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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西部，大多数人都知道，除了大漠戈壁的浩瀚，西域风情的浪漫，除了飞沙走石的险怪，春风难度的荒凉，还有封闭的僵滞，还有干旱、苦难和不幸，艰难的生活像泪水一样苦涩，饥饿的恐惧像大山一样沉重，贫穷的煎熬像岁月一样漫长，落后的阴影像土地一样无边。西部作家对之的抒写多见于此。李建军在《升华与照亮：当代文学必须应对的精神考验》一文中说：“由于贫穷和落后，由于闭塞和荒凉，西部叙事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严峻的考验，我们是满足于以炫耀的态度和倔强的偏执渲染自己的野蛮，夸饰自己的落后，暴露自己的粗俗，显示自己的无知呢？还是应该以一种理性的批判态度，深刻的反省精神，诗意的创造激情，高度的伦理自觉，既写出西部赤裸身躯上的伤痕，也写出它内心无告的忧伤与希望？”^[1]意思是说，西部叙事不能只停留在对西部的外部事象的琐碎、无聊、粗俗甚至下流的叙写上，而应该在超越的意义上观察和把握它，用作家的心灵之光照亮惨淡的现实生活场景。从根本上讲，没有对日常生活的琐屑和无聊的克服，就难产生真正有文学关怀价值的作品，作家就不可能赋予自己的写作以丰富的诗意和内在的深度。就此而言，写作即显示高贵与尊严的精神创造活动。它意味着升华，意味着照亮，意味着对庸俗的超越。李建军是一位富有批判激情的评论家，从对西部文学这种兴起、现状的希望出发，对其中存在的病象表示了担忧。在西部文学日益崛起同时存有隐忧的情况下，我们发现有一位作家有了别样的表现。即作为地理意义上的西部青年作家郭文斌，从中显出了迥异于其他西部作家的个人风貌，具有鲜明的“非类性”。其小说和散文创作以空灵飘逸、言简意丰、结构奇特、情感真纯等品质和对人类生命价值的形而上的诗意追索赢得了读者和评论家的青睐，在中国当下文坛显现出了较为独特的美学风貌。2005年5月和2006年6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分别结集出版了郭文斌的小说精选集《大年》和散文精选集《点灯时分》后，引起了国内评论家的热评，围绕其作品谈了很多。本文在综合众评论家和学者对其作品的审美批评和研究的基础上，旨在对其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贡献进行集中的归拢和探讨，挖掘其艺术思想方面独特的价值以及需要超越的局限。

评论界在对郭文斌的创作进行批评关注时，集中的焦点在于其对苦难的诗意化审美，对“文革”的反思态度，对性的“独特”抒写以及对人类精神困惑的诗意探求等方面。郭文斌的作品最先受到批评关注的是散文，1998年散文集《空信封》出版后，以空灵、飘逸、简约、凄美等特色被本土的评论家如郎伟、钟正平、单永珍等所称道。单永珍、刘立平在评论《郭文斌散文何以走红》中说：“郭文斌的散文让我们透过一个个美丽的心灵断桥和爱情伤口，走进或失之交臂或习焉不察的生命秘密和感情隐私之中，于一种神意的欢欣和诗意的忧伤中把味生命的花开花落。”^[2]其后，他的小说创作受到宁夏文学界的关注，2001年，由固原市委宣传部会同宁夏党委宣传部、《朔方》编辑部召开了“郭文斌、火会亮、李方、了一容作品研讨会”，会上，评论家们对郭文斌的小说《呼吸》中的悲悯等意识做了肯定。2003年以后，他的小说才以风格独异受到国内文坛的普遍关注。评论家哈若蕙曾用“特别”二字界定郭文斌的小说创作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她在《点灯时分·编后》中谈郭文斌散文时说道：“我一直挺坚持地认为，在定位上郭文斌更多的是一位特别的小说家。”^[3]评论家熊修雨对其作品中较为成功的性抒写有充分的肯定。在评论文章《如何看待郭文斌小说中的性》中认为：“《雨水》《快乐的指头和幸福的纸》体现了非常出众的艺术表现力，它们写性就能让人认识到性的美与合理，并且在阅读的过程中，伴随着作者的文字，体会到性感和性的快乐。”^[4]史佳丽、赵宏兴等评论家更多地看好他对苦难的诗意化审美。史佳丽在《含泪的微笑》一文中说：“《大年》以贫穷为主题，但贫穷并非主角，强大的‘贫穷’被挤压在一隅，被形而上的精神富足消弭在虚空之间，在这个小村，富人、穷人、和更穷的人坦然面对，无哀苦、无羞赧。悲悯的学者会说他们对贫穷已经麻木，但谁能否定他们其实在享受生活的‘彻悟’？在这个小村，泪的确存在，但微笑更真实。”^[5]李兴阳、李社教较多地注目于他作品中“道”与“禅”的文化追求以及对人类心灵精神探求的深度。李兴阳在关于《水随天去》的争鸣文章《生命真意与人间真情》中说：“在‘父亲’的生命哲学与人生观念中，以道家思想为底蕴的对生命真意的追问和以儒家思想为底蕴的对人间真情的珍重与眷恋，显然是其基本构架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可以互补的，但在更多的时候充满了无法弥合的抵牾与纠结，‘父亲’同样未能做出决绝的选择，‘灵龟扫尾，扫其行迹。行迹虽扫，又落扫迹。’这样的‘劳动配乐’，不仅是对老庄生命哲学所隐含的内在矛盾与焦虑的形象诠释，而且也流露出‘父亲’要做出决绝选择的心态。”^[6]李社教在《生命的自适与对他者的关爱》中论道：“在高度物化的时代，在人们‘忘我’地追名逐利而对生命的异化失去自觉的时候，吁求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倡扬生命的自由和精神的逍遥，是有其现实意义的。”^[7]还有评论家如王清淮关注到了郭文斌对“文革”的反思态度。他在《画外人》中说：“《大年》的细节当然真实可信，只是作者对这些事情的感受发生了位移，从前那些忧虑现在模糊了，不再痛切，更进一步，他追忆那段似水年华，甚至觉察到一些温馨的愉快。病痛痊愈，病者只记得那场病的名目，至于病痛本身，大多记不起来了。”^[8]来自本土的批评更多地关涉他对西部落后乡村人群独有的生存精神的探照。北京、南京的《大年》研讨会上，评论家们集中地谈他的小说集《大年》，对他逐步形成的个人风貌给予肯定，著名评论家雷达、李敬泽、白烨等对其乡土大地的温暖抒写表示赞赏，尤其关注的是他对民俗的记忆与抒写以及对“禅”的参悟与诠释；部分评论家如牛玉秋还看好郭文斌城市题材小说中对人心灵困惑的成功探析。他的散文在受到全国文学界关注时，评论家们集中地欣赏他的空灵的思维结构，诗化的语言追求和对生命情感体验的直接性和启示性特色。李晓虹曾在《寻找回家的路——为郭文斌散文说几句话》中说：“如果说张承志笔下的西部草原是一个外来者用一双欣赏的眼睛去努力发现沉默着的人性；贾平凹的西部乡村是在对自然的写意中贯注一种情韵；刘亮程的乡村是一种哲学；那么，郭文斌是否在追求一种宗教，一种乡村的宗教？在生命的出发地，寻找并且挽留住属于我们却早已丢失的原初的生命的丰富和生动。”^[9]

