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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丁　帆　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朱晓进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主　　持：李兴阳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副教授

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拨冗参加宁夏青年作家郭文斌短篇小说集《大年》的讨论会。本次讨论会得到了我们的导师丁帆先生、朱晓进先生的指导和支持，得到了《江苏社会科学》副总编李静博士、江苏文艺界的朋友汪政先生和上海《解放日报》记者吴长亮的热情帮助和支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宁夏出现了一个青年作家群，由于共同的地域、文化和时代背景，他们的叙事风格有较多相近的地方。在群体风貌中，郭文斌显露出了更多自己的艺术特色，为我们研究西部文学提供了许多话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郭文斌现象”。短篇小说集《大年》是郭文斌小说代表性作品的结集，其中的《大年》《水随天去》等作品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与争鸣。《剪刀》《我们心中的雪》等则被大家认为是近年来难得的短篇精品，前者感天动地，后者意味深长。下面，就请各位发表高见。

贺仲明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博士

郭文斌的短篇小说集《大年》，是我较为系统地阅读过的西部作家的作品集。初读时的感觉是清新、细腻、亲切而温暖，能在苦难中写出生活的一种温馨感，这应该说与郭文斌对西部乡村人们遵从传统礼俗、重情轻利、重义轻利等的刻意抒写有关，作为集名的短篇小说《大年》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小说中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父亲写错了对联上的字，亮亮说把写错的对联给瓜（傻）子家，这暗含着瞧不起瓜子家，欺负瓜子家的意思，对亮亮这种不道义的想法，父亲很生气，他是这样教育亮亮的：“只有小人才欺负瓜子，知道吗？”而他所谓的“小人”是指“那种品德不好的人”。注重从传统道德的角度教育孩子，处理人际关系，把对人的尊重与平等对待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这是可以说明问题的一个细节。郭文斌的小说里，有西部自然的严酷与物质生活的贫困，但郭文斌并不刻意抒写严酷与贫困，这些内容都被放置在浓厚的人间亲情中，也就是说，郭文斌关注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生命的交相感应与人际间的真情交流，冲淡了自然的严酷与生活中的苦难。能在苦难中品味出甜味，应该说与郭文斌的这种处理方式有关。也许郭文斌对乡村生活的记忆非常深，对乡村的理解要深于对城市生活的理解，他的乡土小说比他的都市小说显得厚重一些，味道也足一些。要考察中国文学与农民的关系，郭文斌的乡土小说是可以选择的重要文本。郭文斌的小说不重情节，重抒情，他的抒情文字很美，他的叙述性文字则趋于散体化，在显示出自己的语言特色的同时，也显露出了不足，也就是说，他的语言的长处同时也就是他的短处。郭文斌很有才情，感受力也很强，又这么年轻，他一定还会在小说创作领域里大有作为的。

何言宏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我同意贺仲明的看法。我还注意到，郭文斌的乡土小说特别重视“情”字，而写这个“情”字的方式之一，就是在对乡风民俗的叙写中加以展露，或者说，郭文斌小说对乡风民俗的叙写，其意不在文化批判，而在发掘其中的乡村情感的蕴含。西部人重义轻利、重情轻利的道德情感，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一般行为方式中，也体现在西部特有的民俗文化中。《大年》《开花的牙》《呼吸》等作品，都有丰富的民俗风情的描写，譬如，《大年》中关于对联的描写，关于春节间的一些礼尚往来的民俗细节的描写；《开花的牙》中关于丧葬习俗的描写；《呼吸》中与水有关的习俗描写。有的民俗与内地并无多少区别，但有不少民俗具有比较鲜明的西部特征。所有这些民俗，或与西部生存所需的某种物质的缺失有关，如缺水；或与匮乏的经济生活有关，如春节间的礼物多与某种食物有关，即使是很平常甚至是很粗劣的食物，都被作为珍贵的礼物相互赠送；或与对生命的某种理解有关，如《开花的牙》中的丧葬习俗，《雨水》中的婚俗。如何描写更具西部特色的民俗风情，郭文斌的选择与陈继明、石舒清等人的选择很不相同，后二人的宗教色彩似乎更浓一些。如何开掘民俗风情的内在文化蕴含，他们的叙事意图也很不一样，郭文斌偏爱其中温情的一面，以“情”为民俗风情的底色，又将这样的底色作为小说的主调，小说就显出特别柔美的叙事风格。郭文斌的都市小说，民俗的内容就基本不见了，现代都市的构成因素替代了乡村的文化组成，在这样的差异中，可以考察郭文斌对城市和乡村的不同理解。这些都是我的一孔之见，我先就说这些吧，很想听听各位的高见。

