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原理的启示和见证

在完成对System的“艺术—哲学”建树，特别是对其“艺术—工具”命题的集中考察和辨析，对艺术在谢林那里获得哲学体系中的关键地位作出肯定的同时，我们在结语这里要总结性地突出艺术对哲学的那种意义的本质特征，并以之回应研究中常见的针对谢林System赋予艺术的真理功能发生的合法性质疑。

谢林对艺术与整个先验哲学关系的规定性表述是，艺术乃“原理的客观化”（SW．III，S．624），这是承认在一个原理内的知识活动的自我论证需要借助艺术的帮助而发生，所以它作为一种科学的奠基本身颇具挑战性。毫无疑问，谢林为体系的奠基寻找一种统一性原则时超越了康德对艺术与哲学关系的“批判”划界。笔者认为，对审视分析这一艺术—哲学举措，最主要的是把握作为存在根据的原理及其在艺术中的现象之间的总体关联，因为这个关联同时揭示了哲学与艺术之关系的根据。System中的演绎显示，谢林是用“启示”概念来提示这个根据：“既然那两种逃避自身的活动的绝对会合（jenes absolute Zusammentrffen）根本不能继续解释^[1]，而只是一种虽不可捉摸，却又不可否认的现象，所以艺术就是对这种绝对会合的唯一又永恒的启示，它也是那种奇迹，哪怕只出现一次，也必然使我们对那种至高无上者的绝对实在性确信无疑”（SW．III，S．617—618，黑体为原文所有）。如我们迄今的考察所证实的那样，对先验知识体系来说，艺术具有客观化方面的优越性。整个先验体系从开始就在向着“那种至高无上者”即“主体性东西与客体性东西之间的和谐的根据”运动，这个根据按照体系“最后的任务”应当对“自我本身”构成为“客观的”（Ibid．，S．610）。而在艺术这里，在一种当下，知识与存在的这一产生根据现实地闪现。这在System全书中一直有着提示，而在第六章的“艺术—哲学”的先验演绎那里，最终按照原理得到了阐明。在此我们将几个理解关键点总结地分述如下：

1．在与艺术创造的关联中，要把艺术理解为对绝对原理的“启示”，就需要把握“启示”与“意志”的整体关联^[2]（Ibid．，S．616）。因为在艺术创造这种现象那里意志强调地证明它自己是整个存在者的原理。“启示”是那种“能够展示绝对实在性”的“奇迹”。也就是说，艺术关系到某种“奇迹”，此“奇迹”是存在本身的显现并因这种显现在这里出现而被造就。由于“奇迹”的本质特征正是某种根本不可能显现的东西的现实存在，“奇迹”作为一种存在意志的体现对历史理性必然是种不可解释的现象。“不可解释”在这里并不意味着直接扬弃思考法则和自然法则，而是仅仅提示着超验，仅揭示出某种东西的起源无法接近。谢林恰是在这种辩证的意义上，在“至高无上者”的那种不可解释又不容否认的显现的意义上阐发艺术是原理的唯一而又永恒的“启示”：因艺术的意志活动的客观性，艺术必然能让理性认识到作为原理的意志即实际上的存在者。

2．我们还必须注意，谢林在此是在一个“强力”的概念那里寻找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真理证据——此哲学唯一的课题就是其知识活动的难题，而这个“强力”概念恰恰被他从根本上定义为“不可知的”、“不可捉摸的”和“神秘的”（SW．III，S．616）。这种神秘的“强力”强制地带来对客观性东西的意识。“客观性东西”在此指的是在所寻找的那种美感创造的有意识的活动中出现的东西。意识则是人的那种自由的、意识到自己的活动。因此创造活动的“强力”不可捉摸，逃避理智的把握，逃避自身。不过，一种“强力”把对象带给意识，这又说明那种神秘不可知，不可捉摸的“强力”恰恰指向照明，指向可辨认和可理解。所以当谢林从艺术产生的角度进一步揭示了自由与必然的原始矛盾对立如何规定着所有的伟大艺术时，他仍在遵循这条从原理到自我启示的思路。

