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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杰拉西(1923—　)，美国医药化学家，口服避孕药的发明人。是唯一先后获得过美国国家科学奖章(1973年，避孕药方面的贡献)和美国国家技术奖章(1991年，昆虫控制方面的贡献)的科学家。杰拉西在晚年开始收集艺术品，进行文学创作，出版了5部小说、13部剧本。1999年，杰拉西被《泰晤士报》评为“千年中最具影响力的三十大人物”。

杰拉西写了一本自传——《避孕药的是是非非》，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古尔德评论说：“杰拉西集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和圣贤于一身，写作了这本极好的自传……”

读者只要有机会，就绝对应该读一读这本自传。为了多少证实古尔德的话言之有理，我们把这本自传的“开场白”引用于下，让读者领略一下杰拉西的魅力。

1981年8月，我花了几个星期跋涉于西藏边境附近的不丹西部。当我们沿着通往卓木拉日峰——不丹最高、最圣洁的喜马拉雅山山峰——的道路，跨过越来越高的海拔时，我体验了一次始料未及的心灵净化。几个小时里，在景色宏伟壮丽而使人感到自己渺小的环境下，我独自一人行走。唯一人为的声音是我急促的呼吸和我的靴子压在不太坚固的岩石上发出的声音。在我的生活中，我首次有进行全天反思的时间——化学已经从中完全消失。这次体验是如此有影响力，以至于4年之后我开始为另一项消耗体力但振奋精神的工作做准备：这次是从西藏到尼泊尔。但就在我打算从亚洲起程的那一天，我因为癌症的外科手术而住院了。我不是在喜马拉雅山上醒来，而是从麻醉中清醒过来，发现自己鼻子、手臂和腹部插着管子。医院中的几个星期提供了另一种类型的旅程——癌症促使我进行自我考察，尽管它是在消沉中开始的，但却使我写下了一些回忆，这些回忆最终发展成一本充分展开的自传。

是什么鼓舞我公开披露这些回忆？在大多数人身上存在着一种同时是自我暴露者和隐私窥视者的两面性。在文学中，自我暴露经常以可以吸引广大隐私窥视者(取决于内容和处理)的自传的形式出现。考虑到我过去是多么不由自主地不喜欢谈论个人隐私(甚至守口如瓶)，这本书的出版是否暗示了我自我暴露癖的突然爆发呢？如果是的话，我好像是最后一个意识到这种开放性展示的人。我体内的那个爱卖弄学问的我追问了另一个问题：从我作为科学家的一生中是否能学到什么东西？

我相信有两个话题：第一，我几十年的工作方式与我绝大多数的科学同辈有很大区别；第二，有赖于好的运气和合适的时机，我从一开始就介入了战后最重大的技术成就——Pill。

类固醇口服避孕药——现在通常称为Pill——的首次合成，绝不是我最重要的科学成就。同样，从植物原料中人工合成可的松也不是，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这被认为是化学上的壮举。正如书名已经暗示的，此书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自传，因为我在超过50年的时间内进行的科学研究只占了少数几章的篇幅——虽然这些章节都很长。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发明Pill所产生的影响将一直持续到21世纪，这是因为一些公众和我们的政府通常忽视(责任自负)的原因。正如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给很多物理学家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一样——一个晚上就把象牙塔里的学者变成被其研究工作的社会作用所玷污的人——1951年10月15日，Pill在墨西哥城我们的实验室里诞生，也使我越来越专注于这种科学探究的社会衍生物。……

我的科学工作和兴趣不限于人类节育。以新奇的方法——事实上是概念上与人类避孕一样的方法——控制昆虫的繁殖，曾经是我作为工业企业家的生涯中的一个论题。在我作为科学家的那些年里获得的许多奖项中，我尤其喜欢那两位总统在白宫颁发的与节育有关的奖：1973年的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因为改进了人类节育技术)和1991年的美国国家技术奖章(因为专注于新奇的昆虫控制方法)。在这个化学恐惧的年代，它们为我受伤的化学自我提供了止痛药。

一个认为自己在智力上只是一个普通科学家的人，是如何有能力获得重大的实用成果的呢？我总是显示出一种重婚而且实际上是一夫多妻的倾向；而我在这本书中写到的许多东西可以被解释为对于这样一种一夫多妻的行为予以奖励的抒情诗。显然对于许多读者来说，这不见得是无条件快乐的秘方；但是我仍然希望这样一个人生的精彩之处和多样性，能够在这本书上得到体现。