郭文斌是一位近年来成熟起来的作家，其创作风貌相对固定，已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色彩，外在批评对他创作的关注涉及到了其对苦难、乡土、“文革”的记忆抒写以及对人类精神困惑的诗意探求、对性的独特抒写等特色，并有论者对其童年视角的运用、语言的诗意化追求等艺术手法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基本包含了其目前创作中思想和艺术方面所具有的特质，本论在综合众评论家和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将谈及自己对郭文斌作品阅读的领悟与批评。

中国是一个乡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乡土文学史，从鲁迅、沈从文、赵树理到贾平凹以及最新的“新乡土叙事”，作家们的创作无不把饱含深情的目光一次次投向中国乡土，记述中国乡土上演变着的事件、情感和思想。郭文斌作为从西北偏僻农村西海固成长起来的作家，自然无法避免乡土对他创作的巨大影响，他很大部分的作品都在抒写着自己熟悉的那片乡土生活，但不同的是，他对乡土记忆的抒写着意不在风俗，也不在苦难，而是在对苦难生活诗意化审美的同时，找出了一再让人感叹着的西海固人生存精神的“大”和“另外”的丰富。

对于西海固，郭文斌是认识得很为深入的一个作家。不管“西海固文学”受不受西海固作家和外界的认可，但无人可以否认，西海固是一座文学的富矿。这块贫瘠而又多灾多难的土地，曾被联合国官员认为不适宜人类生存。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就发生在这块土地上，喷发的能量相当于11次唐山大地震，因之，这块土地在外人看来显得不可思议，充满了神秘和恐惧。于此顽强生存着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状态、心理意识和情感追求究竟如何，是外界普遍感到新奇的，也是一个大的文学关怀的话题。西海固地处陕甘宁交汇处，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军事重镇，是关中通往河西走廊的咽喉要道，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墓葬群、秦长城遗址、须弥山石窟、北周柱国大将军夫妇合葬墓等，说明了这块土地承传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之历来受到秦文化的影响，保留了大量的民俗文化形式，具有一定的文化积淀。在此底蕴上，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提出的“西海固文学”在文坛产生一定影响，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的作品对这片土地曾经的苦难和忧伤做过充分的追忆与抒写，注重于对苦难的直接表达和对苦难中人的精神状态的描摹。对于这份资源，郭文斌有独特的探照方式和观照态度。若干年前，当人们在埋怨西海固真正的文学资源被张承志挖去的时候，郭文斌没有埋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找到了“西海固文学”的本质所在，正如他在散文集《空信封》的“跋”中所说——对于西海固，大多数人只抓住了她“尖锐”的一面，“苦”和“烈”的一面，却没有认识到西海固的“寓言”性，没有看到她深藏不露的“微笑”。当然也就不能表达她的博大、神秘、宁静和安详。培育了西海固连同西海固文学的，不是“尖锐”，也不是“苦”和“烈”，而是一种动态的宁静和安详。我一直认为，真正的认识其实就是生活，花的成长只有花自己有权力表达。西海固人生活得并不比都市人痛苦，尽管这是一片被联合国官员认为“缺少人类基本生活条件的地方”。西海固人活得十分安恬，这种安恬正来源于这种“非常”的生存环境。我想，这正是西海固文学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倘若西海固有一天变成北京或上海，那么同时代出生的孩子已经与原始意义上的西海固文学无缘。如果我们一定要给西海固寻找一个注脚的话，恐怕没有哪一宗比庄子更适合。我不同意将西海固文学定调为“苦难”文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西海固文学的悲哀——笔者非常认同他的这一观点，这才是西海固文学的“核”和“质”，正是物质资料的匮乏造就了他们精神的富足，那是一种乐天知命而又达观坚韧的精神。这种乐观的精神充斥在西海固人生存的各个领域和层次，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支撑着他们过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以至一辈子。同年，郭文斌在宁夏大学的一次报告会中又提出了“生存苦难中的精神狂欢”概念，并开始自觉地创作实践。对此，我曾在《西海固人生存精神的写照》^[10]一文中做过论述。郭文斌作品中所有乡土题材的小说中，主人公虽处在贫穷、饥饿、甚至苦难中，但他们永远是那样的乐观、自信和满足。