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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因为发现肿瘤病毒与细胞遗传物质的相互作用，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1975年10月16日，巴尔的摩的妻子黄诗厚在丹麦参加一个研讨会，会议主席正是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之一。那个会议应该在丹麦时间的中午结束，然后由主席做一段5～15分钟的总结。结果主席却说个不停，还不断瞄手表，显然心不在焉。最后主席诚恳致歉，坦白他想宣布一件重要的事。他告诉在场人士，巴尔的摩、杜尔贝科和特明荣获197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这比官方预定公布的时间早许多。

黄诗厚立刻冲向最近的电话，从哥本哈根打电话给丈夫。那时纽约才早晨7点30分，被电话铃声吵醒的巴尔的摩摇摇晃晃爬起，黄诗厚先谈一些小事，好给他一分钟的时间清醒，然后脱口说出这个大新闻。巴尔的摩闻言大吃一惊，他一点也没有预期这个奖的到来，他认为37岁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实在太年轻了。这的确是太意外了，才刚醒来一分钟的他，还没办法理解妻子说的是什么。等他醒过神来，这才开心得不知如何是好。事实上，诺贝尔奖一大早打电话的惯例，制造了不少有趣的故事。1995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维绍斯在普林斯顿被电话吵醒时，还告诉对方：“您打错电话了。”

那真是混杂着兴奋而又不确定的一天。妻子远在欧洲，亲近的朋友大多远在麻省理工学院。他试着打电话给在西奈山医院住院的父亲，电话却一直不通，原来院方在早上8点后才接通病房的电话。结果他父亲在巴尔的摩还没办法联系上他之前，就从《今日》新闻节目上了解了诺贝尔奖的得奖情况。不幸的是他父亲因为兴奋过度，当天又住进了加护病房。

接着是媒体的采访。

“当您夫人打电话来时，您……正在睡觉吗？”

“是的”，巴尔的摩带着笑容回答。

“您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试着醒过来”，他继续微笑，在场的人也都笑了。

“您对所有这些关注的第一个反应如何，显然这是您的第一次，以后也可能不再有这样的机会？”

巴尔的摩开怀地笑了，一边还向后翘起椅子。他对记者微笑一下，然后幽默地回答：“很好玩！”扬起眉毛，对记者点了一下头。

“您有想过该如何使用这笔奖金吗？”

1989年，洛克菲勒大学校长赖德堡已经65岁，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于是这所大学开始物色适合的接班人。最后选中了巴尔的摩教授。巴尔的摩也接受了这一职务。后来他在回忆中说：

我深受这机会的吸引，因为，首先，我有一些罗曼蒂克的傻劲儿，我喜欢特定的机构。而我真的很爱洛克菲勒大学，它是某一时期美国大学的典范，而这所大学目前在国内的名声和它的目标都正处于艰难时期。

我以为我真的可以重塑洛克菲勒大学，使他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由于它仍陷于泥泞，仍有一些困境，仍活在过去——它非常辉煌的过去。因此我决定接下校长职位……我以为我可以有些影响。

但是让巴尔的摩没有料到的是，在他接受新职的当天，《纽约时报》就爆出令人们惊讶的新闻：

“欺诈嫌疑犯被任命为洛克菲勒大学校长。”

这预示着前不久发生的事情将会变得更加复杂。所谓“欺诈嫌疑犯”，是因为他的实验室发表的一篇有他署名的文章被认为有欺诈行为，而且正在接受调查。这桩案件当时惊动了科学界，被称为“巴尔的摩事件”^[1]。

有一天，巴尔的摩和同事柏格同车到乌兹霍尔，柏格不断问他：“为什么你会接受这工作？”

柏格可能觉得他的“欺诈嫌疑”一案正闹得沸沸扬扬，而且形势发展似乎对巴尔的摩很不利，因此在案件还没有结束之前，应该处处小心行事，尽量不要引起媒体的注意。媒体一注意上了就有更大的麻烦。

但是巴尔的摩从来就不是一个按照常规行事的人，他给了柏格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他需要为生命添加点新动力。柏格后来说：

