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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切尔·卡逊(1907—1964)，美国生物学家，以防止环境污染和海洋自然史方面的著述闻名。1962年发表有影响的预言性著作——《寂静的春天》，促使全世界注意环境污染的危险。

蕾切尔的妈妈是一个书迷，她也希望孩子们因喜欢书而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三个孩子中的前两个让妈妈大失所望，他们没有继承妈妈的兴趣，不喜欢读书，但小女儿蕾切尔却为妈妈赢来了双倍的欢欣和安慰。蕾切尔不仅像妈妈一样是一个小读书迷，而且还是一个写作迷。她在回忆中写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出过作家。我几乎从婴儿起就开始读书，我想我当时意识到了：这些书一定是某个人写的，我就想编故事一定很好玩。

妈妈很早就为孩子们订了杂志《圣尼古拉斯》，这是一本1873年就创刊了的儿童杂志，非常受到儿童的喜爱和家长的好评。这本杂志可以说是“儿童乐园”，每一期有散文、小说、诗歌和一个读者“信箱”，印制精美，还配有一流画家的插图。《圣尼古拉斯》的创办者要求每一期杂志都要达到“清新、诚实、充满生命力和欢乐”，于是好多代人在儿童时期(包括蕾切尔在内)，都在这种宗旨的熏陶下成长。杂志社鼓励它的小读者为杂志投稿，而且经常举办征文比赛，获奖者可以得到金质或银质奖章、稿费和“荣誉会员”的称号。

蕾切尔早就跃跃欲试。1918年5月，蕾切尔11岁了，这年她给征文比赛寄去了她的第一篇故事——《白云中的战役》，讲的是一个飞行员壮烈牺牲的故事。稿件寄出去以后，蕾切尔焦急地等待消息。苦等了4个月之后，她的“处女作”不仅刊登在1918年第9期的《圣尼古拉斯》上，而且还获得了“最佳散文”银质奖。后来，蕾切尔说：

“我近几年来获得的任何荣誉所带来的欢乐，恐怕都比不上11岁时那银质奖通知单带给我的喜悦。”

从此，蕾切尔的作家梦更加强烈，她接连不断地给《圣尼古拉斯》写稿，稿件也一篇接一篇地刊登出来。第二篇《年轻英雄》、第三篇《给前线的信》分别刊登在1919年的第1期和第2期上，第四篇《一场有名的海战》是1919年4月写的，登在1919年第8期上。这第四篇还让蕾切尔得到了310美元的奖励稿费。

“童年时代看着自己写的东西变成了铅字，我就开始了我的作家梦”，蕾切尔后来这样说。

到了1921年的夏天，14岁的蕾切尔开始独立地向其他杂志投稿，而不仅仅为《圣尼古拉斯》写征文比赛之类的小故事了。她写了一篇4000字的小说《不过是狗》，虽然投了三家杂志社都被退了稿，但她却毫无退缩的意思。她此后一直都保持这种不畏困难、不怕失利、不达目的决不放弃的坚强品格。没有这种品格，是不可能有她后来获得的胜利的。

1951年，蕾切尔进入匹兹堡女子学院。在大学一年级，蕾切尔没有放弃作家梦，这学年结束之前她写了三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散文《林中的清晨》。在文中她感情奔放地描述了树林和林中的鸟类，显示出她敏锐的观察能力。另一篇是《论19世纪后期自然作家达拉斯·夏普》，还有一篇是以新英格兰海岸为背景的短篇小说。

蕾切尔的写作课老师格瑞丝·格罗夫小姐认为，这三篇作品“不同寻常”，都给了“A”。

在此后，蕾切尔还写出了她的第一篇以海洋为题材的小说——《船长的桅灯》。有意思的是，她并没有见过海洋，却写海洋小说。故事中那些生动的海景描写，会使读者认为作者经常在海洋附近生活，经常在海中拼搏。实际上，这些描述都来自于长久以来阅读海洋题材类文学巨著的收获。

格罗夫小姐认为蕾切尔的写作日趋成熟，她批阅时写下了这样的评语：

“你的风格极佳，你能够把相对富有技术性的主题，写得清晰明了，而且情节和叙述也恰到好处。”

格罗夫小姐还把这篇小说选进了学校的文学补充读物《文范》。这是蕾切尔第一篇选入《文范》的小说，以后每学期她都有文章选进《文范》。

第一学年结束前，蕾切尔被选为10名“荣誉新生”中的一个。看来，她就要实现她“辉煌的梦想”，成为一名女作家了。但到了第二学年，一位叫斯金克的生物学老师，却意外地改变了蕾切尔的生活。

