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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科恩伯格(1918—2007)，美国生物学家。他坚信酶在细胞功能中的作用，一生发现了30多种酶。1959年因为发现DNA聚合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阿瑟·科恩伯格的姓，有一段辛酸的来历。

1900年，在他的父母结婚前，他们因为逃避东欧小镇上对犹太人的迫害，举家迁到纽约。如果他们不是迁到美国，而是一直待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后来属波兰)，那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都可能在德国集中营中被杀害。阿瑟·科恩伯格父系家庭的名字Queller(也拼为Kweller)属西班牙血统，被他的祖父抛弃。为了逃避兵役，他的祖父冒用了一个已服过兵役的叫“科恩伯格”的人的名字。于是，他的家族就用上了“科恩伯格”这个姓。

在纽约，他的祖父被迫到东部雇佣廉价劳力的底层工厂，当上了一名缝纫操作工，他用微薄的收入维持一大家人的生活，1904年他的父亲结婚后，生活压力更趋紧张。在近30年的拼命工作后，祖父的身体垮掉了。之后，他的父母在布鲁克林的巴斯比曲开了小五金店和家具店。阿瑟9岁时，就开始帮着接待顾客和管理存货，他家的厨房兼餐厅设在商店的后面，卧室在上面。他们的生活总是在贫苦边缘，好在他们逐渐摆脱了债务。

阿瑟·科恩伯格的学习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靠着打工和奖学金才勉强完成的。好在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十分优秀，加上非常刻苦，这才成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科恩伯格曾告诉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院长，他本人作为微生物学系主任，主要兴趣是做研究工作而不是教书，院长对此感到震惊。事实上对科恩伯格而言，实验比任何一种形式的教学都更耗费精力和给人以满足感。然而，他还是很高兴有相当数量的正式演讲和认真指导的实验。对于学生，如果不灌输科学的怀疑论以及对新知识的渴求——这些东西应该自然地来源于从事研究的人——教学往往是失败的。对于科恩伯格而言，一年数十次的演讲让他保持对基础课程的新鲜感；对一次实验操作的准备，会偶然打开通往研究的重要通路。

在科恩伯格看来，教学的最大酬劳是每天和研究生、博士后们的亲密接触。100多人花上2～5年的时间在他的实验室里，与他们一起研究酶，并高效应用他们最珍贵的时间资源，每时每刻都投入创造性研究中。

科恩伯格认为获得成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艰难地思索复杂现象，另一种是执著地收集资料。两者都有获得成功的可能。科恩伯格自己和他的学生追求科学发现所奉行的信条是：努力工作、认真计划和不空想，极力反对像梦想家一样在森林里等待灵感。科恩伯格曾经说：

如果对各种各样的烦恼进行排列，多数科学家将把写作排在第一位。因此，科学论文通常要么延期写出，要么匆忙写出，从而降低了他们的研究质量和价值。撰写论文是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并且肯定值得花费时间——花费5%的时间是恰当的。然而，当我看见学生或同事趴在桌上撰写论文，而不是在实验室里忙碌时，我承认我会对此感到不快。也许在白天花时间准备科学报告属于迫不得已，但是为了写一本书而放弃研究工作，这对我来说肯定非我所愿。然而，当我后来自己写了一本书以后，我改变了这种看法。

作为系主任，科恩伯格最难忍受的是必须参加医学院的行政委员会。科恩伯格在这方面缺乏技巧和耐心，所以，医学院和大学的事务是他一直感到头痛的。当科恩伯格有可能被提升为医学院或研究生院的院长时，他对此一点也不感兴趣。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也发动了一次所谓的“文化革命”，在大学里掀起阵阵波澜，影响了正常的教育秩序。这期间，科恩伯格遇到了一次严重的麻烦。

他批评大学对一个考试总是失败的学生太过纵容了，认为这是很不合理的。原来，这个常常不及格的学生被证实有黑人血统，应该得到照顾。但是科恩伯格认为所谓血统根本就不明显，即使明显也无关宏旨，不能因此在学习成绩上得到什么照顾。结果在教员会议上他受到了批评不说，还被学生指责为种族主义者，并受到黑人学生实实在在的威胁。科恩伯格的一些同事不仅没有团结起来支持他，还私下议论他“缺乏敏感性”，不会“来事儿”。科恩伯格在自传中气愤地写道：

他们怎么能如此麻木？他们知道我在与偏见作斗争，知道我在为受不公平对待的学生而做的长篇报告，以及我对于自由理想的执著。但是，他们抛弃了对学术的忠诚……

学术价值被腐蚀的最后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入学委员会处于学生控制下，班级中的20%学生是黑人和西班牙血统。少数成绩优良的申请者受到歧视，因为他们的好成绩被归咎于“有益”的背景。在这些压力下，考试分数消灭了，困难的课程变得可以替换。这些态度渗透学生体内，并支持了同样具有贫乏知识的教师的任选。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革命”后，理智的认识才逐渐被恢复——科学的严谨性是医学进步、临床实践和医生责任感的根基。