小说《大年》中，明明和亮亮把贫穷、寒酸、拮据的年过得是那样的富足和“大”，一张红纸，一个饺子，一声鞭炮，一个核桃，一个灯笼，都是那样地让他们心生美好和向往。应该说，郭文斌着意不是在写风俗，也不是在写苦难，而是在写这份生存精神的“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郭文斌是真正懂得生命力，尤其是懂得西海固人的。有意味的是，郭文斌往往是用“童年视角”观照这片土地上的生活，“童年视角”作为一种叙述策略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多有成功的开掘。比如废名（1901~1967），废名是二十年代乡土文学创作中有独立精神并独树一帜的作家，他采用童年视角，着重点在写出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写他们的自然感觉和心理感受。评论家李生滨在批评郭文斌的小说创作时说：“郭文斌的美学风貌与废名及京派作家汪曾祺颇为接近，两人的创作都具有浓郁的乡土情怀，废名写南方小镇和乡村生活；郭文斌写西部偏远农村，那里人们的生活相对比较艰难，两人都喜欢通过儿童视角展开叙述，特别是表现性的最初意识的萌动，当然，废名写得含蓄朦胧，郭文斌写得比较直接。”^[11]郭文斌的小说《大年》《开花的牙》《吉祥如意》《雨水》《学习》《三年》等，主人公都是一些未谙人世的懵懂的孩童。在短篇小说创作中，这是一个聪明且非常有效的办法。童年视角往往有助于作者更为真纯地切入故事，探照事件的各个角落。因为在成人的故事中，孩童往往是一个局外人，他往往会看到和想到成人所不能看到和想到的东西。郭文斌的小说中这种手法的运用使得他的小说的品格更为纯洁，角度更为独到。如《开花的牙》中对死的深入理解和平静对待，是通过牧牧这一孩童的言语和行为完成的，从而实现对苦难的超越，这是一般成人口吻所不容易达到的。在郭文斌笔下，苦难有时候甚至成为一种哲学，《剪刀》叙写的是贫穷苦难中的妻子身患重病，在感恩丈夫对她百般照料的基础上，意识到自己已不能为丈夫和孩子做点什么之后，为了不让他们承受过多的经济压力和负担，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用的就是丈夫精心为她磨的那把用以裁剪来消解郁闷的剪刀。在一定的境遇下，爱就会成为一种错误，就会转化为偷走生命圣水的那只手，就会转化为《剪刀》中的剪刀。这让我联系到当下教育，让我对当下教育中父母对孩子的过分溺爱产生了怀疑，也顿豁了当下一些生活优裕的孩子频繁失足的原因。因此，《剪刀》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悲伤的意象”（《悲伤的意象》）^[12]，更多的是警示，是对生命与爱的警示，对在尘世中奔忙贪恋而又蒙蔽疲惫着的生灵的警示。西海固人的精神本质上是一种不屈的生存精神，也是人类超越苦难、拯救自我的方式，它的文学意义不在于贫穷也不在于苦难，它有着更大更丰富的内容。郭文斌在对苦难生活诗意化审美的同时，找出了一再让人感叹着的西海固人生存精神的“大”和“另外”的丰富。

郭文斌是六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这一代作家的创作资源有一大共性，即对“文革”记忆的抒写。“文革”是上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情，它对中国一代甚至几代作家的成长结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大陆目前活跃于文坛的作家，有很大一部分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些作家正值青年，之中的许多正迎接着或经历着创作的黄金时期。在童年的时候大都经历过“文革”或存有相关“文革”的切近记忆，应该说，这是一代不幸又幸的作家。不幸的是，在他们童年（童年之于作家非常重要）或相关的记忆中，存有“文革”这一灰暗的背景；幸的是，当他们步入文坛时，迎来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新起点和新希望。所以，“文革”中及前后出生的这一代作家，在文学表现上都有很有趣的共性。对于“文革”的反思，郭文斌用了较为艺术化戏剧化的方式，在追忆叙述的过程中不动神色地夸张与荒诞，让读者获得了更多更深的精神层次的体认和思考。

郭文斌的作品中很少有专门用意“文革”的篇目，但在许多的文本中都有自觉不自觉的涉及。比如小说《学习》中的一段话：“满屯顾不得收起钻头，上前抢救。不想迎接他的却是一声断喝，走开！满屯没有走开。满屯盯了满年看，满屯说，满年你可千万不能自绝于革命，支部书记不是说共产主义马上就要实现了吗？不是说马上就要点灯不要油、耕地不要牛、睡觉不用球了吗？不是说一到十八岁就可以上大队部凭票领媳妇了吗？想领多少就领多少，想领多漂亮的就领多漂亮的……走开！不想满年翻起身来，又朝满屯的干腿踢一脚。”这段文字通过两个孩子的对话阐释了“文革”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虚妄和离谱，揭示了特定时代人们生活理想的寒酸模糊与离奇滑稽。这种成分具有精神诗意的东西，但告诉人们更多的却是，这是何等的虚妄迷离与不靠现实，又是多么可悲的事实，让人产生沉痛的精神震颤和思考。作者通过戏谑的口吻，表达了对“文革”思维和意识的嘲弄和批判。

