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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斯蒂格勒(1911—1991)，美国经济学家。1982年因为研究产业结构、消费行为、市场信息作用及政府管制性政策等方面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斯蒂格勒非常善于用笑话来表示自己想表达的意思。谈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聪明，他举了一个例子。

当弗里德曼还只是一个23岁的研究生时，有一次因为感冒卧床休息了一两天，而等他病好以后再出现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一篇新的论文，论述阿瑟·塞西尔·庇古(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利用家庭预算数据估计需求弹性时的一个方法错误。尽管庇古没有看到这篇文章，也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弗里德曼的文章后来还是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

就这件事，斯蒂格勒经常跟弗里德曼开玩笑说：

“要是我在滑雪时摔断了一条腿的话，等到痊愈时你的论文肯定会堆积如山！”

经济学家有一个理论，即“显示性偏好理论”，斯蒂格勒对这个理论深信不疑。这个理论认为，人们真正的偏好是通过他们的行为反映出来，而绝不是由语言反映出来。为了通俗而深刻地说明这个理论，他在他的自传《乔治·斯蒂格勒自传——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里用伯纳德·曼德维尔(18世纪早期一位非常出色的哲学家和物理学家)的一段话表达自己的意思。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里这样写道：

人们嘴上说最好的东西，不能叫做“享受”，相反，他们实际上最乐此不疲的东西才能叫做“享受”……例如，约翰在切布丁的时候从来就只切一丁点儿，少得几乎没有；这么一丁点儿的东西在他费力地咀嚼后像吃草似地咽了下去；紧接着他就扑到一块牛肉上，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直吃到牛肉都堆到嗓子眼。如果你每天都听见约翰大叫，布丁是他的最爱，而牛肉对他一钱不值，你难道不会感到恼火吗？

斯蒂格勒很会调皮捣蛋，这儿有一个例证。他知道他们的导师亨利·舒尔茨一直很信任艾伦·沃利斯，而不信任他。斯蒂格勒不服气，总在想办法证明舒尔茨错了。机会来了，有一天斯蒂格勒和艾伦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一个小测验题：一个正方形有4条边，一个正方体有12条边，那么一个四维正方体共有多少条边？他们两人各算出自己的答案。舒尔茨看了他们的答案以后，不知道哪一个的正确。斯蒂格勒知道舒尔茨一定认为艾伦是正确的(其实艾伦的答案是错的——24条边，而斯蒂格勒的答案是对的——32条边)，所以恶作剧地说：“艾伦的答案是正确的，我的……”果然不出斯蒂格勒所料，舒尔茨还没有等斯蒂格勒说完就抢着说：“我早就知道艾伦是对的嘛！”

斯蒂格勒听了高兴得哈哈大笑，艾伦则一脸尴尬，而舒尔茨则莫名其妙地看着斯蒂格勒。

还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情可以反映出斯蒂格勒他那当之无愧的“直率得近乎鲁莽”的性格。有一次，斯蒂格勒邀请了一批访问学者在学校演讲，这次演讲引发了大家异常激烈的讨论。当系主任米利斯问斯蒂格勒是否愿意将这个论坛设为一门正式课程的时候，斯蒂格勒立即拒绝了，因为他担心大学的教授们会干预论坛的事务。

像许多优秀的学生一样，斯蒂格勒也有逃课的记录。

切斯特·莱特教授当时每天下午4点到6点为大学生讲授美国经济史。这门课的内容不错，但有些枯燥，因此斯蒂格勒几乎每天都要逃掉一半的课程。莱特知道斯蒂格勒的这个“臭毛病”，有一天上课时便故作可怜状在班上宣布说，有人向院里写了一封匿名信，责备他总是拖堂。班上所有的人顿时都扭过头来看着斯蒂格勒——一定是这小子写的匿名信，要不怎么每一次都在听了一半的时候就逃课呢？逃课不就是觉得老师在“拖堂”吗？

斯蒂格勒当时的反应是非常委屈——他根本没写那封信。

不过，颇具绅士风度的莱特教授似乎并没有记仇。后来在斯蒂格勒参加经济史的预备考试时，莱特在试卷中有意出了一道斯蒂格勒能够回答的问题——关于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经济发展。因为他知道斯蒂格勒是在那里长大的，但是斯蒂格勒却完全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此有人怀疑：也许莱特教授是出偏题故意为难斯蒂格勒。天知道！

1982年，斯蒂格勒因为对信息经济学理论和公共管制理论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获奖之前，他没有听到任何他将会获奖的传闻，相反他倒是听到其他经济学家可能获奖的传闻。因此，当他得知获奖的消息以后，感到非常意外。

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颁奖仪式异常隆重。斯蒂格勒带上他的儿子、儿媳妇，以及四个孙子，还有老朋友沃尔特·比恩、克莱尔·弗里兰德，一起参加了颁奖仪式。斯蒂格勒后来说：

“人们也许都对王室有种与生俱来的崇敬心理，尤其是当既迷人又充满魅力的女王出席的时候。我对这个奖项的作用一直感到不解，不明白它为什么能带来那么巨大的荣耀……”

为了弄清楚这个疑问，他拜读了哈立雅特·祖克曼的著作^[1]；之后，对这个奖项更加感兴趣了。他得知，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曾希望这一慷慨的奖励能使受奖人获得经济独立，从而能够在后续的职业生涯中全身心投入到研究中去。但斯蒂格勒认为，即使是在1901年最早开始颁奖的时候，那时的奖金(42000美元)就没能给获奖人带来多大的经济独立；到今天诺贝尔奖的奖金(往往由两至三名受奖人平分，且在1987年后在美国还要征收所得税)最多也只相当于一位一流学者年薪的3～4倍。斯蒂格勒说：

“当然，诺贝尔奖还会带来一系列其他收入——在经济学领域就是演讲费和各类邀请会倍加——但这些收入也要靠劳动才能挣得。”

斯蒂格勒还认为，诺贝尔奖并不是吸引其他科学家关注某个研究成果的工具。这是因为一项科学研究成果自公开发表之日到获得诺贝尔奖，平均间隔有30年之久，该领域的科学家早就知道这一成果，并且在应用了。因此，斯蒂格勒说：

“只有那些缺乏研究能力的人才会认为诺贝尔奖对引领研究方向有参考价值。”

经过这番研究，斯蒂格勒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

诺贝尔奖的主要影响就是使获奖者在非科学家人群中赢得了极大的荣誉。从这点来说，该奖项已经变成了象征成功的招牌。每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都会使瑞典赢得极大的关注，这一点一定让很多广告界人士眼红不已。对于大多数受过普通教育的公民来说，要真正理解获奖项目的研究内容或该研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往往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便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公民也都知道，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就是科学领域的贵族。

但是，这一荣誉有什么社会功能呢？显然，它会带来一定的损害：诺贝尔奖获得者会向公众发表演讲，可是公众对他们所研究的专业问题却一无所知，这种演讲总会显得冗长而乏味。不过，公众的尊重能带来些什么社会收益呢？

许多诺贝尔奖的获奖者都对诺贝尔奖的精神有一些质疑，不过，斯蒂格勒的质疑和结论特别有意思。

[1]一本关于诺贝尔奖的一项有趣研究的书，英文书名为《Scientific Elites——Nobel Laure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国内有中译本《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