越写越冲淡而自然，越写越有艺术性。如《桥》，回荡着《红楼梦》的影子，那种中国人生存的日常情景和深藏的悲剧意味，读来让人十分感动。而郭文斌作品则不然，若与废名的含蓄相比，郭文斌作品的叙述特色或许可用“裸露”一词来形容。尤其是从《空信封》到《大年》里的爱情描写，作者以空灵飘逸的文字写了一个个心灵“断桥”的故事，揭示给我们的也是一个个爱情的伤口。

李生滨：你对郭文斌的作品用“裸露”一词批评，抓住了存在的某种问题。但真正客观切实地评论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是比较困难的。我们一定要慎重并要有所依据。在现今的风气下，人们呼唤一种真正的批评氛围，但实质上很难达到。和南方作家相比，西部文学，包括西海固作家，洋溢着一种人文精神的淳朴、厚重之美，人性、人情之美，这也是当前文学界和批评家看好西部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学所蕴含的东西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入我们。人可以通过文学提高自己，从而受人尊重以促进人生。文学也可疗伤，心灵在这里能得到慰藉和激励，寻觅艺术人生的理想状态，想象并追求人性的自由。中国人大都知道林黛玉和薛宝钗吧，黛玉是诗人，宝钗就比较世俗一些，男人一般会选择薛宝钗做妻子，而惦念的永远是林黛玉。你可以把黛玉理解成文学的、诗性的，没这种东西我们也照样生活下去，但人却会越来越平庸甚至堕落。人文精神是人类共同的信念和最后的精神家园。

张滟宁：我还是谈谈个人的阅读感悟吧。看郭文斌的作品不多，废名的作品我读得稍多。刚开始读废名的作品时，自己并不能很快地进入，而是耐着性子，慢慢读。因为他笔下的小说并不是故事情节的跌宕，而是美好性情的流露，可是，我们有时很难跟上作者那独有的情绪，所以长期以来也就有了废名的作品并不好读这样的印象。感觉废名的作品是从心里流出来的，而郭文斌的作品多了一些叙述的技巧。废名的作品充满乐趣，自然真切，譬如《竹林的故事》《阿妹》。他作品内在的品质不是柔和而是一种韧性的精神，充满理想的低调的崇高、空幻，有彼岸的感觉。作品的精神、气质是内在的统一的，沉于生活，但没有死死地紧贴生活。本来是一些普通的生活场景，表现出的却是一种隽永、空灵的感觉或者说意境。

马宏福：真正有独特品格的文学作品除了文笔的独异，还体现了不同作家的独特性情，也是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的表达。文章是作者真性情的流露，按照周作人先生的话来讲，废名是诗人，虽然做着小说。所以说他的小说比较独特，语言上不仅有很大的跳跃性，而且极度简洁，又有着含蓄的古典趣味。而郭文斌的文字也是比较有特点的，也是略具诗性的语言，给人以干净、清亮的感觉。废、郭的文字都具有散文化的抒情意味。可以这样说，废名的文字是一轮在高空的月亮，天很蓝，那一味情绪像月中的月桂树淡淡的姿影；郭文斌的文字则是一盏油灯，放在一所黑屋子里，在照亮人心的幽暗中给人伤痛而亲切的感觉。

柳娅妮：偏爱《大年》集中的短篇《大年》。小说写的是西海固那个地域的亲情、人情、礼仪等文化如何以无声的方式进入孩子们的内心，在成长的过程中构成他们独特的精神世界。应该说是作者在回味自己的童年体验，是借小男孩明明和亮亮之眼、之耳、之心，来传达他成年后回顾童年生活而体会最深的人生况味。所以你能感觉到双重的叙述视角。对爱的温暖的体验是错综的，有童年视角上的体验，有成年视角（姑且这么叫吧）上的体验，父子、母子、父母之间、父母与别人间的爱。感激是能感觉到的。作者对一些物象的感觉极其独特和富有诗意，譬如灯笼，“把油灯放在里面，灯笼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家。坐在里面的油灯像是家里的一个什么人，没有他在里面时，灯笼是死的，它一到里面，灯笼就活了……在灯笼蛋黄色的光晕里，明明发现，整个院子里也活了起来，有一种淡淡的娘的味道。”把灯笼给人的瞬间感觉展现得那么丰满美丽！

王之文：听大家的批评议论，我觉得我对郭文斌作品的认识，和大家的批评比较，有些不同的看法。事实上郭文斌的作品和废名的作品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他们二人虽然都从“禅”中汲取营养，但在“禅”上废名走得似乎更“孤”一点，郭文斌走得相对“开”一些。

李生滨：我最后还要强调几点，西方的弗洛伊德学说可能给了他关注少年性意识的视角，但郭文斌并没有停留在弗洛伊德学说简单的性冲动的意识层面。关于怎样理解生存的艰难，我所要补充的是，不论是公众舆论还是文化批判，在普遍态度的背后都存在话语与文化的强权，若以文学批评的外来话语作参照，就始终在强化一种以外来人的眼光看待边缘和对象的误读，自然会产生优越的话语姿态和不真实的情感，包括貌似高尚的同情，等等。具体到某个地域环境的生活态度和生存真实，就应该避免这种误读和虚伪同情。所以阅读郭文斌这些本土作家的作品，应当以西海固这一地域的原态生活作为观照和审视的依据。最后，讲到“禅”，每个人都有本真的自我，诗是唯美的人性自由的追求，禅同样追求空灵的美的境界和人性本真，就像王之文说的明月清风。人常常无法控制自己，但唯美向善的上进性从来都不会失去。人无法走向完全的明月清风，亦不可能完全走向恶俗和虚伪，都是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们永远渴求美好和崇高的人性自由，所以文学的审美和批评永远涵养着人作为人的人性关怀和艺术价值。

王静在她的书面批评中写得很好。废名和郭文斌本着对日常生活的捕捉，共同着力于乡土生活的细致描写和浪漫抒情的意境营造，同时还包藏了隐忧悲凉的对一切生命的深切同情。这样一种审美与叙事的回归传统，却又融合了最现代的人文精神、人文情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讨论这样两位作家作品的原因和意义。讨论到此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了。这里，还是借李兴阳先生作为《大年》“代前言”的话作为结语吧：“郭文斌还在路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不断地惊大我们期盼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