另如小说《玉米》中的一段话：“红红和东东就看书。东东看语文，红红看算术。红红有一道题不会。这道题是：红旗公社东方红大队太阳升生产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发挥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深抓革命，狠促生产，今年的玉米产量比去年提高了999%。去年的玉米产量是500公斤，请问今年的产量是多少？就让东东给她讲。东东说他也不会。”这道题浸满了浓厚的“文革”时代特色，这种不动声色的叙述让读者忍俊不禁。这是作者匠心独用刻意为之，一定意义上是对“文革”前后狂妄虚幻的思想意识和“大跃进”行为特征的强烈反讽和否定。作者在对苦难进行诗意化审美的同时，对特定时代政治环境对苦难的加深和制造表达出了清晰的否定态度。王清淮在关于《大年》的争鸣文章《画外人》中说：“我们不应该忘记过去，尤其不能忘记‘文革’，民众对‘文革’的最切实的记忆就是它制造了饥饿。既然饥饿是文学的最后主题，时过境迁，作家仍然从这类题材中提升主题，意义并不消减。但是，如果把从前的苦难——不管是个人还是时代的——当作把玩的玉如意，油然而生怜爱，也许在浪费这份文学资源。如果把这种苦痛充作自恋的根据，则更等而下之，如果从前是完美的。固然有文学自恋的理由，过去是残缺的，仍然可以把残缺之美充作自恋的素材。但是，有理由并不意味着必须如此，把农村大面积的饥饿说成田园牧歌，把残缺的生活化作一幅风俗画，作家以画中人的身份充当解说员，我们不知道获得是正确呢，还是对生活及其理念的歪曲。”^[13]在对郭文斌作品诗意化审美特色做出肯定的同时，也对他面对“文革”这份文学资源时的态度表示了担忧。可以说，王清淮提到的这一问题是一个对“文革”反思层面的问题，自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指导意义，但我们同时能够看到郭文斌在作品中对“文革”话语及思维的批判戏谑和反讽，会获得别样的认识。可以说，对于“文革”的反思，郭文斌用了较为艺术化戏剧化的方式，能让读者获得更多更深的精神层次的体认和思考。这是“文革”反思文学中的一种较新颖的反思途径和表达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广博精深，艺术精神丰富博大，中国古代文学深植于这片丰厚的土地上，结出了璀璨的果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样式都达到了相应成熟的高峰。自晚清始，中国文学开始受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发生，确立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中国新文学可以说是在外国文学背景强烈的冲击下发生的，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与传统文化的血脉相连，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至此不复放光彩，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用白话创作的现当代的作家只能努力地追求与向往罢了，并不能做出真正意义上的选择。作为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的郭文斌，创作在受西方文学影响的同时，很自然充分地流露出了对传统文化艺术精神的追求，尤其是对“释家”文化艺术的偏爱。“释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一支，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即为“禅”。