3．艺术是绝对同一性原理唯一又永恒的“启示”这一陈述，本身还必须在与作为创造性原理的“天才”的关系中去理解，具体说来，要将之理解为对“天才只是在艺术中才可能”这个表达的另一种阐述（Ibid．，S．616）。由于谢林把天才的创造产物的基本特征规定为“启示”，“天才创造产物”这个概念就同时包含着艺术产生与艺术显现的总体关联。对艺术“奇迹”的形式规定，成为一种不可否认，但按其起源又不可解说的现象。以此谢林把这个所有时代的难题，按其本质是永远不能成为客体的绝对主体如何可能与人类意识建立一种关系，与当时在艺术、宗教和哲学本身形态中寻找的解决结合起来，得出他自己的结论：既然绝对主体永远不能成为客体，只能作为统摄者悬于万事万物之上，那么就不能思考其与人类意识的关系，而只能思考其与纯粹显示也就是“见证”（Dokument）的关系。这也正是我们对System中艺术“工具—命题”的批判考察所获得的洞察之一：System中的艺术哲学建树并非关系到任何一种“天才崇拜”、“审美革命”或审美理性的越界操作，而是根本关乎“至高无上者”的这种自我显示如何借助于艺术而发生。先验演绎在此并未像浪漫派理论那样片面地将个体的意志活动绝对化，却指向在“天才”这一创造原理内尽可能统一意志活动与“应当”（das Sollen）那种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

4．“绝对者”的自我“启示”在涉及艺术的情况下成为对“绝对者”的“见证”问题。因此洞察谢林怎样从作为非客体性东西，本身只能显示的“至高无上者”的思想而达于艺术，是把握谢林System哲学美学思考切入的契机之一。“见证”本身之可贵在于它那种独一无二的“显示”：“此见证总是不断地重新显示和证明哲学不能外在地表现的东西也即行动和创造活动的无意识及其与意识的原始同一”（Ibid．，S．627—628）。而谢林在此并没有将艺术之“见证”树立为等同于原始同一性的，而是清醒地看到“显示”本身联系着某种矛盾的要求：某种不能是客体的东西应当被意识、被显示。所以在同一性原理与显示的这种关系中，显示首先提示一种现象，其完全不同于一个纯粹的事物，因此而区别于客体化。同一性原理的显示是指绝对主体为了成为现象而达于一种可认识的状态。按照唯理念论的概念，此主体不仅是客体的对立面，而且是一切客体性东西的自在存在的根据。据此，作为主体显现就意味着显现为超越所有客体的那种东西。按照谢林的思考，作为主体显现还是在一种双重意义的显现：一方面绝对同一性显现为创造性的“强力”，超越在被创造的东西之上，另一方面又在维持着的“强力”的意义上，作为不变的秩序超越于被置于秩序中的消逝者。

总起来看，System是从知识活动的方式去规定“启示”、“见证”乃至“显示”，强调了通过“启示”传达的知识活动不同于其他的知识内容。真正的“启示”的对象，人们对之无法有科学，而没有“启示”、“见证”就无法认识它。显然这是一种特有的、特殊的认识。谢林对艺术创造中的非任意特征的研究，他对建立开端的不可避免与圆满完成的不可强制的解说，典型地揭示了这个情况：在艺术创造的情况下，艺术家完全有意识地、抱着特定目的的创作，却既不能强求其创造产物的“圆满完成”，也不能将这种“圆满完成”仅归功于他自己。而对这种“圆满完成”之不可强求的意识同时正是对作为不可解说者的绝对者的一种意识。因此艺术创造活动的“圆满完成”在凸显着创造性原理那种“不可解说”又“不能否认”的辩证法：“圆满完成”之不可强求源于创造性原理之不可洞察。在艺术这里，不可强求因此也“不可解说”的东西正是创造活动的“圆满完成”，是创造产物。那种“不可解说”的东西借助于美感创造又正是无可争辩、有目共睹的东西。这说明表述的达成也就是一种可见、可闻、可感知的状态的达成。因达成之不可强制，艺术也无条件地不可解说。人们虽然能找出艺术的各种组合要素，但是恰恰不能解释那种决定性的“遇合”（das Zusammentrffen）本身，艺术的“圆满完成”以及艺术的“显示”都仅仅存在于这“遇合”那里。显然，艺术的这种情况之难以捉摸，原因就在其与那种在此达于显现的东西的关系中。不可捉摸正在于：那种“绝对非客体性的东西”显现出来，其按照本质状态恰恰必然要逃避任何显现。这就是本质与生存间的矛盾，艺术的“效果”就建立在这个矛盾上。艺术正因为如此是哲学所寻找的那种“启示”，当它是两种天然要逃避自身的活动的某种绝对融合。艺术作品将不可客观化的绝对同一性客观化，以此证明了自己的真理特征以及与此有关的独特功绩——证明自己是真理的条件。没有艺术，“至高无上者”就在神秘地保持缄默。

