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批评的求真与求实

——宁夏青年作家再获鲁迅文学奖三人谈

李生滨（以下简称李）：宁夏青年作家郭文斌的短篇小说《吉祥如意》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我是在参加“纪念鲁迅定居上海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听到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在绍兴颁奖的消息。上海的纪念会10月22日结束，与会的绍兴纪念馆几位主要人物，连夜赶回安排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的最后事宜。正因如此，从上海回到开封不久，10月28日下午我在第一时间得知郭文斌获奖的消息，心里非常高兴，以至于打断了我读书的安静和修改书稿的工作。

王佐红（以下简称王）：这确实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们大家都知道，西部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分量，居于西北一隅的宁夏也获得了文学发展的良好机缘，“三棵树”、“宁夏诗群”、“宁夏青年作家群”、“西海固乡土文学”等专用名词在批评的圈子里开始熟知起来。郭文斌的获奖再次显示了西部文学的乡土特色和文化力量。作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宁夏，是文学让我们拥有了一种文化上的自信，且不说八十年代张贤亮给宁夏文坛带来的巨大声誉，就是九十年代本土成长起来的回族作家石舒清，于2001年以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带给我们的鼓舞和兴奋，那么振奋和亲切，也给本土作家走向全国找到了自信。时隔六年，郭文斌以短篇小说《吉祥如意》又一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带给宁夏文艺界和读者一次新的震动。

田燕（以下简称田）：好像你们比郭文斌本人还要高兴。我也从多家杂志报刊看到了你们讨论《大年》的文章，因此也开始接触郭文斌一些温情优美的抒情小说和散文作品，并参加了上次《点灯时分》的对谈活动。

如果我没记错，佐红是最早批评郭文斌的几个人之一。2006年，你还在李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三万多字的毕业论文《郭文斌论》。我比较认可你对郭文斌的批评，带着自己生活和写作的双重体验，表现出一种求真务实的批评风格。

王：可能过奖了。郭文斌的创作是非常有个性的，于西部当下的创作群体中呈现出自己鲜明的独特风貌。因此得到了不少编辑和批评家的高度肯定，并且也进入了学院派研究的批评视野。从已有的批评郭文斌的文字来看，对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创作的内容、题材和审美风格上。但我认为对一个作家的批评，需要从他的生存环境、艺术旨趣、文脉沿革、文化境遇与人文精神的追求等方面综合地加以考察追溯，深入探究作家内心的秘密。因为文学创作一定意义上是作家内心光芒映照现实生活的过程，作家内心质量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水色，而作家内心的形成是一个综合复杂的过程，探究这个过程或许是对一个作家批评的最好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反观，能对郭文斌真正进行批评的文章，我认为还不是很多。北京那边的批评家是敏锐的，但成体系的批评建构还没有树立起来；南京大学的李兴阳博士对他的批评比较细致，他对郭文斌的文化背景和文字背后的精神指向还是有很深的批评体认。郭文斌出生成长的西海固，秦汉文化的历史积淀深厚，在新时期九十年代以来的文艺思潮的流变中，传统与民间文化许多美好善良的东西被激活，成就了他作品安详、纯净、诗意的特色，同时也显示了郭文斌独到的叙事与抒情的才能。

田：关于郭文斌创作的批评我读过一些，但真正认可郭文斌的审美风格，还是通过你们批评比较的讨论文字。我出生于宁夏，又在宁夏大学专门学习现当代文学，应该说比较熟悉宁夏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所以对郭文斌、石舒清他们的作品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尤其是对郭文斌小说散文的审美风格，是比较喜欢的，我认为在丰富当代文学尤其西部文学的审美精神方面，他有自己独特的追求和贡献。也可以说，郭文斌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最具个人精神和心灵力量的文学文本。

李：我是想到了“谁能批评郭文斌”这样一个奇特的题目后，再来约你们俩，又怕这样的题目会让人误解。但我有这样的“灵感”，是因为想到了佐红参与过的《作品与争鸣》上对郭文斌作品好几次的论争。要真正批评认识一个作家的意义、价值和审美风格，是很不容易的。谁能真正全面地阅读批评郭文斌的创作，是对评论界的质疑，也是对我们自己的提醒。因为当下的文坛，随机性、印象式批评太多。

田：也许能真正批评优秀作品的，还是读者。

李：是啊，大浪淘沙，读者会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家和作品。但是从文学的批评研究来说，我们仍然需要及时的、贴近文本和探寻作家心灵的审美批判。在批评力量比较薄，作家的成长又是那么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可以说，最早、最认真地阅读批评郭文斌的，是佐红。是因为他的推荐，我才开始关注郭文斌。从区外有影响的批评来看，首先可能是编辑的批评认可，如李敬泽、周志新等；评论家的认可，从学院派说，丁帆主持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史》和《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自然涉及宁夏乡土文学的创作。恰逢其时，郭文斌的几篇作品得到好评，进入了他们的研究视野。特别是李兴阳博士，对郭文斌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批评细读和美学探讨。

