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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因为发现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及其对生物遗传信息传递的意义，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分析一下沃森和克里克这对最佳搭档是很有趣和很受启发的。他们在许多方面反差分明。他们相遇的时候，克里克34岁，战争耽误了他做了两年的、已经接近完成的物理学博士学位论文；而沃森当时只有22岁，他从芝加哥大学毕业时只有19岁，获得遗传学博士学位时也才20岁。

从外表上看，克里克是一个高个子，衣着整洁、时髦，说话嗓门高得惊人，每句话中都有重音并伴以笑声。沃森则像一个流浪者，他有着一双湛蓝的、惹人注目的，甚至有些咄咄逼人的眼睛。更有趣的是，他的一双靴子从未干净过。克里克最初是从他妻子处听说沃森的，她说：

“这儿来了一个年轻的美国小伙子，你知道吗？他没有头发！”

这意思是指他理着平头。可以想见，在以衣冠楚楚著称的欧洲人的眼中，沃森是一个多么不修边幅的美国佬。

从知识结构上来看，克里克有着扎实的物理学知识，这对于分析DNA的衍射图片十分关键；沃森有着遗传学方面的直觉，在确定DNA究竟是三链还是双链问题时，起着关键性作用。据说在发现DNA结构时，沃森正住在一位女房东家里，女房东大惑不解地注意到，沃森不停地在自言自语：

“必定是两个……必定是两个。”

她还以为这小伙子有点什么毛病。其实，沃森说的是他从遗传学基础上所做的推理：“DNA一定是双链！”后来的事实证明沃森的猜想是对的。

他们的工作大多在夜晚进行，因此，当别人看到他们时，他们可能正在辩论，或者无所事事地闲着。更何况他们俩从未做过艰苦细致的实验工作——比如拍摄一张DNA的照片。这使人产生一种误解——认为他们所做的工作太轻松。沃森的自传体小书《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个人经历》把科学家的生活写得不像以前这类书那样严肃和神秘，而是非常有趣。对此，沃森在剑桥的导师马克斯·佩鲁茨(1962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做了中肯的评价：

人们轻视吉米(沃森的名字)的书，因为他们从中看到的仅是吉米在剑桥玩网球、追女孩。但是其中有一个严肃的问题，我有时羡慕吉米。我自己的工作需要花费数千小时的艰苦努力，进行测量和计算。我经常想，必定有某种方法可以简化它——那一定是个优美的方案，然而找不到。对于吉米来说，就有这样一个优美方案。他找到了它，部分是因为他从来不犯这个错误，即将艰苦的工作同艰苦的思维相混淆，他从来不用其中的一个代替另外一个。所以，他当然有时间玩网球追女人。

可见佩鲁茨极为赞赏沃森。他还得出结论：一个人不必是数学家就可解决DNA问题。这当然是针对沃森而言的。

杨振宁教授也专门向中国读者推荐沃森的《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个人经历》这本书，说这是一本“真正优秀的通俗读物”：

这本通俗读物描述了他与克里克的经历。这本书很精彩，非常生动地阐述了(虽然没有直接这样说)那些知识不太丰富，但有强烈热情、无所畏惧、敢于涉足新领域而不被束缚的年轻人是搞科学的好材料。……如果你们还没有读过沃森的这本书，我把它推荐给你们。

沃森写的《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个人经历》一书中译本封面

1951年4月，一个国际性的关于生物大分子结构的会议要在那不勒斯举行，这使沃森的心情稍微安定一些，他希望能从这个会上得到一些有用的东西。这时，所有的会议论文他完全读不进去，他想，在会上与人直接交谈，效果也许会好一些。

但是，这个会议上的大部分发言使沃森失望。有些人因为是有名望的生物学家，被会议组织者作为贵宾请来，但他们的发言空洞无物；有些人的发言，沃森则认为是毫无根据的空想。沃森有时想，既然化学家自己都不清楚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我跟他们学什么呢？岂不是白费工夫？