巴尔的摩告诉我，他已厌烦了原来长期工作的怀海德研究所。他说，他早上醒来，感到已没有什么伟大的挑战等着他，每一件事都顺顺利利，已成定局。他想要全新的挑战。

巴尔的摩以前总是觉得行政工作枯燥无趣，他偏好科学界的竞争环境。现在他改变了主意，但是他也并不想放弃研究，如同他说的：“我一直计划在洛克菲勒有个实验室，继续我想做的工作。”

上任后不久，巴尔的摩发现校长的工作比他预期的要困难得多，而且令人厌烦：“它变成一种负担，我并不特别喜欢或享受这一职务。”

巴尔的摩上任的第一年，他就发现洛克菲勒大学的一群资深教授正在集结力量反对这位新来的校长，他们不想改变原来的一切，仍然想掌控学校的未来，因此处处设法与新来的校长作对。这问题一直困扰着巴尔的摩，而且“科学欺诈案”看来也即将得出结论，后果未卜。

1991年10月10日，著名的《自然》杂志，用一篇严厉批评巴尔的摩的社论，终止了这件“欺诈案”。这一事态对他个人信誉非常不利，于是他在同年11月辞去校长的职务，回到麻省理工学院原来的实验室。巴尔的摩自己对当时情形的说法是：

我对洛克菲勒大学的老派系造成威胁。他们利用论文欺诈事件来打击我，最后逼迫我下台。欺诈事件有极大的影响，因为它为对方提供可乘之机。就这一点来看，我可能不该去洛克菲勒大学。当时我没有看清形势，要不然我会立即退出。

数年后，回顾自己从怀海德研究所转到洛克菲勒大学的经历，巴尔的摩说：

嗯！老实说，接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一职可能真的是个错误。我原以为，我可以发挥一些影响……但我也必须说，由于我的努力，我在的时候这所大学的确开始有一些变化；而且没有我预期的那么久的时间，就见到了变化。

“祸不单行，福不双至”，这是中国古老的谚语，用在巴尔的摩身上还真是恰当。

1997年，巴尔的摩接受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职位(自1997年秋开始)。他的这一举动即使是最亲近的朋友都觉得意外。柏格难以置信地说：

我很“肯定”他不会接受这职位的……他一直告诉我，他会多么思念波士顿，他有多么喜欢波士顿，还有，麻省理工学院是如何铆足劲儿慰留他。

但巴尔的摩却似乎衷心地作出了这个决定。为什么？也许是六七十岁的人深受加州阳光吸引吧！但巴尔的摩却说：

如果这不是挑战的话，那就不必做了！是这样的，现在我还是个可以发挥功能的科学家，如果接下一所大学的治理责任，我将会是美国唯一继续研究同时还治理一所重要大学的科学家。

对加州理工学院的挑战感兴趣，绝对与他在洛克菲勒大学的失败有关。柏格臆测：

“洛克菲勒大学的那次经历不可能对他没有影响，他一定或多或少感到，‘我跌倒过一次，但我绝不会再犯，我一定要让大家看看，我可以做到’。”

加州理工学院不在意巴尔的摩过去的问题。他们欢迎巴尔的摩，因为他具有四个他们喜欢的特质：他是生物学家，有良好的处世技巧，有领导经验，与华盛顿关系良好。

但是，这次巴尔的摩不幸陷入另一桩“学术造假案”。

在他任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期间，一位叫路克·凡·帕里斯的博士在他的实验室里做博士后研究。帕里斯后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当教授。2004年，麻省理工学院根据举报对帕里斯进行调查，认定他伪造实验结果，于2005年将他开除。有人发现，帕里斯在巴尔的摩实验室做博士后期间发表的论文也可能有假。

巴尔的摩得知这一消息以后，立即辞去校长职务，并要求校方调查此事。

2007年，加州理工学院认定，帕里斯在该校工作期间发表的4篇论文的确有假，虽然巴尔的摩是论文共同的作者，但是是帕里斯一个人干的，与巴尔的摩无关。

与巴尔的摩无关？巴尔的摩至少有失察之责吧？

[1]十年以后才彻底澄清了这个案件，但是巴尔的摩却因此受了十年的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