正是在谢林对艺术的真理和体系能力作出前所未有的高度赞扬之处，我们有必要对相关研究对此的一些怀疑和批评的立场作出回应。这类质疑除反对“以美学代逻辑”之外，最主要是针对有限理性，特别是具有象征特征的艺术作品如何能完满“反射”无限原理而发出；也就是说，争论点在于作品作为有限认识是否能符合“至高无上者”的存在，个别的艺术作品带有物质性的表现如何能证实整体，其在认识论意义上究竟是对后者的一种“启示”还是一种“遮蔽”。就一切理性都只能以其认识与诸种客体发生联结而言，我们承认，从认识论方面对谢林赋予艺术的真理功能提出的质疑，是哲学美学研究无论如何不能回避的。不过，就我们的考察题目来说，就艺术的真理功能在System这里根本上涉及对超越性的原理也即无条件非客体者的表述而言，谢林对如何从根本上把握这样一种绝对非客体者的课题处理，本身并不是在认识论的层面上作出的，所以也不能仅以艺术家的神性认识能力及相关衡量标准的讨论来回答。相反，对此种质疑的思考，我们一般的回答就是指明艺术的哲学功绩或真理功能得到合法性判断的那个理论奠基关键，也即强调System所展开的艺术与绝对原理的内在联系。艺术哲学只是先验哲学的工具论，运动在先验哲学体系内的只是这原理本身，这是寻找原理自身的“启示”可能与“显示”或“反映”可能的问题集合。此外我们也提请批判的考察同时要关注并认识System中谢林的“艺术—工具”命题的范围条件：这个命题是在先验哲学体系领域和先验演绎方向上的，如同我们的审查已经证实并一再提示的那样。如果对基础主义和整体论持拒斥态度并从唯理念论乃至整体论的体系立场全面后退，谢林的上述思想的精髓和独有的重要性就不免被置诸视野之外，我们也很难从这一重要的哲学美学思想受益。

从System的论证结构看，这个体系的全部知识活动的步骤都指向一个点，在那里此前尚建立在公设特征上的前进式的原理转变为一种一劳永逸的“现实的”知识活动，因此这个点标志整个体系从公设的知识活动到现实的知识活动的转变。而最后这个点就是由System中艺术—哲学的最后定理标志的：“作为公设设定的那个创造产物无非是天才的创造产物或艺术的创造产物，因为天才仅在艺术那里才可能”（Ibid．，S．616）。作为美感创造原理的天才等同于哲学中的自我，所以其创造产物能够把一切客观事物的原因，那种不能客观化的“至高无上者”即绝对同一性启示出来。通过艺术的创造产物，对理智来说，自由与合法则的那种同一性，体现为其最后根据存在于它自身那样的东西。也就是说，最后这个点的内容正是整个体系从一开始就在要求的知识确定性和存在确定性，因此随着它，知识体系迄今走过的全部道路都被移植到确定的状态中。“艺术—哲学”以此完成了它作为先验知识体系的“官能和工具”的作用。