何　平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

前面几位仁兄指出了郭文斌小说的主要特征，都是很中肯的意见。郭文斌小说显露出作者有很深的乡土记忆，而且主要是他童年记忆中的乡村。当他以考学、工作、升迁等方式不断走向城市而逐渐远离乡村的时候，也就是他在不断逃离乡村的时候，他又以小说、散文创作的方式，不断地回望、回归自己出生和早期成长的故土，这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看作是一种精神还乡。《我们心中的雪》有一个主人公还乡的叙事形式，成年后的男女主人公，所回想的依旧是青少年时代的懵懂恋情，是对一段往日恋情的感伤与怀旧。其他的篇什没有这样外显的还乡形式，故事直接在童年视角里展开。但孩童的故事，依旧是记忆中的故事，是那个离开乡村走进城市而又不能忘却乡村的叙事者记忆中的故事，不论是《大年》《开花的牙》《呼吸》，还是《门》，都可作如是观。在这些作品中，叙事者大多不直接参与到故事中，但叙事者始终“在场”。这位“在场”的叙事者身居都市，却不断地回望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故土，回望自己的生命之旅，不断地贴近自己过去的心灵，对童年的稚拙、天真、纯情与好奇，充满迷醉，讲述起来显得生动、亲切。这些只是郭文斌小说创作的一个方面，郭文斌还有另一个方面，《水随天去》《陪木子李到平凉》《瑜伽》《睡在我们怀里的茶》等小说与精神还乡的主旨有关联，但还不太一样，这些显示出了新的探索倾向。这些小说里的主角，已不再是西部的乡村农民和孩子，而大多是具有现代知识教养的知识分子，随着主要人物的变化，郭文斌小说所思考的问题也相应地有了变化，譬如，谈禅、谈儒论道，等等。对这个方面还可作进一步的讨论。我先就说到这里。

管兴平　南京大学文学博士

同诸位一样，我也是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读一位西部作家的作品，因此觉得李兴阳师兄组织的这次关于郭文斌小说的讨论会很有意义。总体上的阅读感觉，我和大家差不多，因此，我就选一些我喜欢的篇目谈谈。《大年》《呼吸》《开花的牙》《我们心中的雪》都是很不错的作品，我还比较喜欢《剪刀》这篇小说。《剪刀》的主要内容是贫困，主旨在于感天动地的人间亲情与生命间的相互救助与牺牲。我觉得，这是郭文斌小说中最有力度的作品。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对自己妻子的爱，全部表现在不顾一切地为女人治病的努力之中，卖牛、卖木料、卖粮食，把日常生活之需的基本东西全都变卖了，一个贫困的乡村男人对妻子的爱，能做到这一步，确实是十分感人的。比较起来，更为感人的是女人的自我牺牲。为了不拖累家人，为了抵御疾病不断带来的贫困，女人选择了死亡。她试图以自己的死，给丈夫减轻负担，给孩子以上学、娶媳妇的机会，从中，我感受到了西部女性的伟大与男人的坚毅。如何写贫困，如何写西部的贫困？郭文斌的《剪刀》应该说提供了一个范例。如前面几位师兄所说，郭文斌小说的总体风格是清新、洁净和柔美，但也有充满阳刚之气的作品，《剪刀》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我还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广袤而严酷的北方，郭文斌没有将自然的严酷、生活的贫困、人与自然的抗争等等化为阳刚之气，却更多的是柔情、美意，是否存在一种错位，抑或是我们对西部的理解有并不正确的先入之见，我觉得，这些问题还可深入探讨。

