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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美国经济学家，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1976年因为对消费分析和货币历史与理论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弗里德曼写过一本很有趣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在这里面弗里德曼谈到自己一生种种令读者大开眼界的经历，其中十分感人的是他青少年时的经历和感受。

1912年的7月31日，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普通家庭出生了一个男孩子，他就是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双亲都是犹太人。20世纪初，他的父母从东欧一个小镇——卡特里斯克(后来这个小镇叫做伯里霍夫，属于苏联，苏联解体以后属于乌克兰)移民来到美国。

弗里德曼曾经就他父母移民美国的事谈到：

首先，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我幸运地出生在美国。我的双亲到美国的时候都只有十来岁；后来他们在这里认识和结婚。如果他们都留在故乡，即使结了婚也有了同样的小孩，今天的我会是苏联公民而非美国公民。这当然是纯粹的意外与巧合。

从弗里德曼的这话来看，假如他父母没有移民到美国，他就很可能得不到诺贝尔奖了。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毕竟不是现实，没有多大意义。毫无疑问的是，弗里德曼的这段话足以令每一个美国人自豪。

与许多普通人一样，弗里德曼的家庭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假如一定要说有，那恐怕就是贫寒了。最开始，他的母亲在“血汗工厂”当缝纫工人。弗里德曼说：

在一般人的眼里，这类“血汗工厂”臭名昭著，然而有意思的是，母亲从来没有对她做工的经历进行过负面的评论，相反，她认为这份工作让她在有了生活来源的同时还学会了英语，适应了新的环境。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弗里德曼家曾经有过的贫困。

后来弗里德曼的父亲成了一个小商人，在纽约市曼哈顿区经营绸布批发生意；母亲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在一家缝纫店里做裁缝，他们两人的收入都十分低微，尽管省吃俭用、兢兢业业，也只能勉强抚养弗里德曼和他的两个姐姐。他们有时甚至会因为金钱问题争吵。弗里德曼的童年生活都在贫困线上挣扎，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期间，弗里德曼还差点因为经济上的困难而无法继续他的学业。

1913年，刚满1岁的弗里德曼和全家一起迁往新泽西州一个有15000人的小镇拉维，在那里，他们开了一间小小的绸布店，由他母亲一手经营，而他的父亲则继续在纽约当批发商人。

13岁那年，小弗里德曼作出一个重大决定，这个决定表现出他骨子里的一股叛逆气质。家境贫寒的他，小学和中学都由于教会的资助才得以继续下去。对一般人来说，即使不对教会感激涕零，也应该对教会的资助表现出应有的感激。但令人吃惊的是，只有13岁的弗里德曼，因为觉得教会在“胡说八道”，居然毅然决然地割断了与教会的联系而退出教会。这当然也就意味着他失去了教会的资助。对他而言，这并不只是个人信仰问题。他的这一举动使得家里沉重的生活担子，更加沉重地压在了他的双亲肩上，全家人捉襟见肘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在弗里德曼15岁那年，他的父亲又因心肌梗死不幸去世，这更为这个贫穷的家庭雪上加霜。在没有任何积蓄和遗产的情况下，家庭的艰难可想而知。但是，艰难并没有阻碍弗里德曼的学习。

高中毕业后，按照美国的法律，弗里德曼要到后备军官训练队接受两年的军事训练。桀骜不驯的弗里德曼和爱因斯坦一样，对纪律严明的军队生活异常反感，而且这种厌恶情绪终生都伴随着他，以至于他后来公开倡导废除征兵，建立志愿军队。弗里德曼倡导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的经济思想，恐怕与他这段军队生活不无关系。

我国经济学家王则柯在《经济学家成长的故事》一书中中肯地写道：

也许用“叛逆”一词形容这位伟大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有点不当，但不固守旧有模式，不迷信前人思想，敢于实践，敢于创新，却是成为一名在理论界有所建树的学者的必备特质。或许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特质，“抛弃了神”的弗里德曼才没有被神抛弃，最终夺得了世界经济学界最荣耀的桂冠，而他对这项荣耀却并不那么在意。

宣布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人们对他的关注像潮水般涌来。有一次他刚下汽车，一位记者立即把话筒送到他的面前：

“您对获奖是怎么想的？”

“诺贝尔奖。”

弗里德曼自然地述说了他的喜悦心情。

“您认为这是您学术生涯的顶峰吗？您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弗里德曼回答说：

“不，我更感兴趣的是我的同行五十年后对我工作的评价，而不是现在瑞典评选委员会所作出的评价。”

在一次演讲中，弗里德曼幽默地谈到，有志者如何才能在经济学领域夺得诺贝尔奖的桂冠。他说，根据“统计学”上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规律：

“最重要的事就是：我得是一名男性。”^[1]

为什么呢？到他去世的那一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中，没有一位是女性。

“不过我得附加一句”，弗里德曼又补充说。“没有女性获奖，不等于诺贝尔评选委员会有大男子主义偏见。”

“第二个条件，是美国公民。”

因为当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22位获奖者中，有12个是美国人，占54．5%。^[2]

“第三个条件是，必须进芝加哥大学。”

因为当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12位美国人中，有9个人或者在芝加哥大学读过书，或者在芝加哥大学教书。

最后，弗里德曼风趣地说：

“统计学所能做到的也就是这些，而这些就是我给想要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全部忠告。”

很多人在弗里德曼获诺贝尔奖以后，想了解和探究他是如何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的。弗里德曼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必然性在起作用。他说：

回顾我的生活道路时，决定我生活经历的一些事，纯属偶然的机遇，而这些机遇却起到了使我印象最深的作用。这使我想起了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著名诗句：

[1]弗里德曼的这句话，到2009年就不正确了，因为2009年有一位女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她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但是到2009年女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只占整个经济奖的1/64，即1．6%。

[2]从1969年到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共64人，美国有45人，占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