斯金克小姐获得过哥伦比亚大学的动物学硕士学位，是一位决心在科学界闯出一番事业的坚强女性。她性格开朗，美貌而又颇有教授风范。以她的美德她很容易找到满意的男子，但她却一心一意要在生物学中弄出点名堂，结果一生没有结婚。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她壮志未酬。她的一位学生说：

“我崇拜她，她美如仙子。”

斯金克小姐对那些试图在生物课上蒙混过关的学生绝不宽容。这种教学思想，不幸与院长库利奇小姐相左。库利奇认为对女性在自然科学方面不必要求过严，毕竟女性不太适于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但斯金克不这样认为，她坚持认为女性也应该在自然科学上大展宏图，在学习期间严格要求，理所当然，没有什么不妥。院长和斯金克之间的争论，绝不仅仅是学术之争。

斯金克小姐希望在学生中找到好的学生，实现自己的教学理念。她很快发现蕾切尔有不同寻常的能力，并开始关注她的一切。蕾切尔给斯金克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仅是因为她勤奋好学，或者她在实验室工作异常细致而有效力，最让斯金克小姐心动的是蕾切尔强烈的好奇心和知识的广度。

“心有灵犀一点通”，斯金克精彩的讲授和她对生物学的执著热爱，点燃了蕾切尔对生物学的热情。她从小就热爱大自然里的一切，在斯金克小姐的讲授中，她明白还有另外一条通向大自然的路。她儿时的梦想、儿时的爱，还有儿时的观察，使她的心灵很容易与斯金克小姐靠近。

正在这一期间，她的写作很不顺利，似乎走进低谷，她向许多刊物如《诗歌》、《大西洋月报》、《世纪》等杂志投稿，但退稿的现象很多。虽然她没有放弃，但是退稿多了，肯定也会使她有些灰心。1927年2月，她对格罗夫小姐悲叹道：

“我感到没有希望了！从这学期一开始我就缺乏写作灵感。”

这种感叹似乎不大符合事实，因为她的一篇短篇小说《破碎的灯》在1927年6月获得让同学们羡慕的“奥米伽文学奖”。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分析蕾切尔这时的心态：她正在为自己未来的选择而犹豫不决。她热爱上了生物学，想以此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但当时一般的观念都排斥女性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在这方面成功的女性比较少，能像斯金克小姐这样在大学找到一份教师职位的，就算得上功成名就了。而与此同时，在文学上获得成功的女性就比较多了。如果自己确实缺乏灵感，写作总是失败，那么在心理上、感情上选择生物学岂不容易得多，也会更加义无反顾。可是，蕾切尔的文学成就却无法抹杀。1927年冬，她一方面抱怨说“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想要做的事情是写作，我崇拜写作的意念——然而，正是在这儿出了问题”，但就在这时，她写出了美丽的诗句：

这种苦思、犹豫的痛苦，在1928年1月结束：蕾切尔将主修课程从文学改为生物学。她终于如释重负。但她的这一选择使所有的人，包括格罗夫小姐、同学们和她的母亲都感到意外，甚至连斯金克小姐都因蕾切尔的选择吃了一惊，还说：

“从此以后再不会有什么别的事情会让我吃惊了！”

她的母亲为女儿的这一选择感到遗憾，因为她相信女儿有朝一日肯定会成为一名作家，一名成功的作家。成为作家是女性获得成功最可靠的道路，靠写作可以不用教书，可以有比较丰厚的收入。格罗夫小姐更是遗憾万分，她了解蕾切尔超群的文学才能，绝对相信她可以以此为职业。但蕾切尔一旦作出选择，就不会再改变决定。妈妈有些无可奈何，不过她相信女儿的选择自有她的道理。

选了生物学作主修课之后，蕾切尔放弃了文学课，增加了化学课。让她最感到满意的是，她可以和斯金克小姐一起到野外旅行。野外活动对她来说，真是如鱼得水，快乐极了。每当她发现了新的植物品种，或者邂逅了久别的植物品种，她都会雀跃并欢叫不止。对草木、禽鸟和各种动物已经深有感情的蕾切尔，对斯金克小姐保护自然资源的热情早就有了同感。所以，斯金克小姐无需唤醒蕾切尔的生态保护意识，她只需深化这方面的意义就足够了。斯金克小姐的愿望，在34年之后被蕾切尔实现了。

1962年6月16日，蕾切尔·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在《纽约客》上开始连载，还没有正式出版，就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在这轰动中，既有衷心热情的赞赏，也有心怀恶意的攻击。有人评论说：

