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德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芙尔哈德

克里斯蒂安·努斯莱因－芙尔哈德(1942—　)，德国生物学家。

1995年因为发现极为重要的控制早期胚胎发育的遗传机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她是20世纪德国唯一的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

德国生物学家努斯莱因－芙尔哈德

具有艺术氛围的家庭

1942年10月20日，克里斯蒂安·努斯莱因－芙尔哈德出生于美丽的法兰克福郊区小镇萨克森豪森的一个艺术家庭，她是5个孩子中的老二，家里人都叫她詹妮，按德语发音就是“燕妮”。

芙尔哈德这个姓氏在德国学术界原本就非同凡响：她的曾祖父辈出了一位颇有名望的有机化学家兼科学传记作家，祖父辈里则有一位著名医学教授。

她的父亲罗尔夫是一位建筑师兼画家。在她的记忆中，他气质脱俗、魅力超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被美国军队俘虏，他就靠给美国军人画肖像或者墙上的装饰画来养家。作画的帆布很贵，所以他的装饰画如果没有卖出去的话，他就把它翻过来，在反面画自己的孩子。为了贴补家用，芙尔哈德的母亲给儿童读物画插图。

每到晚上，母亲会弹奏钢琴，孩子们就用自己的乐器来伴奏。芙尔哈德吹长笛，还演唱。她兴致盎然地高声演唱歌剧咏叹调，她的高音歌声曾经使得邻居抱怨不已。芙尔哈德家的孩子们还会将各种名画的复制品贴在木板上，然后用锯子将它锯成一个个小块，玩拼图游戏，这可是观察力敏锐的芙尔哈德一生都喜欢的游戏。芙尔哈德家的孩子中后来有两个成为建筑师，另两个学习艺术与音乐。成年后，他们还一起演奏过室内音乐。芙尔哈德说：

我们对待艺术的态度是严肃的，我很奇怪竟然有这么多人生活中没有(艺术和音乐)，我都弄不清他们是怎么活过来的。每到一个城市，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观这个城市的艺术博物馆。

芙尔哈德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常常到祖父母的乡村农场去度假，她对大自然的一切永远都会兴奋不已。她帮忙收割庄稼，喂养奶牛和马匹。她最早的记忆也许是带壳的燕麦粥割得她喉咙疼痛，她非常喜欢这里的火腿和土豆连皮一起煮。小姑娘深受外祖母的启迪，外祖母是一个性格坚强、讲究纪律的人，她的印象派画风深得芙尔哈德的崇拜。外祖母嫁给一位律师以后，就放弃了到巴黎学习艺术的梦想，后来常常后悔所受的教育太少。所以她经常劝诫外孙女说：“一定要成为独立的职业女性。”

在法兰克福家里，童年的芙尔哈德常常一连几小时静静地观察院子里的花草和附近的小树林。她完全被大自然所陶醉。她观察各种植物，抓蜗牛，记住各种植物的名称。不过，与她接近的亲人中，“没有人太注意我对科学的兴趣。在我家里，智力并非十分重要，大家看重的是艺术成就、智慧和美感”。

到了上学的年龄，芙尔哈德进席勒学校学习，她对进化理论、奥地利的动物行为学家洛伦茨写的书非常有兴趣；有时还大量背诵歌德那些赞颂自然的诗篇。在学校里，芙尔哈德对那些乏味的课程漫不经心，但对于感兴趣的课，她却是一门心思扎进去。当她兴奋地发现了某首歌德的诗篇或是一个数学公式时，她会和父亲一起讨论，并展示自己的才能，希望得到他的赞许。

少年时代的努斯莱因－芙尔哈德

在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就认识到：无论想做成什么事，都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她很少做家庭作业，每次考试倒也总能凑合过关，不过她的英语经常差一点就不及格了。

老师们高度评价了她的科学探索天赋，但也对她“强烈的固执己见”表示遗憾；他们评价她有激情，但比较情绪化；好奇心强，但“没有远大志向”。从以后的事实看，老师的大部分评价都很准确，但是“没有远大志向”的评价，看来应该是不准确的。

回到蒂宾根，成了“老板”

1981年，芙尔哈德在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简称马普学会)^[1]的弗里德里希·米歇尔实验室申请了一个职位，领导一个很小的研究组。这个实验室在蒂宾根。这时她已经39岁，对于这个位置她的年龄已经有些偏大，而且她独立发表的重要文章也只有几篇。此前在海德堡的实验倒是有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但她是与一位男性合作。马普学会不敢确定有多少工作是作为女性的她能做的，以及她能不能领导一个大的集体，因此只能给她一个小小的职位。

芙尔哈德回到了蒂宾根，心里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她第一次当“老板”了，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老板”，却也觉得压力不小。如果她不能达标的话，德国的那种“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的制度，就意味着她再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实验室了。

从一开始，她就组建了一支在德国人看来很奇怪的队伍——明显女性占优势，其中包括2名男性，以及3名女性。这3名女性后来都在美国取得了非凡的学术成就。

芙尔哈德评价自己的领导水平时好坏参半：

我很情绪化。有时我非常沮丧，可过一会儿又高兴起来……有时别人难以与我合作……我对这两种情绪表现得都很夸张。我会对一件事非常兴奋，可过后又非常消极，其实这两种态度都是不恰当的。

芙尔哈德觉得可能由于遗传，她有一点轻度的狂躁抑郁症，这种病会让人在兴奋和压抑两种情绪间转换：

“我可能是有点狂躁抑郁症，不是那种病理意义上的，而是智力倾向上的。”