刘新锁　南京大学文学博士

我同意前面几位师兄和管兴平师兄的观点。李兴阳师兄组织的这次讨论会很有意义，我也因此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读到了一位西部作家的作品，又认真研读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由此对西部文学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以这样的认识来解读郭文斌的小说，不论是在纵向还是在横向的比较中，都可以由此对郭文斌小说做出较为准确的理解和把握。我感到最突出的，是郭文斌对贫困的抒写很特别。郭文斌写西部的贫困，确如贺仲明师兄所说，能在苦难中写出一种温馨一种甜味，除了贺师兄所指出的在苦难中突出情义，突出传统礼俗等之外，西部人特别是西部乡村孩童体验苦难的方式，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郭文斌小说中的那些孩子在物质生活上很贫困，他们很低的生活愿望，譬如吃饱穿暖，有时都很难满足，但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快乐，有时纯粹就是一种语言的快乐，那些孩子的语言，不仅是生活的原生态，而且有时特别机巧、幽默，富有那个时代的生活气息，他们也能够感受到这种语言的机巧与幽默，从中体验到一种快乐。作者审视苦难的态度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郭文斌审视苦难的态度，是一种审美的、从容的、平和的、达观的态度。他以这种态度写出来的西部乡土，其风格确实很接近汪曾祺。郭文斌写《剪刀》这部作品，其基本态度也是对苦难的一种从容审视，但在简洁的文字中写出了苦难的狰狞与生命的脆弱和伟大，我也很喜欢这部作品。郭文斌小说可讨论的话题很多，我正在写一篇专论，我对郭文斌小说的看法将在这篇文章中得到较完整的表达。

贾艳艳　南京大学文学博士

我也是《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撰写者之一，不过我写的对象主要是军旅作家和西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散文。八九十年代的小说主要由李兴阳师兄撰写，郭文斌小说正是他的研究对象。这些天，我正忙着写博士论文，也抽时间读了郭文斌的小说集《大年》。我重点谈谈郭文斌小说中的女性人物问题。郭文斌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从小女孩、少女、大姑娘到小媳妇和母亲，这样的一个女性人物系列，差不多就是一个女性生命人生轨迹的完整表现。这些女性，都有很强的生命意识，她们的“母性”、“妻性”差不多总是与她们的女性性别意识的生长同步增长。譬如，《玉米》中的那个叫“红红”的女孩，她对男孩东东的守护，首先是她对东东有了一种爱恋，于是她就像一个小妻子、一个小母亲那样守护东东，这样一种蕴含多种情感成分的懵懂恋情，特别美，也特别动人。我觉得，郭文斌特别擅长写这种情感。郭文斌小说中的女性，都有承受苦难的坚韧与耐力，这种坚韧与耐力有时远在西部男性之上。此外，郭文斌小说中的女性特别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为了家族，为了孩子，为了自己心爱的男人，她们有时连自己的生死都置之度外。我在为这些女性感喟的同时，也有这样的疑问，就是郭文斌的视角，基本上还是一种“男性中心”，操持的是一种男性霸权话语。尽管他对他笔下的女性充满了同情和爱怜，他也没有从男权话语中超越出来，这大概是郭文斌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如何认识郭文斌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及郭文斌的“男性中心”视角等问题，目前的研究似乎还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上来。

傅元峰　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副教授

对郭文斌的小说集《大年》，大家都谈了不少高见。郭文斌的小说，如大家所言，确有特色。郭文斌的乡土小说与都市小说，在总体的美学风格上比较一致，但比较起来，二者不一致的地方也是十分明显的。他的都市小说，西部的特点或者说西部意识并不强，有的干脆看不出与内地的都市有什么不同，在都市中活动的那些年轻的生命，是颇为现代的，兴阳兄用“蛮”、“野”、“痞”等来描述他们的性格特征，并将之阐释为是生命的一种自由嬉戏，确实很有见地。比较起来，郭文斌的乡土小说则有很强的西部意识，各位仁兄和师妹刚才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我在这里仅谈谈西部自然风景与西部意识的表现问题。郭文斌小说的注意力，都在人物身上，很少花费专门的笔墨描写人物活动的自然场景。《雨水》《开花的牙》《呼吸》等小说有少量自然风景的描写，这些自然风景也都没有获得独立存在的意义，它们多与人物的某种生命活动、情感体验相关。譬如《雨水》中的雨水、韭菜、杏树等是与扣扣的性意识的萌动、婚恋观念的变化和生命意识的紧迫感等联结在一起的，自然景观往往成了人物某种内在情绪、情感和观念的一种外显形式，一种移情的对象。在所有西部自然风物中，郭文斌对“水”情有独钟。在他所生活的地方，最缺的就是水，水就成了他解不开的情结。水，不仅是西部人赖以存在的基本物质，而且也成了西部文化的重要构成物，譬如，《雨水》中的婚姻问题竟很奇特地与水联结在一起，扣扣的婚姻就一再地被水所耽搁，有水就有婚姻，没有水就没有婚姻。西部意识中的水与东部人心目中的水，是完全不同的。譬如，大家都注意到郭文斌与汪曾祺的叙事风格很相近，但汪曾祺小说中的水所承担的叙事功能与郭文斌小说中的水就很不相同。西部自然风景显然应该是西部意识形成的现实基础，加强西部风景的描写，把它融会到西部人的生命活动中，应该是凸现西部意识的一个重要途径。