我们的批判考察也能够说明，哲学在谢林的System那里主要是出于确保思考与真理才强调地转向艺术。正是思考的内容和现实的那种“原始自我”促使谢林哲学从一开始就对准人的一种同时涉及知识与行动的独特“状态”，期待艺术为满足绝对确定性这个诉求对哲学的论证有所帮助。因此指责谢林以艺术遮蔽甚至取代思考的诉求不够公正，System的先验推演并非意在对哲学思考提出一种浪漫主义的草率“解决”，相反考察表明，对哲学着眼于自然与历史的难题向艺术提出的这个中介命题的难度，谢林有着充分的认识。他对艺术重大意义的洞见，本身是以艺术是否能满足这个意义期待作为条件，所以，我们再次强调：System中的“艺术—工具”命题有其确定的前提和范围，此命题的作用域是先验哲学体系，并且只是在这个方向上，只是在这种反思的哲学体系内的先验推演运作那里，艺术被强调为哲学的“官能与工具”，强调为先验哲学的“见证”。对此，即使是批判方的一些意见，依然从否定的方面认定了这个事实。^[3]

如果说我们必须承认，科学精神在任何一个时代的努力中均没有建立如康德以来的这种深刻的、富于成果的丰富体验，那么经上面的考察我们更可以肯定，仅就将先验哲学重新提高到康德和费希特曾将其建设的那个程度上这一点而言，就必须承认谢林的独特贡献。而谢林跟随康德，使哲学与艺术联盟的做法具有重大意义，他致力于使哲学与艺术在知识体系的整体内保持积极张力，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让艺术被哲学所扬弃。这也表明，在德国唯理念主义者中，谢林从精神来源看是更为贴近希腊来源的那位思想家，他继续康德的美学转向而致力艺术形而上学建设，他的思考更为贴近艺术的真理—证据准则。因为在谢林看来，不仅艺术的存在最终澄清了克服“精神—物质”之二元对立的理论可能性的真相，并且此种可能性已经存在和实现在艺术中，其证据就在作品的艺术特征本身、在它的美那里。而且，以此在希腊的表象那里，指的是艺术的那种特定的作用，它作为令人幸福（永福）的强大力量，使人在一个瞬间忘记了他的死亡，他的有限性的那种存在特性。在谢林的作为艺术特征的美概念和天才概念那里，艺术创造产物的完成都与一种“无限满足”的情感相应。艺术借个别或特殊而完成超验作用和整体性作用之秘密俱在于此。

我们据以上考察也能够肯定，谢林在System中的“艺术—哲学”建树因其独特的哲学提问以及艺术与哲学的关系构想并未被超越，而是保持为近代思考运动中的整体论积极的一极，即使这个构想在“后体系时代”高扬哲学之科学特征的主流哲学家那里随着实践的进程淡出了视野，其思想的力量并未因之而减损。本书这里作出的努力是，按其被谢林展开的那样明确提出这一“艺术—哲学”建树的重大线条，以突出其现实意义；因为按照概念和事实，艺术哲学的概念与谢林的先验哲学的融为一体都非常引人注目，其使艺术在哲学中决定性地获得关键地位，可说代表着一种古老的理性洞察：哲学与诗的渊源更近。以此我们认为，System对艺术真理功能的全面认可，也指向承认在哲学、科学和艺术间的连续性，哲学的整体论形式即已包含某种多面与整合。对此来说，谢林在先验哲学内的这一艺术哲学建树始终是一种哲学美学的可能形式。

【注释】

[1]在谢林的先验哲学中，“绝对会合”这个表达指的是，有意识与无意识活动在完满的艺术作品那里发生的融合为一或统一，必然以偶然方式呈现，不能是有目的的实践追求的结果。参看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石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7页。本书中笔者根据上下文又将“会合”译为“遇合”。

[2]谢林的先验哲学将精神的自我规定称为意志活动，对此可参看谢林System中理论哲学部分从反思到意志活动的推演、实践哲学部分对道德领域的自由意志的阐述，以及他的悲剧阐释赋予意志活动的角色：仅在意志活动那里，理智或自我才成为其自身的对象；意志活动实际是自我意识最高条件的表述。参见本书第一部分第三章第五节、第五章第五节的相关探讨。

[3]例如那些针对谢林在之后的同一性哲学中放弃艺术这一真理工具作用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