不管是什么原因，据同事安德森观察：

“每当芙尔哈德高兴的时候，周围的人都会高兴，她会成为这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可一旦她心情不好了，她会把所有的人都拖得难受。”

芙尔哈德还发现了另一个困难：

“女人们从小就被教养要温顺和服从，可作为实验室的领头人，你得改掉你的习惯。这就带来问题了，因为男人们不习惯女人这个样子，而且你自己也不想这样。”

她在职业生涯的后期说：

“男人总是想成为管理者和领导者，但是女人有几个想当领导的？她们只想有一个好的生活，一小群人在一起做一点有意思的事。可在德国的体系之下，她们要么全部管，要么就什么也不能干。”

而她只能选择前者。在蒂宾根的工作比海德堡的工作更难。芙尔哈德既慈爱又严厉，她教一个博士后“按你看到的方式”来画图，还花几个小时来教一个研究生如何写作。但她还是习惯于把学生写的草稿退给他们，只在空白处写上一个词——逻辑。

这种评论看上去好像例行公事，但实际上等于这篇文章就完蛋了。

和在海德堡时一样，这个团队也会停下工作，去附近的希腊餐馆或意大利餐馆吃一顿，或者去野餐，或者聚到芙尔哈德家里一起做一顿大餐。每个星期六，芙尔哈德要么会从家里带来自己烤的奶油蛋糕，或者从面包店买一份水果馅饼，每个人都被邀请参加。但是，周末和深夜加班却是常事。

一天，芙尔哈德在实验室工作到傍晚时分，她把所有的实验准备都做好了，然后开始坐在显微镜下看第一盘胚胎。透过显微镜，她立刻发现了4个突变体，其中一个尤其明显。她明白：这个课题将取得轰动性的成功。

她站起身，带着所有人一同去吃晚餐以示庆祝。那天晚上，他们回到实验室，开始筛选突变体。这是她最辉煌的时刻。

女研究所所长

1984年，芙尔哈德在米歇尔实验室的工作即将到期，她的情绪却坏极了。她是研究生命早期发育优秀的科学家之一，完成了让她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课题，但马普学会还是不能决定该不该给她一个终身职位。

最终，马普学会还是决定她领导蒂宾根发育生物学实验室，任期从1985年开始。在芙尔哈德42岁的时候，她终于有一个终身的职位。她成了马普学会成立74年来的第三位女研究室主任；第一位是20世纪20—30年代的迈特纳。到1998年为止，马普学会的234名实验室主任中只有5名女性，其中只有两名是德国人。看来，在德国，一位女性科学家想获得科学界的承认，比欧美其他国家的女性科学家更加困难。

芙尔哈德第一次作为实验室主任参加马普学会的年会时，她只被邀请参加为科学家妻子们举办的社交性活动，而没有被邀请参加科学家们的工作会议。芙尔哈德很不高兴。后来她被邀请参加一个学会委员会，担任它的quota frau，大致可以翻译成“投赞成票的女性”。当然，这些不愉快的插曲并没有影响到她的事业。她将自己的实验室搬到了街的另一边，并在通往办公室的楼梯墙壁上挂满了来自欧洲和美国各个博物馆的张贴画，在办公室的窗台上摆上天竺葵，旁边的墙上是老勃鲁盖尔^[2]的作品《玉米地》的复制品。

芙尔哈德在实验室里

随着芙尔哈德逐渐树立了自己世界一流发育生物学家的地位，各种各样的奖励也接踵而来。她成为国家科学院院士、皇家学会会员，还接受了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荣誉学位。她说：

“没有别的美国大学，就这三所。太棒了！”

她带着她的猫又搬回了比本豪森，住在靠近14世纪修道院的住宅区里，当她还是个少妇时曾经在那儿住过。她买了一套公寓，又用斯隆奖金买下了修道院鱼池，开辟了一个小花园，种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野生植物：来自北美的弗吉尼亚野生风信子、来自巴尔干的肺形花等。现在她开的是大众牌轿车，四处出行是为了科学事业而不是为了享乐；到了晚上她回到家里，坐在垂柳树下看着鱼池，直到天黑。

她说：“直到今天，我什么事也都是一个人干。”

她仍旧要求完美。晚宴上用的桌布必须熨得平平整整；巧克力蛋糕必须先有一层杏仁蛋白糖，再上一层是红色葡萄干果冻，最上面是巧克力层。她还会像儿时那样，把老勃鲁盖尔的画锯成一个个小块，然后又按照图形把它们拼起来。她请实验室的工人来她家帮她做圣诞小甜饼时，要求上面用肉桂做的小星星的角都得是正的。

虽然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她也成了名人，但还是像年轻时一样很情绪化，不时任性发泄自己的情绪。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的时候，有一天当她穿过斯德哥尔摩剧院的大厅时，她忽然用她那清澈明亮的嗓音唱起了当晚演奏过的一首咏叹调。

还有一天晚上回到家里，她听到室外收音机在叫嚣，一只狗也狂吠不止，她竟然像当年在格林的实验室一样，高声尖叫，试图压过这些声音。

【注释】

[1]马普学会是德国最大的基础研究组织，它下面有一系列专业研究所。

[2]老勃鲁盖尔(约1525—1569)，16世纪最伟大的佛兰德斯画家，代表作品有《农民的婚礼》、《农民和巢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