自一个世纪前曾围绕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展开了那场激烈的争论后，还没有一本书像《寂静的春天》这样遭到那么多人的攻击，因为有些人感觉到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威胁。达尔文的研究挑战了宗教的权威，而《寂静的春天》最初引起社会上相对小部分人(但都是大富人)的不愉快，其中包括化学及其相关工业如食品加工业和联邦政府中最大的农业部。《寂静的春天》的出版，使这些人怒不可遏，决心把这个他们称之为“歇斯底里的女人”搞得名声扫地。他们之所以如此，我相信是由于这个特殊的利益群体只关注利润和权利。

1962年11月10日《周六评论》上刊登H．哥德伯格的漫画(画中右边的人说：“我刚刚与核爆炸引起的辐射粉尘问题达成协议，现在又来了一个蕾切尔·卡逊。”)

这位评论家说得很中肯。但蕾切尔的语言更加生动：

许多人在评论中都对这本科学性的书有如此之大的销量表示诧异。但是我认为“科学”这个概念被异化了，被分离于日常生活之外，我觉得这是我要挑战的理念。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时代，但我们认为科学知识是只属于少数人的特权，被他们封闭并供奉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这不对，科学的素材即生活的素材，科学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科学的目的是发现和揭示真理，我认为这也是文学的目的，无论其体裁是传记、历史，或者是小说。对我来说，文学与科学是不可分割的。

风、大海、运动的潮水，那是大海本来的面目。如果美、神奇、雄伟蕴含其中，科学会发现这些特点。如果它们本身没有，科学也无法凭空创造。如果我的书中有关大海用了诗的语言，那也不是我的精心营造，因为只要作者诚实，他就会发现大海本身就是一首诗。

她提醒人们对生态的关注，她说：

我疑惑是否太久以来我们都拿倒了望远镜。我们首先应该看到人类的空虚与贪婪，看到人类一天或一年之内面临的问题；然后倒过来看地球和宇宙，会发现地球只是宇宙的微粒。这些都是伟大的真理，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看待人类问题的新视角。也许我们把望远镜掉过头来透视这一切时，才发现由于我们自己的破坏，留给我们的时间和选择已经不多了。

蕾切尔的敌人已经意识到，蕾切尔所批评和质疑的不仅仅是滥用杀虫剂，而是直指工业化社会对待大自然不负责任的基本态度和政策。她严词批评所谓“破坏自然是进步不可避免的代价”的不负责任的说法。这对既得利益者非常不利，他们必须抵制和扼杀蕾切尔的批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时代周刊》发表的文章认为，如果《寂静的春天》能唤起公众的觉悟，迫使政府机构更加关注公众的健康和安全，而不是从生产者那里获利的话，那么蕾切尔·卡逊和DDT的发明者一样，应该获得诺贝尔奖。

但这些早期尚属客观的评论，很快被工业集团和一些政府部门发起的狂风暴雨般的攻击和诋毁所淹没。他们的第一个抵制行动是芝加哥威尔斯考公司发表声明，指责《寂静的春天》对他们的主要产品强力杀虫剂的描述有误，并威胁说，如果出版这本书将诉诸法律行动，云云。但当出版社声明并确信书中的结论是可靠的，并无意改变计划时，那个公司就沉默了。一计不成，又施恶计：败坏蕾切尔的名声。于是接连几本攻击和诋毁蕾切尔的书出版了。一本《事实与幻想》，大段引用《寂静的春天》书中的原文，然后一一“批驳”；还有一家化学协会出了一本《荒凉的年头》(这个书名显然有奚落的意味)，书中描述一个恐怖的世界，这个世界之所以恐怖，正是因为禁用所有的杀虫剂。这显然置事实于不顾，因为蕾切尔在《寂静的春天》中清清楚楚地写道：

完全禁用杀虫剂并非我的主张。我要说的是我们不能不加区分地把有毒的和对生物有影响的化学药品，交给那些忽视或完全无视其潜伏危害的人的手里。

1962年7月底，《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宣告化学工业界对蕾切尔的反击开始。该文的大标题是“‘寂静的春天’现在成了‘吵闹的夏天’”，“蕾切尔·卡逊挑起冲突——制造商是哭泣的‘虫子’。”

农业研究所的发言人欧尼斯特·摩尔强辩说：

“政府部门发放的农药或杀虫剂如果按说明书来使用的话，是安全有效的。”

但他对书中的确切调查结果(如DDT可以在动物和人体内积累使人罹致慢性DDT中毒；还有，DDT在大自然界不易分解，已经喷洒出去的DDT绝不会轻易从自然界消失，等等)，却像没有看见一样不置一词！