肖百容　南京大学博士后、副教授

我是从兴阳兄这里知道郭文斌的，郭文斌的小说集《大年》中的一些重要作品，《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的有关章节都有极到位的论述。对西部作家，我们过去关注得不够，导师丁老师主持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引起了人们对西部文学的关注，这就是其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郭文斌小说而言，大家对他的小说的精神探索意向与叙事风格都有极好的论述。我对《大年》《开花的牙》《水随天去》《剪刀》，还有《呼吸》等作品比较注意，西部人的生命意识与死亡意识是我比较关注的问题。郭文斌小说涉及死亡的篇章不多，《开花的牙》有死亡，小说叙事的注意力不在死亡上，而在死亡发生后，活着的人为死人所举行的丧葬仪式上。丧葬习俗也能反映出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人关于死亡的观念，《开花的牙》就能借丧葬习俗反映出西部人的一种死亡意识。小说中的丧葬仪式，是对现实生存方式的不同环节的模仿，把死者的死理解为是另一种生，丧葬仪式就是死者在阳界生活的结束，在阴界生活的开始，只是因为阴阳阻隔，不能随意交通往来，亲人间才显得那么悲伤。《呼吸》中的死亡与《剪刀》中的死亡，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前者是不同生命之间的相互救助，体现出万物同情、生命等齐的观念，后者是同类生命间的相互救助，一个生命选择死亡，是为了把生的机会留给另一个或一些所关爱的生命。比较起来，郭文斌对生命活着的意义思考得更多一些，对生命的另一个极点死亡思考得少一些，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共同点。

武善增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刚才大家在讨论郭文斌小说的时候，不断地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西部意识。什么是西部意识？这是一个可以继续深入讨论的问题，在我的印象中，西部意识曾引起很长时间的讨论，但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还是各唱各的调。谈西部文学，强调西部意识，确实是很重要的。西部意识所包含的内容，是前现代的，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也许都有一点，具有混杂的特点。我从现代性的角度，谈谈对郭文斌小说的看法。郭文斌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大多是他的童年记忆，是他儿童时代生活的叙事呈现。问题是这些记忆中的东西，多是乡村的，多是传统的，也就是前现代的东西，郭文斌似乎对这些东西充满了迷恋。不在于所写的对象是前现代、现代还是后现代，关键在于叙事者的态度。何平把郭文斌对前现代的迷恋理解为精神还乡，我更觉得郭文斌有向后看的退行的特点。能够较多呈现现代性的，是郭文斌的都市小说，小说对具有现代性的都市所作的描绘，其所取的态度显得更为自由，但问题也有，郭文斌对都市生活的体味远不如他对乡村生活的理解那样深入骨髓，总有一点“隔”的感觉。另外，我对郭文斌小说中的性意识的描写很看重，郭文斌可以说是一个写性意识的高手，他写得那样美，那样天真无邪，那样纯粹，是很少见的。譬如，《门》中的如意无意间发现了父母的秘密，这启示了如意，他的性意识由此发动起来，在他与小女孩杏花的交往中，他也想在杏花的乳房上暖一暖手，这样的天真无邪，确实显得很美。