“禅”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产物，其尊崇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心经》等著作普世甚广。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受“禅”影响颇深的作家很多，如废名、汪曾祺、贾平凹、韩少功、范小青等。与当下活跃的大部分作家相比，郭文斌在向外国作家学习的同时，更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神中汲取营养，对儒释道等中国传统经典的熟谙使其作品闪现出别样的光彩，人文精神方面非常深厚的东西，许多作家竭力从西方思想里追寻，而郭文斌在对传统的审视中领悟得更多。禅宗作为东方神秘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方气质、东方思维的典型象征，它不同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文化。当大部分西方的哲人以非理性主义的思想武器（例如唯意志论，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去冲击理性的枷锁，开辟人性解放的新路时，也有不少别具慧眼的哲人和文化人从东方的神秘主义文化中发现了另一种智慧，例如荣格、黑塞、布莱希特、尤金·奥尼尔、博尔赫斯等人。他们的学说和作品因此而闪烁着东方神秘主义的异彩。他们的成功告诉我们：东方神秘主义应该也是人类认识世界，发现自我，有所创造，超越苦难的一条重要途径。当中国的许多作家以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学思潮马首是瞻的时候，他们不应该忘记：“东方智慧自有其不可替代的魅力。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汲取创造的灵感，是中国文学避免跟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后面亦步亦趋的关键所在。禅宗诉诸本心，诉诸悟性，诉诸天马行空的思维方式，诉诸宁静、含蓄、幽深的审美情趣，因而天然具有不同于喧闹的现代派的品格。这样的品格不仅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而且也是这人世间相当一部分淡泊名利、乐天达观者倾心的人生境界。”^[14]郭文斌对“禅”的参悟颇深，这一方面很明显地可以从他出的几本集子的“序”与“跋”中看出，如《空信封》的“跋”《学习微笑》，《大年》的自序《以笔为渡》，《大年》的“跋”《回家的路：我的文字》，《点灯时分》的自序《写作可能是一个秘密》，《点灯时分》的“跋”《如莲的心事》等，阐述人文思想及文学情怀的过程中夹带着谈禅论道。重要的一方面是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出，《水随天去》是这方面成就的一个杰出文本。记述了“父亲”在写作追求过程中心灵一步步变化的履历，从正常到怪异、不爱说话、行为反常，以至于最后离家出走。通过“父亲”追问生命真谛的心路历程和与现实的纠缠扭结及他的最终弃世，思考着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的困惑，探索着人类超越物质和精神束缚的可能性。这种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是以“父亲”的禅宗思想哲学为背景的，禅宗抛掉客观形式内容，就其精神状态而言，是进入艺术状态的一种最佳途径。正是因为有了禅宗的思想背景和艺术策略，使得郭文斌的这篇小说富有深意。李兴阳在《生命真意和人间真情》中说：“同作者其他的小说相较，《水随天去》显露出了作者试图超越自己进行新的精神探索及其相应的艺术探索的意向。当作者以‘离家出走’的方式放逐了自己的‘父亲’之后，何以弥合生命真意与人间真情之间的抵牾，其最佳的途径在哪里？这是作者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也是每一个生命的清醒者应当继续追问的而不可能有唯一答案的问题。单是提醒在尘世中熙来攘往的人们不要忘记这一永恒话题，《水随天去》就有行世的意义。”这种深度若不仰仗于中国传统“禅”的思想文化基础是很难达到的。不过李兴阳认为小说中的“‘父亲’的生命哲学与人生观念是以道家思想为底蕴的对生命真意的执意追问和以儒家思想为底蕴的对人间真情的珍重与眷恋”。^[15]而笔者从文本中读出的禅宗的思想更多。《陪木子李到平凉》也是一篇充满了禅味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寻访的故事，“我”与同行石书棋陪同北京来的编辑木子李到平凉，寻访一座古旧的官堡和一位高傲冷美的女子那玉红，展示了我与那玉红的不解情缘，土匪与压寨夫人的浪漫传奇，震湖与古官堡的历史故事。叙述中布满了神秘和机趣，像是一个寓言一样。有许多东西是表达了的，我们也隐约感受到了，但要说出它，还很不容易。这正是“禅”家文化神秘性色彩的显现。这篇作品在这样的文化选择上提升了小说的深度，是对作者自我心灵和哲学的靠近，也是自我深度的挖掘。同时也留给了读者充分的思考空间和无尽的想象余地，像是一个启示人的秘密。小说前面设置了两个富有“禅”味的思考题：“1.那玉红于我有意义吗？如果有，那意义何在？如果没有，那上帝为什么让我在那个胡同口看到她？2.那玉红于木子李有意义吗？如果有，那意义何在？如果没有，上帝又为什么让他从我口里听到她？”就是一组最好的启示，也是理解文章的一把钥匙。可以说他的这篇简短的小说正是有了“禅”味，才避免了直白，变得耐人寻味起来。

对传统艺术想象力的独特领悟也让郭文斌的小说叙事别有风采，比如画面的现实与超现实相结合对作品审美空间的拓展。郭文斌的小说中借用了电影艺术中画面的现实与超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开花的牙》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

她们的后面躺着一个人，脸上苫着一张白纸，张着的胸口上放着一个面圈圈，圈着一圈圈水，肋巴两边立着两块水生生的砖。他突然意识到这就是爷爷，他大喊了一声爷爷，爷爷就翻起来。他又喊了一声爷爷，爷爷就飞起来，爷爷在他的头顶眯眯笑着，就像他平时突然睁开眼睛看到的一样。

又如《三年》中的这样一段描写：

明明始终笑着，以一种君子风度接受了那几脚。接住那几个老人看。阳阳看见明明开始了新一轮侦察，当然不愿意落后。阳阳就看见庄庄爷爷已经骑着仙鹤踏云而去。阳阳就看见改娃爷爷已经在中华民国冥府一麻袋一麻袋地存钱了。

这种实与虚在同一画面的完美结合，是一种大胆的类于庄子《逍遥游》中的艺术想象行为，是放纵想象力的结果。现实的事物和幻想的图景同时出现在主人公和读者的面前，往往给小说蒙上一层神秘的梦幻色彩，为读者展开想象力提供了平台，成功地拓展了文本的审美空间。

同时，郭文斌作品中的对生死超出经验的理解和对人的命运的独特把握也得益于“禅”。但他目前可能面临着较大的困惑，即“表达什么”和“表达的必要与否”以及“怎样表达”、“度的把握”的问题。“因为谈禅谈到最后、谈到极致就是空，是清风明月，你都清风明月了，红尘中一切闹闹嚷嚷都找不到了。我觉得谈禅可以适可而止，作为一种审美趋向，它会使我们看不清很多东西。”这是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对郭文斌目前创作所提出的疑问。李敬泽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内心如果空了，如果清风明月了，红尘中的一切纷扰喧嚣都不复存在了，那他还写什么？没有什么好写，又有什么写的必要呢？即使能写出来的，也会显得气力弱，不够猛烈。但我们知道，李敬泽谈的只是如果，作为尘世中的我们，心灵是很难达到至空和清风明月的，作为一种高度它确实存在于我们的心中，但要实现它，之间还有太远的距离。所以在这种如果和不能如果之间，郭文斌还有很长很险的路要去走。这正是他所面临的挑战和下一步突破的可能性所在。“禅”作为一种审美方式，确实会模糊一些东西，但同时会让另一些东西清晰起来，而这些恰恰是最贴近人内心的，是我们需要也渴望寻找的，是这个欲望的社会所普遍缺失的。不能否定，模糊掉的东西也是重要的，它绝对应该成为一部分作家努力揭示的内容，但我们不能苛求作家的大同。独具特色、另辟蹊径的作家也有他存在的价值意义和必要性。因此，在这种意义上，郭文斌完全没有必要在意评论的诱导，可以在自己的道路上走得更“孤”一些，那样，或许会有新的突破和高度。