酶学方法是一种已被证实的解决新陈代谢基本问题的简单方法，对这种方法的普遍忽视使大家感到非常困惑。在解释复杂现象前，必须了解不同的物质及其相互作用，这一理论已扎根于生物化学的历史中，并且成为常识。早在19世纪，在鉴定某种感染性疾病的致病菌时，罗伯特·科赫就告诉他的学生：必须从所有其他的微生物中分离出起主导作用的微生物。有机化学家也早就知道，为证实某种物质的性质，必须纯化和结晶该物质。近代历史上，“维生素的猎手”们已经发现，不分离出纯净的维生素而又希望发现其代谢和营养作用，在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所以，利用纯净的酶，才能够弄清楚在不同新陈代谢过程中每种酶的分子机制。由于充分认识到纯(净)化的重要作用，他的一个研究生用一个虚拟的汽车牌照表达了这一观点。

一张特制的加利福尼亚汽车牌照(车牌上的字“PURIFY”就是“纯化”的意思)

近年来，世界各地又在为美国出现“人造生命”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其实这种热闹场面，1967年也在美国出现过。那时沸沸扬扬的主角就是科恩伯格，原因是他的研究团队在试管中合成出了DNA。各个媒体的编辑和记者对在试管中合成病毒的DNA非常兴奋，或许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DNA和病毒之间的区别。

病毒作为致病因子引发了一些缺少有效治疗措施的疾病，对于他们来说，病毒比再复杂几千倍的受抗生素抑制的细菌更加可怕。

在新闻发布会上，科恩伯格努力解释这个难懂的问题。病毒DNA没有自己的生命，负载着它的病毒也没有，它不能在细胞外生长和繁殖。然而，病毒DNA有潜在的生命力，一旦侵入细菌、植物或动物细胞，病毒DNA能够通过宿主的复制机器复制几千个与它自己完全一样的病毒。最简单的细胞与一些大而复杂的病毒相似。细胞是活的吗？这没有人怀疑。然而，细胞一旦被剥夺了细胞壁和代谢器官，没有邻近细胞的支持和营养，它们就无法继续生存。在本质上，碳原子—核苷酸—DNA—病毒—细胞—人，这整个上升之链节中被吹入了生命的气息。

但是媒体自有自己的逻辑和关注点，基本上不大理会科学家谨慎的声明。《守护者周刊》对此做了报道：

科恩伯格，一位伟大生物学家和生物化学家的名字，他突然发现他自己与科赫、艾利希、巴斯德和爱因斯坦这些名字相伴出现在全世界的报纸上。

这个名字的主人对此感到相当不舒服，当他进入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特里西德纪念馆协会，听到电视主持人的喧叫，并看到一堆麦克风和一队记者时，他感到恐慌。

上个星期，由于向国家科学院(NAS)报告了他和两个同事已经成功地合成了有生物活性的遗传物质DNA，他突然变成“神”了。报纸报道“生命已经在试管中被创造出来了”。这真实得足以使外行惊骇，但远不能使专家感到兴奋。

在门外汉抱着负责的态度想给应得荣誉者授予荣誉之前，科恩伯格博士出现了。……

“‘在试管中创造了生命’，是真的吗？”他用这句话作开场白。他摘下了黑色镜框的眼镜，轻轻叹了口气，略作停顿。他说，“定义‘life’和‘liv－ing’，同时使外行和专家都满意是不可能的。关于病毒是不是生命，确实有争论。细菌是活的，或许大部分科学家相信病毒也是。”

他还说“我们对DNA化学知之甚少，我们仅是处于一长串基础研究的开端”。但即使如此，这个开端已经“制造一些至今未知性质的遗传物质”，或制造“假的癌症病毒”，以激发免疫，抵抗致病病毒。

最后，讨论了道德问题。“科恩伯格博士，你预见到了吗，你的研究将会与传统道德发生冲突？”他再次摘下眼镜，低头考虑了一下。

然后，他很有风度地回答：“我从未预见我们的基础性知识产生的效益。没有不会被滥用的知识，但我希望，我们对遗传化学知识的充实将会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控制遗传性疾病。在一个把科学知识用于人类进步的正直社会里，我看不到产生冲突的可能。”

不是所有的反应都是有益的。在一些表现实验室场景的卡通画里，目瞪口呆的科学家看到他们的试管中出现了小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