谢谢大家对郭文斌小说作了如此深入的解读和精彩的发言，这为深入研究郭文斌小说和西部文学开启了新的思路。我对郭文斌小说和散文的基本意见，都写在《西部生命的多情歌者》一文中。确如大家所言，郭文斌小说可以深入展开的话题还很多，我最近就《水随天去》写了一篇争鸣文章，这里，我把文章的主要意思转述一下。我认为，《水随天去》是郭文斌写得极有深意的一篇小说。同他的很多作品一样，这篇小说在流溢着戏谑趣味的同时，又充满内在的紧张。这种紧张，虽然不乏叙事形式的原因，但主要地来自父亲水上行内在精神探求的紧张。成名前与成名后的父亲其内在精神状态与外在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成名后的父亲开始淡泊名利，执意追问生命的真意，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但又无法断然割舍与生命之他者的现实关联和情感羁绊，这使父亲的内在精神处于极度的紧张之中。由此显露出来的怪异与乖张的外在行为方式，可以概括为“心斋”、“坐忘”与“弃世”。父亲的“坐”，几乎可以视为是这篇小说的一个中心意象。就如“我”记忆中的那样，“印象中的父亲永远是一个坐姿”。

父亲的“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休息，更不是懒散，而是“坐”而至“忘”，对自己所面对的世界，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这就是静止中的心性功夫，它是脱离现实活动的精神沉潜，在寂思中去知去欲，最终达到物我两忘。与之不同，“心斋”是行动中的心性功夫，它总是和感性实践活动密切相关，并在这些活动中达到逍遥自适之境。“父亲”怪异与乖张的行为，不论是嗜好午睡、节制情欲，还是形神分离、忘其所为，其实质都是“心斋”的外显形式。在庄子的哲学概念中，作为悟道法门的“坐忘”和“心斋”都是致虚静的途径，由此能通达生命自由之境。在此意义上，“父亲”的“坐忘”和“心斋”正是他试图寻唤生命真意，实现生命自由的重要途径。在追名逐利的时代喧嚣中，“父亲”与悟道、通道相统一的生命理念与精神探求的向度，显然是高蹈的。父亲内在精神的高蹈，并不能总是如其所愿。在做出最后的“弃世”选择之前，父亲无法断然割舍与生命之他者的现实关联和人间真情的羁绊。父亲首先无法割舍的是乡土恋情。对生养自己的故土，父亲有着根深蒂固的眷恋。这种眷恋，不仅表现在接济老家人和乡邻上，甚至在吃“六味地黄丸”、穿土布衣服等日常生活细节上，也有近乎顽固的显露。父亲无法断然割舍的还有亲子之爱。父亲对“我”的爱也极为复杂，但不论怎么复杂，都是其难以割舍的世俗伦理情怀的最重要的构成部分。而这些正是儒家所倡言的世俗伦理情怀，而非道家的高蹈与超迈。由此言之，在父亲的生命哲学与人生观念中，以道家思想为底蕴的对生命真意的执意追问和以儒家思想为底蕴的对人间真情的珍重与眷恋，显然是其基本构架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有时是可以互补的，但在更多的时候充满了无法弥合的抵牾。儒道两家的先哲们未能弥合的生命本质两面的抵牾，父亲同样未能开解。当父亲把生命自由与精神逍遥当作最高追求的时候，“弃世”亦即离家出走，就成了最后的选择。父亲的生命观念、人生态度与价值选择的指向，在于对生命真意的寻唤与回归。在中国社会急遽转型的历史时期，在生存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面对现实，需要拿出勇者或忍者的大智慧，需要的是工具理性。父亲的精神内敛与出世选择，不能说是积极的。但在高度物化的时代，当人们日益喧闹着追名逐利而对生命的异化浑然不觉的时候，当人们只在意生命的外在行为而忽略这些行为之于生命的本来意义的时候，父亲的精神探求指向显然是极有意义的，这可以理解为是在温婉的时代批判上的终极关怀。或许，这正是郭文斌之所以要不合时宜地讲述父亲水上行出走故事的深远用心。

我就谈这些吧。今天主要是听各位师兄弟妹的高见的。大家今天的发言都很精彩，我还期盼着读到各位师兄弟妹的评论文章，能从中吸收各种新鲜别致的思想，也是一件极为快乐的事情。

最后，再一次感谢大家拨冗参加郭文斌短篇小说集《大年》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