“性”作为文学的一个母题，在人类的生活中处处可见。从广义来说，性是一种欲望，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原欲”，“原欲和饥饿相同，是一种力量、本能——这里是指性的本能，饥饿时则为营养、维生的本能——人即借这个力量以完成其目的。”^[16]毋庸置疑，快乐是一个生命个体追求的本能。而儿童期的性追求更多的是一种“本我”的表现，是一个处在懵懂中的生命个体对于美好快乐最纯粹的追求，是人整个精神活动的基础和源泉。然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对“性”这份文学资源的开掘，一直以来停留在欲望和探窥的层次上，几乎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能让人看到别开生面的性（郁达夫《沉沦》写得太直，贾平凹《废都》写得太滥，其他作家写得太粗，身体写作的就更低俗）。外国作家中也有对“性”的集中抒写者，比如英国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着意于对性的理念和性行为本身诗意化的审美与赞扬。

而郭文斌更多关注的是儿童懵懂有趣的性的游戏与冲动。文字是节制文明的，干净且有趣，让人心生美好和向往，永远像一个秘密一样启示着人们。毫无疑问，郭文斌对其作品中的性保持着严谨而崇高的姿态，这在商业思潮的侵袭和取悦大众的主潮下，是颇为让人感到难得的。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接受的形式，不可能绝对达到脱俗，对俗世、俗人的抒写关注正可能是文学力量呈现的方式之一，在一定意义上，文学就是俗的，没有纯可言，一旦文学被界定在纯的意义上，那么它的力量和价值就值得怀疑。但文学的意义绝对不在于和庸俗接轨，作为一种精神高度和思想光辉，它更应该有绝高的姿态，提升人品格的力量和勇气。在关注“性”这样微妙的话题上，弗洛伊德的学说可能给了郭文斌关注少年性意识的视角，但他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性冲动的意识表达层面，而是有了更理智的挖掘。评论家熊修雨在《如何看待郭文斌小说中的性》中，对郭文斌小说中关涉性的描写有充分的肯定和礼赞，认为作者对性的肯定和呼唤是对成长和生命的肯定和赞扬。《大年》的编者则认为：“郭文斌文字中的性不是我们旧观念中的性，而是一种开辟鸿蒙的美，是被我们忽略了的成长的秘密在郭文斌笔下‘像阳光一样盛开’。”^[17]应该说，他们的理解都是非常准确且到位的，因为郭文斌文字中的性通常是隐性的，埋藏得很深。譬如《玉米》中有这样的一段叙述：

东东去厨房里把娘给他在碗底扣着的一块莜面饼饼拿出来，掰成两半儿，和小红分了。莜面饼饼很薄，像铁皮那么薄，每人巴掌大的一块，两人就沿着边儿转着吃。小红说咱们吃个东西来。东东说吃啥呢？小红说你想吃成啥就吃成啥。东东就吃成一个“回”，小红就吃成一个“凸”。两个人一看，都笑了。小红说咱们换了耍。东东想了想，就换了。小红拿了东东的说，现在我能打过你。东东说我能打过你。小红说我能打过你。东东说你拿啥打呢？小红说我的能把你的装进去。东东说我的“子弹袋里”还有两颗子弹呢，早把你打倒了。小红说啥子弹，两个大豌豆，还没有扳机。东东就想，真的，扳机呢？就用小拇指往开戳扳机。不想就给戳碎了。小红就看见东东的眼珠子转了一下，又转了一下。接着东东说，小红我咋觉得你的一只手长一只手短。小红说胡说。东东说不信你并在一起看。小红就把“回”放在炕头上，把两手并在一起看，说明明一样长嘛。东东就笑，小红抬头，东东已把“回”换在自己手里。

这种温情的挖掘更多地展示的是人类意识深处的基本的需求和对另一半的找寻，是对积极肯定的人性的高扬，当然也是对生命和成长的礼赞。笔者对之稍有不同的理解，认为，郭文斌文字中的性更多彰显的是情的美好而非性的欲望。譬如《我们心中的雪》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杏花红了脸说，那要看你的心肠好不好。我就把上衣扣子解开，把肚子挺给杏花，让杏花看。杏花像侦察员一样左瞧瞧，右看看，然后拿出钢笔，无比庄严地在我的肚皮上写道：

就在我快要写到肚脐眼那儿时，杏花说，好了，把我的肚皮当本子写啊。我说，吃亏了你也写嘛。说着，嗵的一下躺在炕上，双手把衣襟揭开，看着房顶，等待着杏花在上面书写最新最美的画卷。

很显然，这是一段和特定时代话语结合的关涉性的叙述，这种关涉性的文字让我们读到的首先不是性，而是孩童之间的那种纯真、亲密、无设无防的友好和谐关系。而这正是成人世界最缺少也最需要的那份关系和情感，是人在成长中必然失去却永远怀恋的那份美好。因此，在笔者的阅读感受里，郭文斌文字中节制、干净、文明的关涉性的描写，是在对成长和生命礼赞的同时，更是对干净、纯真的人性和人情的召唤与希冀，它给人的感觉绝对是心理的怀恋而非生理的冲动，是一种对低级欲望的超越。