王：这可能是因为，不论小说、散文和诗歌，郭文斌都有自己自觉的美学追求。这次获奖的《吉祥如意》，秉承了郭文斌创作的一贯的诗意化审美抒情的特色，是一篇诗意化抒情的小说，正如获奖评语所说：“以优美隽永的笔调描述乡村的优美隽永，净化着我们日益浮躁不安的心灵。”运用儿童视角观照土地，土地之上的节日、人性和人情，文本非常简约精致。不同的是，这篇作品文化的密度和含量更大，对传统习俗、仪式和民间文化心理的描摹把握非常微妙、精到，充满了神秘、敬畏和扑面而来的强大的温暖气息。比于其他作品，更清晰地表达出了他“天人合一”“敬畏感恩”的世界观和对“爱”“和谐”这些文学本质主题的不懈追求。所以说这是一篇格调非常高的作品，较之当下许多技术性和惯性速成的写作，它多了一些宁静和沉着，承载了一些作家心灵沉淀过的东西。可以说作家用精神的丰富和心灵的纯净，涵养了小说叙事外在的安详和内在的丰富。

李：也可以说是“一种动态的安详”，自然的优美。

田：其实，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追求一种生活的和谐和心灵的宁静，中国艺术讲求“中和”“恬淡”的审美境界，这也是很多乡土作家的创作追求。《大年》是浑然天成，似乎是从作者的生活和情感中自然流泻出来的，那种流畅和自然，在我们的阅读体验中已经久违了。从《大年》到《吉祥如意》，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化心理上，郭文斌正在走近传统，走向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和禅宗文化的回归。我注意到他的《大年》《点灯时分》《我被我的眼睛带坏》三个集子都精心安排了生命体验与文化感悟的“序”与“跋”，在悟禅的超脱境界中，却又更多地带有儒家伦理文化积极面对现实生活的乐观精神。从郭文斌式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出，郭文斌的审美精神和文化心理始终指向人性、善良、美好等乡土精神和传统文化。

王：是的，郭文斌最好的作品都是指涉乡土文化和人性美好的。《大年》《吉祥如意》《腊月，怀念一种花》等作品都在传达一种乡土经验的文化信息和生命信息，显然包含了历史文化集体无意识的内在蕴含。由于这种传统文化魅力的浸透，加上郭文斌散文、小说语言紧密简洁和诗意化抒情，形成了他作品温暖安详、空灵飘逸、言简意丰的美学特色。可以说，就当下的创作中，他写出了自己独具内在情怀的东西。

田：从他的文字可以看得出作者内心很干净，因为只有干净的心灵才能产生干净的文字，或者说干净的文字只能来源于干净的心灵。和沈从文创造的“文学的湘西”一样，作者营造的是诗意氛围，挖掘的是人性美好，或者说是生活的乐观、坚韧，体现了独特的地域生存处境中人性的刚强和美好。虽然在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的写作中，这种审美追求，郭文斌不是首创，但在西海固乡土的描述上，凸显乡土唯美诗意的境界，并包含深层的文化意味，在宁夏作家中他确实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精致和乡土温情。

王：田燕的话也提醒我们，文学的批评和写作可以辩证地来认识。文学所关怀的人性是复杂的，善恶美丑是交相存在的，作家的抒写永远令我们感到遗憾，因为穷尽的表现很难实现。但读者呼唤一种爱的归属和慰藉，爱有很多表达方式，鲁迅先生以“恨”表达了他对现世的爱，因为只有对现实人生深深的爱，才能产生强大的恨。而郭文斌在此舍去这种复杂，竭力追求表达人性中真善美的东西，用心灵闪烁的光芒照亮着惨淡的现实生活场景，给读者的心灵以抚慰。

田：对文学而言，最根本的应该是关怀灵魂，关怀人的生存。郭文斌的作品具有某种哲学形而上的审美追求，触及文学核心或本质的一些问题。在揭示西部人民族性格方面，作家正面去肯定正义、良知等价值意义，也体现出对人灵魂的深层关怀。这种关怀不是批判而是试图重建人性美好和文化和谐的东西。可以说，郭文斌的作品，是以真善美来启迪人的心灵，在对美与纯粹、崇高的熔铸和追求中完成对人与社会深层的剖析。有人说这种方式可能缺少批判的力度和坚硬的质素，但我认为，力的表现不限于剑拔弩张咄咄逼人，更有意义的可能是一类温醇的、愈咀嚼愈有力的作品，这类作品往往以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真挚深湛的感情为后盾，《大年》和《吉祥如意》就是这一向度上产生的佳作。

李：看来，我们仍然摆脱不了说好话的路子！因为热爱文学，郭文斌的创作走向了乡土和传统文化，走向良善和自我反省，但世俗能让他静于心，静于禅，静于《论语》和孔子吗？当然了，没有人能真正批评一个优秀的作家及其创作！也许只有时代、历史和读者能够淘洗和见证天地间的大美之作！时代在呼唤一种人性审美和民族特色的东西，读者需要一种心灵得到抚慰和清洁的作品。但一个作家只有在海纳百川的开放中，去拓展自己的心灵世界和文化视野，才能在自己的创作里呈现更加深厚的时代与生活。我们希望郭文斌和宁夏文学走得更远！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2007年11月19日于贺兰山清风山庄

（《宁夏文艺家》2008年4月5日）

李生滨　文学博士后，宁夏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生导师，评论家。

田　燕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2006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