《时代周刊》指责蕾切尔“用煽情的文字”吓唬公众，并说她“头脑简单，错误透顶”，粗鲁地攻击蕾切尔是一个“不公正、片面、歇斯底里的偏执狂。很多令人恐慌的结论显然荒谬。蕾切尔女士‘在任何地方的水体中加入杀虫剂就不可能不影响水的纯度’的说法，立刻就可以被证明完全是废话”。然而，今天的事实却是在离大海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甚至在极地的冰川里都能发现DDT的踪迹。

还有更令人惊讶的人身攻击。前农业部长艾兹拉·本森在写给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中放肆地写道：

“为什么一个没有结婚的老处女会如此关心遗传基因的问题？”

他的回答更是绝对出人意料：

“她可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呜呼，这些学者和官员居然是这样一帮混蛋！

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面，并没有使蕾切尔感到惊讶或惊慌失措，她早料到这些攻击和诋毁迟早会向她袭来，她平静地注视这一切，坦诚而且巧妙地应对媒体。

自从本森谈到她是老处女以后，不少媒体对此大感兴趣，有记者问她：

“您为什么不结婚？”

她轻松地回答说：

“没有时间，我羡慕男作家，他们结了婚有妻子照料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写作可以不受干扰。”

尽管别有用心的人心怀歹毒地诅咒蕾切尔，但《寂静的春天》的销路之好却让人大为吃惊，连蕾切尔也感到意外，她说：“我从来没敢想到这本书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功。我想可能会成功的，但我真的没料到会有这么棒的结果。寄给我和《纽约客》编辑的大量读者来信，超出了预想，信中表达了他们想改善现状的强烈愿望。”其中有一封给她的信，特别让她感动，她经常抄寄给朋友们看。信上写道：

……我必须说谢谢您，《纽约客》上连载您的文章是让我产生美妙感觉的开始。……

我打赌许多人都曾经对您说过，但我还是要亲自告诉您：您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科学家。说您是诗人，不只是因为您用词得当，而是因为当您描写人类以外的生命时，不用悲惨的笔调和谬误的理论，能使读者对我们的地区、我们的地球的理解有如此的改善。今天，在读了您动人、可贵的文字之后，晚上，当我沿着哈德逊河行驶时，人性的感觉跃然而出。我也知道，您沉静的独白是如此伟大，它将使很多双眼睛睁开，使很多只瓶子封口。

在这封信上面的空白处，蕾切尔写了以下几个字：

“仅仅这一封信，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在这整个争论和攻击她的过程中，蕾切尔最关心的倒不是工业集团、某些政府机构和官员的反对，她最关心的是《寂静的春天》是否能够对政府政策产生长期的影响。开始的形势对蕾切尔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十分不利，国家科学委员会的害虫控制与野生生物关系委员会在1962年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工业界的意志，因为最后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个基本规则，杀虫剂行业和农业从此可以打着学术的旗号为自己辩护，而公众将永远听不到弱势群体的声音。

但谎言是不可能长久欺骗公众的，公众的不满终于影响到政府的最高层。1962年8月29日，总统新闻发布会上关于杀虫剂的问题的对话，带来了可喜的转机。整个形势在好转，但是蕾切尔的身体却令人担忧。虽然在公众面前她极力保持住良好的形象，但回家以后则备受病痛的折磨。1963年1月24日，她在绝望中给最好的朋友多萝西写了一封诀别信，信中写道：

我渐渐意识到我可能会突然失去和你交谈的机会，我必须留下几句诀别的话。昨夜疼痛加剧，而且如此频繁，我真吓坏了。不对，这么说不够确切，我是担心有朝一日我醒不过来。所以，我想还是给你留下几句话，会让你好受一点。

想必我的为人不会让你们感到遗憾。我的一生十分充实，得到了一般人得不到的荣誉和满足，如果必须到此为止，我可以这样说：我的大多数愿望已经实现。两年前，我初次意识到我来日不多的时候，我还不敢说出来，我是多么感激这后来的时间啊。

亲爱的朋友……我想记下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欢乐的时光，因为这些是我希望你永远不会忘记的。我希望我能活在你快乐的记忆之中。

1963年5月15日，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举行的特别听证会发表了报告——《杀虫剂的使用》。报告承认《寂静的春天》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从此，对《寂静的春天》的攻击和诋毁彻底消失，接着而来的是狂潮般的赞誉和各种各样的奖项。

《寂静的春天》的名声很快传到国外。英国的菲利普王子说：

在英国，虽然我们在危险的旅途上不像美国走得那么远，但潜在的危险是同样的。这个威胁是如何形成的呢？主要是因为无知、贫乏的基础研究和缺乏公共意识。蕾切尔·卡逊小姐的书将为这一切搬开最后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