较之于小说创作，郭文斌的散文呈现出对生命、情感、思想、心灵体验的更直接性和启示性表达。整体思想价值趋向和美学品质与其小说保持着一致，而且有些作品的文体界限还很模糊，具有散文化的抒情韵致，用的却是小说的表现手法。

郭文斌的散文创作历程比较长，量也比较大，高峰期应该是在他的小说之前。1998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散文作品集《空信封》，在一定范围内引起较大反响。2006年，《点灯时分》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在国内文坛引起反响。他的散文善于叙写亲情及乡间温情，以一种对情的审美拓延和诗意加工探索着散文本质。

生的牵绊和爱的复杂体验在他抒写亲情的散文中得到近于极致的表现，充满了荡气回肠感人至深的力量和气质。他的散文名篇《永远的堡子》《一片荞地》《父亲和牛》等叙写的是浓于血液的亲情。亲情在文学作品中，是一份不老的母题，文学作品长河中对亲情成功抒写的篇目多不胜数，唐代韩愈著名的《祭十二郎文》、现代名家朱自清的《背影》等等，都具有世代影响人的力量。对待这样的题材，如何能独闪光彩，自然需要作家有较高的才情。《一片荞地》叙写了一个儿子面对母亲去世的全部情景和心理感受，篇幅比较长，从与“母亲”的临终相见写到病逝再写到入葬，通篇弥漫着一种低沉忧伤的气质，饱含着浓郁的深情和对母亲操持一生的赞美，浸透着作者对亲情、生命和爱的孤深体验和深味理解。母亲勤俭、努力、充满奉献的一生行将结束了，可仍然没有放弃对家人事务的关心，不停地念叨：“给牛把料拌上。”“天黑了，娃娃还没回来。”“萌萌不知乖着么。”作为儿子的“我”盼望着母亲不要再承受巨大的病痛，可又一想，这样的想法不是让娘早点上路吗？生的牵绊和爱的复杂体验在文章中得到近于极致的表现，使这篇散文充满了荡气回肠感人至深的气质和力量。《永远的堡子》是获第二届冰心散文奖的篇目，叙写了一个堡子中的女主人顺忍、默耐的一生。文中的母亲对兄嫂的尊重，对丈夫的顺从，对儿女的关爱，对人伦的膜拜，真的是称得上感天动地。作品充满了撼人魂魄的人情的力量，称得上绝无仅有。母亲为儿子、兄嫂、丈夫、人伦活着，却唯独忘了自己也是一个人，是一个充满了人之一切基本诉求的人。而且，父亲对她的毒打也似乎超出了平常的情理。作者在显示人情美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个背后的东西，即“爱”。人应该如何去爱与被爱，爱应该如何去成就，如何去表达，确实是一个永远值得思考和探究的问题。郭文斌在此没有明确的方向性指认，局限于自己对传统文化思想的沉溺，所以文本的现代价值理念体现得不够。在中国，伦理纲常思想统治了人们几千年，深深地植入了国民的灵魂，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开始逐步退隐，至今仍然没有彻底消除，尤其在农村，沿袭的面积一定范围内还很大。这种传统的力量，当然具有一定意义上的美与真，这种美和真是需要继承发扬的，但它同时存在着禁锢人们思想的弊病。作为当代人文价值和理念培育下的作家，不能一味地对之称是唯从，而应该具有一个清晰的反思的态度和方向。

较之于抒写亲情的散文，郭文斌笔涉爱情的散文显出更多的空与伤来，对爱情的理解感受充满了特别的忧郁的气质，读来有一种淡淡的酸楚的味道，但抒情描写是节制的。这类散文有《空信封》《爱情没有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等等。单永珍、刘立平曾在《空信封·序》中写道：“郭文斌的散文让我们透过一个个美丽的心灵断桥和爱情伤口走进或失之交臂或尘封已久或习焉不察的生命秘密和感情隐私之中，于一种神意的欢欣和诗意的忧伤中把味生命的花开花落。”^[18]是对郭文斌爱情散文的最好注解。爱情，作为人类感情的重要一支，历来为文人作家们所倾情。然而，永远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余绪。郭文斌抒写爱情的篇目很多，有些篇目虽哀伤低沉，但抒情描写始终是节制的，情感的表达是含蓄内敛的。作者的创作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在文学关怀人性的严肃意义上意识到某种负面的影响，反思自己的创作，反思自己唯美的文字在带给人以美好和启迪的同时，或许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也带给年轻生命以伤害。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郭文斌对爱情的抒写一定程度上是对生命形式、成长结合的着力思考和赞美，具有较高的美学启迪意义。《爱情没有药》中对爱情魔力的体认和对爱情至尊地位的认可是对真情的讴歌。尽管用了一种忧伤的语气讲述着，但“表明他依旧相信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真爱是唯一且永恒的，商品经济时代也不例外，真的爱情可以穿行在唯利是图的现代都市中。”^[19]正因为如此的唯真与唯美，郭文斌抒写爱情的散文更多地见性见情，体现出永恒的真爱的魅力。