最后，我打算借这本自传指出一个对当今那些科学盲(scientific illit－eracy)和反知识主义者(anti－intellectualism)尤为有意义的观点：科学家并不都是活动范围狭窄的专业工作者(以难以理解的语言交流，并且在他们实验室的隐居气氛中，进行那些与人们日常所关心的事相脱离的研究)。他们同那些从事智力工作的学者和思想者一样好奇心广泛、自私而不完美，同时他们还将自己也卷入炙手可热的社会问题中去。

1978年7月5日，杰拉西从实验室回家后，听见他的女婿用恐慌的声调告诉他：他的女儿帕梅娜当天早晨留下了一张纸条，就没了踪影。纸条上写着：

在我对自己、你们和别人说完那些话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今天将是我活着的最后一天。我不能再一直做一个没用的人了——我中断并停止我的艺术的学习时间已经太长了，不能重新开始了……

我已经有几年的慢性抑郁了，而且还变得越来越糟。我只是不想再感受它了。或许是因为我对于自己没有用的自责，或许是我的孤独和隔绝……

我要离开房子去森林里的某个地方让自己死去，因为我不想你们找到我。让别人做那件事吧……

可怕的事情落到了杰拉西身上！但是女儿帕梅娜到底到哪儿去了呢？找了4天都找不到。到了7月9日，终于在一片荒凉的草地与森林交界处，发现了帕梅娜的汽车车胎模糊的痕迹。

杰拉西乘着朋友的吉普车在黄昏中，来到了几乎无法见到的微弱车辙处。朋友不愿意继续陪他了，所以杰拉西孤身一人在金褐色的草地上前行。终于找到了女儿的汽车，他站在女儿汽车旁边，透过挡风玻璃看到了女儿可爱的脸已经恐怖地变形和肿胀……杰拉西甚至吓得没有打开车门就逃跑了。过了漫长的几分钟之后，他见到了远处的警车和后面救护车闪烁的灯光。

杰拉西后来说：

“在那以前成年后，我就几乎没有哭过。但是那一晚，我哭了几个小时……”

帕梅娜去世5年以后，杰拉西接到了一个让人惊慌失措的电话，电话来自正在使用帕梅娜生前的住所和工作室的女艺术家，她说在抽屉很里面的地方找到了一张纸条。她把这张带有帕梅娜笔迹——鬼的消息——的纸交给杰拉西时，杰拉西几乎浑身都在发抖。

那一夜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以下诗句：

至少可以说，要找出一位在艺术上卓有建树的著名科学家，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卡尔·杰拉西是避孕药的发明人，同时又热衷于艺术品的收集。在杰拉西的诸多成就中，作为一名诗人与小说家而赢得的声誉一日高过一日。现在，他的生活被分成了两部分：每年夏天，他都在伦敦全身心地投入写作；而另外的时间则在美国加州的斯坦福大学化学系执教。

对此，杰拉西说：

这可能是我的性格使然。我常被驱策做几件截然不同的事情，当然不是同时，而可能是在同一天内。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我从事科研工作时，我经常同时涉足多门内容迥异的科研项目。但是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众所周知，大多数情况下科学研究只不过是一连串的失败，但有些研究偶尔会获得成功。所以如果你同时涉足多项课题，那么你可能会负担沉重、心情压抑，但总会有让你感到高兴的事。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总是热衷于做不同事情的另一个原因。

我是一个善于规划自己的人……但这种“善于规划”有利也有弊。说它有利，因为我能十分有效地利用时间，因而我可能会在每一单位时间内做更多的事；说它有弊，因为如果你太过于规划自己，你就极少能有机会随心所欲地做事。人们总是必须与你预约，甚至于你自己都要预约自己。举个例子，假如你爱的人对你说：“我想见你。”你不由自主会想到的问题是：“关于什么？需要多长时间？”因为它打破了你自订的计划表。所以这是极其明显的不利因素之一，我费了不少时间才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不好的一面。

杰拉西的这两段话真是肺腑之言，说得多好呀！

杰拉西家族四世同堂(左起：杰拉西、儿子戴尔、孙子亚历山大和父亲塞缪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