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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神话:谢林的两大艺术哲学切入点
1.3.1 一、课  题

一、课  题

本书是一项德国唯理念论基础研究,以专题的形式探讨哲学家谢林(Friedrich Wilheim Joseph Schelling,1775—1854)的两大艺术哲学建树,也就是其1800年的《先验唯理念论体系》[1](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中的“艺术—哲学”部分[2]和他在1802—1805年间的“耶拿维尔茨堡系列讲座”《艺术哲学》[3](Philosophie der Kunst)。由于是专题研究,本书的任务不是对德国唯理念主义美学的这两个重要文本提供无所不包的全面综述和释义,而是通过聚焦谢林这两大哲学美学纲要各自的核心问题去探讨谢林的两大艺术哲学建树,这就是System中的“艺术—工具”命题和PdK中的哲学神话学构想。

System已被公认为德国唯理念主义体系哲学和谢林本人的奠基性著作之一。而其中的整个“艺术—哲学”纲要则要看作谢林的先验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按照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精神强有力地处理了艺术与作为知识体系的哲学的关系难题,因此是哲学反思经常需要返回的重要哲学美学资产。然而,思想史的这份思辨遗产属于那类难以消化的厚重传统,尽管其精神实质本身自明,不加批判和研究却很难理解掌握。谢林先验唯理念论体系内的这个“艺术—哲学”纲要又曾在唯理念主义哲学内部长期遭受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美学的遮蔽,致使我们汉语世界的经典美学研究对它的认识至今十分不足;此外,这项基础研究和讨论还需要借助于“体系重构”来进行,而当今哲学的“后体系时代”的解构氛围对此显然并非十分有利。因此本书的第一部分要完成的课题就是在反思和重构System问题史脉络的基础上,考察并探讨其哲学美学的核心思想即艺术作为先验哲学体系的“官能和工具”这个命题,对其是否切中作出评判,使我们汉语世界的古典哲学研究者能够关注、重新衔接并进入谢林先验哲学体系的“艺术—哲学”中最重要的那些思想。

本书的第二部分把谢林的另一个哲学美学建树作为研究重点,确切说来是要阐发和处理同一性哲学框架中的PdK中的哲学神话学。因为谢林不仅在先验哲学那里将艺术理解为与哲学的体系认识交互包含、交互补足以及与之最后统一的开放的认识途径,还在其同一性哲学的艺术哲学中,通过对哲学神话学的建构提出了全然不同于近代工具理性的、切入到存在论范畴秩序中的实在性概念及其实现可能的问题,为艺术打开了其神话学源头,与此同时也在艺术那里打开了人内在具有的最后的整体性救援途径。然而他的这一哲学神话学虽然是PdK的真正核心,是其为一种艺术形而上学贡献的重要理论奠基,却也是被国内外的谢林研究长期淡忘,迄今尚未充分展开讨论的一个问题集合。本书在笔者与德语世界多位唯理念主义研究专家长期进行理论切磋,在吸收德国学界对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的现有文本研究及问题史的批判清理工作成果的基础上,也在笔者本人对谢林PdK以及相关自然哲学及同一性哲学文献汉译工作的基础上,尝试对PdK中被研究者长久忽视的核心思想亦即PdK中的哲学神话学的存在论的真正维度,集中作出一次阐发。[4]

笔者有意识地对谢林这两个重要的哲学美学纲要各自的核心思想作出平行的研究处理,以强调这两个时间上前后相继的理论切入分属谢林不同时期的哲学体系并具有各自特定的体系任务。这个处理并非简单地满足于将谢林的哲学脉动及其理论成果划归各个分期,而是基于谢林这两个艺术哲学纲要各自独立的、不可约减的问题维度:“艺术—工具”命题应当在先验哲学内部完成它“闭合体系”的任务,而同一性哲学体系内的哲学神话学建构则要为作为真正科学的哲学美学的建立提供存在论的理论奠基;也就是说,由于所关注的主导性事实不同,这两个理论切入本身相对独立,因此笔者将谢林这两大艺术哲学建树确立为本书研究的两大出发点事实。就此而言,笔者已站在德语世界中唯理念主义研究者的谢林学派一边,赞成他们的基本主张,如:应当在先验哲学框架之内去发掘谢林“艺术—哲学”举措的体系任务,而不可降低它,比如将其仅仅理解为同一性哲学PdK的准备步骤。笔者将这样的研究立场理解为批判性地厘清德国唯理念主义思想史的基础工作的必要程序之一,而不是想要以此在学科内部的讨论中作一种“认祖归宗”的表态;实际上,就谢林艺术哲学两大建树在德国唯理念论美学思想建设中所牵涉的与康德、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特别是与黑格尔所发生的重要理论商榷而言,我们的专题研究目的并不在于在这个德国唯理念论的体系哲学建设难题的总体关联内得出一系列例如何者正确,何者错误的简单判决。不如说,把握住唯理念论哲学思想运动内部的两极、不同思想家不同举措的问题维度,以洞察德国唯理念论美学中不同理论切入各自的深度及广度,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更为重要。

同样,笔者在这里使用分题处理的方式,当然不意味主张我们的研究可以对谢林这两个哲学美学建树之间的连续性视而不见,正如我们也决不能将谢林的艺术哲学理论误解为某种脱离思想史的沉思冥想的结果,竟可以孤立地去研究对待。实际上,在绪论这里,笔者的主要任务正是基于德语世界唯理念论研究状况,在谢林的哲学美学建树这个题目下,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唯理念主义问题史的总体线索,也即阐明其与康德所肇始的近代理性哲学之“转向美学”的直接关系,因为正是这个“转向”造成了谢林哲学美学全部思考的契机和理论出发点。这个回溯工作还试图为我们照明,谢林艺术哲学的问题集合在多大意义上可以读作康德的审美理性批判的肯定性的必然结果之一,可以看作对康德美学思考的合法发扬,最主要地,可以看作德国唯理念主义美学的最重要的资产之一。而我们要借助重新回到谢林思想的这种努力,批判地克服当今学界对德国唯理念主义美学重要精神探索的依然普遍存在的某种遗忘和遮蔽。

由于专题研究本身的限制,本书不可能全方位地处理谢林分别在先验哲学体系框架和同一性哲学体系框架中提出的这两个艺术哲学纲要各自所涵盖的全部思想内容;并且在我们课题范围的讨论中,不仅PdK中的整个“类型诗学”会被我们统统按下不表[5],即使是谢林最重要的哲学美学贡献之一——其“悲剧论”以及System中的“天才论”,本书也只能在论题所涉及的角度中对它们进行处理,以便集中于探讨对我们的课题十分重要并且亟待澄清的那些方面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