对于乡情的抒写，也是郭文斌散文创作中重要的部分。这方面的篇目比如《点灯时分》《腊月，怀念一种花》《本土如乳》等。作者抒写着的是记忆中乡土上的风俗风土和风情。对于乡村，节日等风俗是最有文化内涵的，它包含在最平常的事物中。对乡俗节日的抒写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习性和方向。郭文斌出生于受秦文化影响的宁夏西海固乡村，自然从小受到乡村民俗文化仪式的熏染，这种文化仪式以无声的方式存储于他的童年记忆，成为他散文抒写的一份直接资源，显示了他的文化承传和命脉。郭文斌散文在有些地方对乡俗的抒写充满了细致的情韵和智性的思考。如《点灯时分》中这样的一处描写：“赏完月，灯盏被分别端到各个屋里。每人每屋每物，都要有的。包括牛羊鸡狗、磨子、水井、耕犁等。让人觉得天地间的所有物什连同呼吸上都带着一点灵性。似乎耕犁磨盘它们不时会扯着你的手跟你攀谈几句，那时谁也没有问为什么要给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点灯，只觉得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不应该了，而生命不正是一种‘应该’吗？现在想来，这其中包含着多么朴素多么深厚的善和美、连同真啊！”简单的乡俗，被作者赋予这么多情的韵致和理性的思考，真是难得的一种融合。这样的抒写，使作品的品格得到了成功的提升，注入了思考的空间和成分，在《红色中秋》《燎干》等篇目中也多有成功的表现。

郭文斌的散文注重于对爱情、亲情和乡情等的诗意化审美和礼赞以及对人类情感价值的形而上的诗意追索与思考，是生命在自然状态下灵性的闪现，是对生命的宁静与芬芳的表达，保持了对经验心灵的直接性。他的散文中，禅的思想与文本主题的契合是很恰当的，没有苦涩，看到的是干净温暖的人生理想和心灵境界。《空信封》《荷花沟》等篇目中隐约透出一份禅意，是一种期待，更是一种美的延伸。同时，他的许多散文中都有一个寓意深刻、酸涩而又凄美的故事，将期待和思考的空间一直在拓展。在心平气和的抒写中，摆脱了令人窒息的暴力和毫不留情的批判，每一句话都是智的开启，都是有着启迪人的力量的。这种韵致与内在追求和散文家刘亮程有很多可比较之处，刘亮程笔下的乡村充满了哲学气息，有着远古的风韵和未经工业文明污染的宁静与诗意，郭文斌的散文也同样在对世事风情的阅读体验与回味中走向宁静致远的诗意审美的境界，是对生命、哲学、文化本真的一种贴近与回归。

郭文斌精彩的散文创作和诗化的审美追求使他作品的语言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散文诗化特征，精炼、干净、利落，跳跃性很大。但这种简练绝非简单，而是在表意丰富的前提下的一种提升，使有限的语言结构外，浮有无限的意蕴空间。这种把最大的创造性空间留给读者的尝试与努力其实是对读者最大的尊重，这点在他的散文中体现得尤其突出。他的有些散文及小说语言本身就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比如《雨水》中的这样一句话：“那一刻，他也许正在灶前想心事，也许正在被窝里睡懒觉，也许正在凭窗看雨，看雨如何将一缕一缕炊烟绾成麻花……怎么就没想起去给它们打一把伞呢？”又如《我们心中的雪》中的这样一句话：“下雪了，我们并排站在院里，比赛着伸出长长的舌头，屏着呼吸，耐着性子，等待着天上的雪花一片一片落下来，落下来。然后用心体会雪花留在舌头上的轻浅的脚步。”再如《美丽的雪花哪去了》中：“阳光像金鱼一般在青草地上跳跃，姐扮鬼惹得我傻乎乎地笑，姐说我咕咚咕咚的笑就像三河渠里的冒水眼。”这些句子如果把它们从作品中单独提出来欣赏，仍然是很美的片段。因此可以说，郭文斌的文本“处处开花”，他的这种特色笔者称之为“叙事语言的诗性”。语言在获得诗意的同时，自然对作品主旨的诗性有一个提升和帮助。任何艺术作品，在根本上都要具有诗性，只有具有诗性的作品才具有持久感染人性情的力量。郭文斌的创作在这一点上具有了不俗的起点和有益的探索。

[1]李建军：《升华与照亮：当代文学必须应对的精神考验》，《小说评论》2005年第5期。

[2]苏启运：《空信封·序》，见郭文斌《空信封》，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9月版。

[3]哈若蕙：《点灯时分·编后》，见郭文斌《点灯时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页。

[4]熊修雨：《如何看待郭文斌小说中的性》，《小说评论》2005年第1期。

[6]李兴阳：《生命真意和人间真情》，《作品与争鸣》2005年第11期。

[7]李社教：《生命的自适与对他者的关爱》，《作品与争鸣》2005年第11期。

[9]李晓虹：《寻找回家的路——为郭文斌散文说几句话》，《文艺报》2006年6月24日。

[10]王佐红：《西海固人生存精神的写照》，《作品与争鸣》2005年第3期。

[11]李生滨：《从废名到〈大年〉，文学的审美与批评》，《黄河文学》2006年第3期。

[14]樊星：《禅宗与当代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15]李兴阳：《生命真意和人间真情》，《作品与争鸣》2005年第11期。

[16]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的心理哲学》，九州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86页。

[17]哈若蕙贺秀红：《大年·编辑花絮》，见郭文斌《大年》，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0页。

[18]苏启运：《空信封·序》，见郭文斌《空信封》，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9月版。

[19]李兴阳：《西部生命的多情歌者》，见郭文斌《大年》，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