幸好来自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斯的发言很有价值，沃森从他的发言中得到的收获，也影响了他以后的科学道路。沃森原来认为基因物质核酸的结构可能是极不规则的，听了威尔金斯的报告，才知道它能够结晶，而且能用一种不复杂的方法测定其晶体结构。沃森研究核酸分子结构的激情，一下子就飚升起来了。威尔金斯讲演完毕，沃森立即找他交谈，希望了解更多的信息，因为讲演者在正式场合一般只谈比较肯定的东西，许多尚有疑问的东西不便讲出。遗憾的是威尔金斯不知去向，沃森怅然若失。

第二天与会者外出参观，沃森在等车时看到威尔金斯，连忙上去搭讪，向他表白自己对DNA结构如何关心，希望与他合作，请他指导云云。还没有听到威尔金斯的回答，汽车来了，大家连忙上车，沃森失去了谈话的极好机会。

沃森为了能与威尔金斯谈话，并进一步得到与他合作的机会，甚至于觉得可以利用自己的姐姐伊丽莎白的美貌。伊丽莎白很漂亮，那时也来那不勒斯旅游。在旅游景点，威尔金斯注意到了沃森这个漂亮的姐姐，伊丽莎白似乎也很喜欢威尔金斯，两人很快就亲热地聊起来，一起共进了午餐。沃森看到这种情形很高兴，希望他们真的相爱。他觉得威尔金斯要比过去追求他姐姐的那些人都要能干，而且这样一来他和威尔金斯的合作也不成问题了。

但是，当沃森高兴地走到他们两人跟前时，威尔金斯却礼貌地向他点了点头，非常绅士派头地走开了，似乎是不想打扰他们姐弟俩的谈话。天哪，他哪里想到沃森是急着要和他谈话呀！

沃森又一次失去和威尔金斯谈话的最佳机会。

在那不勒斯，沃森最终还是找到与威尔金斯谈话的机会了。沃森很认真，可威尔金斯仅是敷衍，没有达到沃森预期的目的。

沃森知道要想弄清楚DNA的结构，一定要设法看看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的实验资料。1953年2月初，沃森访问了伦敦国王学院。此前他想从富兰克林那里直接看到盼望已久的照片，但是没有成功。这一次运气不错，他与威尔金斯谈得比较融洽。令他吃惊的是威尔金斯居然偷偷告诉他，由于富兰克林对他保密，他一直在悄悄地重复由富兰克林负责做的实验，以便早日全面开展他的研究工作。他还毫无戒备地给沃森看了富兰克林在实验中拍摄的DNA照片。

沃森一看见照片，眼睛马上就瞪大了。太好了！有了这张照片，再做一些不太复杂的计算，DNA分子结构的许多参数都可以确定下来了。沃森又巧妙地问威尔金斯，他们从这张照片上发现了什么。从威尔金斯的回答来看，沃森知道他们的分析还很不深入。

在那不勒斯，沃森由于多次受威尔金斯的冷遇，因而心中对他相当不满。现在呢，他已经认为威尔金斯是一个最最可爱的朋友了。

在从伦敦回剑桥的路上，在那阴冷的火车里，沃森凭着记忆，在报纸的白边上重画出他看到的DNA照片。下了火车后，他直奔实验室去制作模型，这时他才确定下来，DNA的分子结构应是双螺旋。

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工作，沃森和克里克把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模型完全制作好了。它像一个转圈楼梯，两条链如同两边的扶手，碱基对好像是一个一个台阶。当他们感到大功告成，要去网球场放松一下的时候，收到了威尔金斯的一封信，说他下一步要把研究工作的重点转为制作模型。

可怜的威尔金斯，他的步伐太慢了！他哪里知道他给沃森看的照片，已经把DNA的秘密几乎全部泄漏给他们了！

沃森和克里克很快取得了成功，而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还蒙在鼓里呢！

沃森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当然无法掩饰自己的兴奋和得意。但是他真的不应该在事后写的《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个人经历》一书中，那样洋洋得意，而且有意贬低贡献最大的富兰克林。

