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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克里克(1916—2004)，英国物理学家、生物学家。1962年因为发现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及其对生物遗传信息的传递意义，与沃森、威尔金斯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克里克的父母对他没有进行多少科学的启蒙，他的科学知识基本上都是从他父母买给他的一本阿瑟·米写的《儿童百科全书》里获得的。这是一本系列出版物，在每一期中包括艺术、科学、历史、神话、文学等各方面的内容。它们都很有趣，但最使克里克感兴趣的是科学。宇宙是什么样的？原子是什么？生物是怎样长大的？他吸取了各种知识，并为知道了超出日常经验、出乎意料的答案而洋洋得意，能够发现它们是多么了不起啊！受到这书的影响，他从小就决心要成为一名科学家了。但是，他担心等到他长大以后会不会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发现了呢？他把这种担心告诉了他的母亲，母亲向他保证说：

“别担心，宝贝儿！还会剩下许多东西等着你去发现呢！”

在10岁到12岁时，他开始在家里学做实验，他的父母给他买了一本中学化学课本。他开始尝试制造人造丝，但是失败了。他还在瓶子里放了一些爆炸混合物，想利用通电使它们爆炸，那一定非常壮观。但是他的父母对此十分担心，于是他们与克里克商量了折中的办法：把瓶子放在水池里再去引爆。

克里克在学校里有一次因采集野花而获奖——这是他第一次获奖。在回忆录里，克里克写道：

我采集的野花种类比谁都多，但这是同学们都住在镇上而我住在村边的缘故。因此我感到有点愧疚，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奖品——一本关于吃虫植物的书。

克里克还编写、油印过一本小小的期刊，希望得到父母和同学们的赞赏。克里克说：

除此以外我不记得还有过什么表现出少年早慧或者真正出色的事。我的数学非常好，但我自己从未发现过什么重要定理。总之，我对世界充满好奇，有逻辑头脑和进取心，只要有兴趣就愿意努力做。如果说起我的缺点，那恐怕就是当我能轻易领会一件事的时候，我常常会认为自己已经彻底懂得它了。

在宗教信仰方面，克里克的双亲与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每个星期天早上到教堂去，他和弟弟长大后也跟他们一起去。但克里克觉得他的父母并不特别虔诚。他的父亲有时在星期天下午打网球，母亲叫克里克不要对别的教友讲，因为他们不赞成这种行为。

开始的时候，克里克把宗教作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完全接受了。但是大约在他12岁时，他失去了早期的宗教信仰。他也记不清是什么事情使他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改变。他只记得他曾经对母亲说：“我不愿意再去教堂了。”母亲对他的这一决定很生气。克里克在回忆中说：

可能是我对科学的兴趣的增长，以及传教士和教友们智力水平的低下促使了我做了转变。我放弃宗教信仰以及对科学的兴趣的增长，无疑对我后来的科学事业具有重要影响。我早就认识到，科学知识会使宗教信仰站不住脚。如果圣经中有一部分是明显荒谬的，那人们怎么能自然地接受其他部分呢？如果把一个人对生活的整个见解建立在以前看来合理而现在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观念上，那是太愚蠢了。

虽然克里克发现许多宗教信仰是荒谬的，例如关于诺亚方舟上的动物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但是他又常常设想它们来源于某种合理的根据因而原谅它们。为此克里克闹了一个大大的笑话。笑话的起因是《圣经》中有一个故事说，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出夏娃。克里克想：这个故事是从哪里来的？也许男人和女人在解剖学上真有某些方面的不同，所以会自然地猜想男人比女人少一根肋骨。如果古时候人们知道这一点，也许会相信这根缺少的肋骨是用来造夏娃的。但克里克没有想到去检验这个古怪的猜想是否符合实际。

几年以后，也许是在克里克大学毕业后，有一次他无意中对一位在医学院读书的朋友说：

“我猜想女人比男人多一根肋骨。”

使克里克大为惊讶的是，这位朋友问克里克为什么会这样想。当克里克向他解释理由时，他笑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克里克说：“我这才体会到对待神话不能那样认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里克一直在海军部工作，具体任务是搞武器设计。战争结束以后，克里克已经快30岁了。这时他不想再继续搞武器设计，而是想做基础研究。但是他一篇文章都没有发表，这样的资历让他觉得信心不足。虽然他认为资历不足也有好处，因为许多科学家在年届三十以后，常常陷在自己的专业里，但是他仍然怀疑自己没有必需的能力。幸好他的好友克莱赛听了克里克的想法以后说：

“我认识许多比你笨的人，但是他们在基础研究中都取得了成功。”

克莱赛的话使克里克下定决心做基础研究。但是，克里克知道自己起步已经晚了，因此必须第一次就作出正确的选择，否则必败无疑。如何决定自己的选择呢？克里克发现了一个很好的选择办法。在他的自传《狂热的追求——科学发现之我见》中，克里克写道：

克里克的自传《狂热的追求——科学发现之我见》英文版封面

我在海军部工作时，有几个朋友是海军军官，他们都对科学有兴趣，但知道得比我还少。有一天我和他们热情地谈论抗生素——青霉素之类——的新发展而直到那天晚上我才意识到，实际上我对这个问题并不懂。我不过从《企鹅科学丛书》或类似内容的期刊上读过一点。我感到我并不是在对他们讲科学，而是在和他们闲聊。