正是这种过分的自得，使得不少人骂他太没有道德，人品可疑。1989年，一位科普作家安东尼·瑟拉芬尼在一本书里表示了对沃森的不满，书中写道：

要在道德和不道德的行为之间画一条线，是很困难的。当然有时候情况很明朗，就比如沃森在众所周知的DNA比赛中，利用了罗莎琳·富兰克林的数据结果，却从未提及她的名字以表示感谢……如果沃森和克里克没有偷取她的数据，他们当然拿不到诺贝尔奖。

这正是：“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风波。”

沃森的《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个人经历》一书，引起如此争议，的确值得思考。我们想，这也许是因为沃森是美国人，而他写的是发生在英国的事情。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性格、修养上有很大的不同，可能使一些英国人看了沃森的书，觉得不舒服。为了让一时还没有机会看到《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个人经历》这本书的读者知道沃森的写作风格，我们不妨欣赏一段沃森写他初到剑桥的文字：

当我吃完午饭到办公室时，马克斯·佩鲁兹正在那里。约翰·肯德鲁还在美国，有人已经知道了我要来。肯德鲁曾寄回一封短信说次年有一位美国生物学家要来和他一起工作。我告诉佩鲁兹，我对X射线衍射技术一窍不通，但他叫我放心。他使我确信做这类工作并不需要高深的数学知识：他和约翰在大学里学的都是化学。我所需要做的就是读一本X射线教科书，这样我便会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去看懂X射线衍射的照片。比如，马克斯对我讲过，他就是根据这种简单的思路来检验鲍林的α螺旋模型的。只要花一天时间就能根据关键的照片证实鲍林的预见。但是我根本就没有按照马克斯所说的那样去做。我甚至连晶体思想中最基本的布拉格定律也茫然不知。

随后，我们出去散步，并且谈到来年可能做的工作。当马克斯了解到我是从火车站直接到实验室来的，还没有观光过(剑桥)任何学院时，他改变了我们散步的路线，带我穿过国王学院，从背面走过了三一学院的主楼。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壮观的建筑物，此时我已毫不犹豫地愿意毕生做一名生物学家。因此，当我瞥见一些潮湿的房屋并知道这些是学生宿舍时，我感到有些沮丧。我从狄更斯的小说中知道，我是不会受英国人自己都不肯受的那份罪的。后来，当我在基督学院草坪的一座二层楼房中找到一间房间时，我自己认为是很幸运的了，这里的位置极佳，到实验室走路不过十分钟。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一趟卡文迪什实验室，因为马克斯要我见见劳伦斯·布拉格爵士。马克斯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到了，布拉格爵士从他的办公室下来，见到我后寒暄了几句，便出去和马克斯单独交谈起来。几分钟以后，他们回到实验室，以便布拉格正式同意我在他的指导下开展工作。这是典型的英国式的会见，我暗自认为，现在布拉格这尊白胡子偶像恐怕经常坐在雅典娜神庙般的伦敦俱乐部里，消磨着他的大部分时间。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结识这个老古董。布拉格尽管名声显赫，但他的定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创立的，因此我想，实际上处于退休状况的他不太会关心基因问题了。我有礼貌地感谢劳伦斯爵士接纳我在他那里工作……

美国人经常拿总统开涮，所以沃森把布拉格爵士形容成一个“老古董”、“白胡子偶像”，对美国人来说实在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对英国人来说，恐怕就不那么好笑——尤其是对一位爵士！由此可以想见，当沃森写到罗莎琳·富兰克林时，也不会改变他那种戏谑的写作风格，因此肯定会得罪一些人，尤其是女权主义者。

不过英国科学家还是比较宽容的，例如他的导师佩鲁茨对这本书的评价就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