这种感觉启发了我，于是我发明了“闲聊检验”(the gossip test)——你所闲聊的事情就是你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我毫不犹豫地把这个检验用到当时的谈话上。很快，我把兴趣集中到两个主要领域：一个是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界限，一个是脑的活动方式。进一步的思考表明，这两个题目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涉及目前科学还不能解释的许多问题。我内心深处显然不相信宗教教义。但我常常意识到，科学正如宗教一样需要高度的献身精神。一个人只有热情地相信某件事才会为它献身。

后来克里克还根据他的这一“检验”原则，毫不犹豫地做了一个对他的事业绝对重要的决定。正当他决定选择分子生物学作为自己研究的方向之时，他突然得到哈特立奇给他的一份真正的工作，而且还有大学奖学金！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严竣的考验：因为新的工作有非常诱人的一面，但是新的工作不属于他一周之前确定的分子生物学领域，而属于神经生物学。怎么办？向现实妥协？

作出决定是件难事。但我终于对自己说，我对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界限的偏爱是有可靠根据的。对我来说，从事一项新的研究只有一次机会了，我不能因为有人给我提供工作的偶然机会而改变方向，于是我有点勉强地给哈特立奇写信说，虽然那个职位很吸引我，但是我不得不拒绝他的建议。这样也好，因为我发现他虽然有活跃和吸引人的性格，但有点自高自大。我不敢保证能同他融洽相处，并且我也怀疑，如果我的工作表明他的观点是错的(后来证明果然如此)，他能否理解我。

克里克的这一段话，对于许多立志科学事业的后辈来说，的确很有价值，值得细细品尝。

克里克在他的自传里写了两个笑话，挺有意思。

一个是他发现很多人(包括他的上司)，总是把他和他的合作者当成同一个人，弄不清楚他们是两个人。有好多次，热情的崇拜者告诉他如何喜欢他的《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这本书，实际上这本书是沃森写的。但是，克里克不明白为什么读者总是把他当成作者，后来这种事发生得太多了，他也懒得解释，缄口不言。

沃森1955年回剑桥工作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更有趣的事。有一天，克里克在去卡文迪什实验室的途中，遇到了新上任的卡文迪什教授莫特(197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时前任教授布拉格去伦敦皇家研究所任职。克里克对莫特说：

“我很愿意介绍沃森和你认识，他在你的实验室工作。”

莫特诧异地望着我：“沃森？沃森？我还以为你的名字叫沃森·克里克！”

还有一个关于前任卡文迪什实验室教授布拉格爵士^[1]的笑话，克里克很喜欢讲给大家听。

克里克说，布拉格爵士对科学研究有着孩子般的热情，而且从未失去过这种热情，他同时也是一个热心的花匠。1954年，布拉格担任了皇家研究所的负责人，从以前在剑桥西路那栋有大花园的房子搬到了伦敦阿尔伯玛街皇家研究所顶层的官员公寓中。他一直对花园情有独钟，于是他毛遂自荐，每星期有一个下午到伦敦近郊波尔顿高级住宅区的一位素不相识的贵夫人的家中当园丁。

他向她脱帽致意，告诉她自己名叫威利。几个月过去了，一切顺利。直到有一天这位夫人的一位客人从窗户向外看见了布拉格，惊奇地问：“天哪！布拉格爵士在您的花园里干什么？”

克里克讲完这个笑话后常常钦佩地说：“很难想象还有哪位如此有名望的科学家会做这种事。”

克里克对人们觉得DNA难以理解和复杂感到不解。有一次在檀香山夜总会时，一位女歌手告诉他，当她还是个中学生时曾诅咒过克里克和沃森，因为她在生物课上不得不学习那些与DNA有关的难以理解的东西。

克里克说，实际上，如果描述恰当，只需掌握一些相当容易的概念就可理解这一结构。因为它们与常识没有冲突，这一点不像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克里克相信核酸如此简单是有原因的，这或许要追溯到生命起源之时，那时的有关机制必然非常简单，否则生命就无法产生。

克里克一再强调“DNA双螺旋内在的美”，还特意指出：

“如同科学家一样，分子有自己的风格。”

克里克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明沃森与他一样非常强调内在美。故事说的是，有一次沃森应邀到哈代俱乐部做一次晚间演讲。演讲者照例要在彼德饭店享用一顿晚餐。那儿的食物总是非常精美，而且饭前、饭后都有雪利酒和葡萄酒。克里克说他曾不止一次地见过演讲人喝得晕头转向以致后来演讲时不知所云。这一次沃森也不例外。尽管他曾计划详细描述一下双螺旋结构的要点和支持这一结构的证据，可是他酒喝多了，当他准备做一番概述时简直找不着北了，只见他盯着模型，醉眼蒙眬，唯一能说的只是：“它太美了，你们看，太美了！”

克里克讲完这个故事加了一句：“当然，它确实很美。”

克里克是多么欣赏双螺旋的美啊！那痴迷的样子！

[1]布拉格(1890—1971)，1915年因用X射线对晶体结构的研究与父亲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