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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因为发现X射线照射能诱发基因的突变，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五，纽约证券交易市场揭开了美国大萧条的序幕。这次大萧条使那些靠工资吃饭的人，如缪勒，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930年的夏天，缪勒从新奥尔良回到得克萨斯大学之后，他感到比过去更加抑郁。他的辐射研究受到好几个方面的挑战。例如，斯塔得勒怀疑X射线是否真的诱导了物种突变，因为他的大麦和玉米研究总是显示出一种染色体的损伤；而在瑞典，赫里伯特·尼尔森则认为，X射线不过是杀死了正常细胞，让一些原来就存在的突变细胞以高于正常细胞的频率生长出来；在实验室里，同事帕特森的急躁性格，以及感觉另一位同事佩因特总是在侵占自己的课题……这一切都让他沮丧。

美国社会的情况，也比过去更加悲惨，缪勒看到许多人因为失业被迫排队领面包，擦皮鞋，或者卖苹果，这些事情更加重了他的抑郁。

在缪勒的抑郁中，最严重的是他对婚姻的沮丧和无能为力。他的妻子杰西从讲师职务上被辞退以来，一直无法恢复对学术工作的热情，除了偶尔让她做一点统计问题上的数学工作之外，缪勒无法使她对他的实验发生兴趣。除了他们对儿子戴维的爱以外，他们已失去了稳定的婚姻所必需的基础。他越来越多地把时间花在实验室里，留在家里的时间所剩无几。

如果缪勒的命运是苍白的，他原来的同学斯特蒂文特却偏偏交上了鸿运。他们的导师摩尔根推荐斯特蒂文特为国家科学院候选院士，并在1930年当选。缪勒觉得自己的工作无论在质的方面，还是量的方面，都超过斯特蒂文特，但他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年他一直未被重视。摩尔根小组仍然是遗传学的权力中心，缪勒回到得克萨斯来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之后，仍然一点都不受到重视。

1932年1月10日，上午11时，他写了一个条子给实验室的同事艾顿伯：

“我心理上已经衰老得无法继续奋斗下去了，我有用的时期，如果我曾经有过的话，现在也似乎过去了，情况就是这样。”

在一张信纸上，他又写下了一些叮嘱艾顿伯帮助的事，如编好并出版他已经基本完成的《走出黑夜》，发表几篇放在他研究室的文稿；还对“摩尔根的吃人的做法”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这种矛盾心理下，他宣称“虽然个人已经没有什么希望，我仍然希望这个世界上还有博爱的情怀”。

他把信塞进口袋就离开了实验室。离开实验室之后他一直向前走，脑子里装满了沮丧的情绪。他没有回家，而是一直走向奥斯汀郊外小山的小树林。在树林里，他吞下一板带在身上的安眠药。

第二天，缪勒没有来上课，他的妻子杰西也因为他没有回家而报了警。缪勒的学生和几个同事组织起来寻找他。他们在奥斯汀郊外小山的树林里找到了缪勒，他坐在一棵树下面，神志不清，但其他方面还好。

缪勒恢复得很快，他又重新精力充沛地回到实验室来工作。几个星期之后他得到了古根海姆的研究席位，这消息来得正是时候，他的抑郁症很快痊愈了。

1946年10月，在密苏里大学任教才一年的缪勒，决定到巴尔的摩去，那里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儿科，在诊断和治疗儿童疾病方面是最好的。他的已经两岁的女儿海伦患了一种尚未诊断出来的肠道疾病，因此缪勒夫妇计划在10月27日到巴尔的摩为海伦治病。而且，缪勒还可以顺便去华盛顿，参加届时在华盛顿举行的讨论会。

在离开密苏里大学之前的一天，缪勒早晨正在浴室里刮胡子，电话铃响了。多萝西娅(缪勒的第二任妻子)接了电话，对方是一位纽约的记者，坚持要直接同缪勒讲话。缪勒这时脸上有许多肥皂，接电话很不方便，所以他不耐烦地咕哝说：“讨厌，什么事非我接不可？”

接过话筒，他带着怒气大声地说：

“我是缪勒！”

突然缪勒的语气缓和下来：

“你能肯定吗？你怎么知道的？确实是真的吗？有没有肯定的证明？没有正式的通知之前我怎么能相信呢？”

多萝西娅站在旁边，对缪勒声音中的激动情绪有些迷惑。缪勒在电话旁边转过身来，指指电话平静地告诉她：

“他说我得到了今年的诺贝尔奖。”

缪勒接完电话，多萝西娅就开始在起居室里跳起舞来。缪勒试图使她平静下来：这可能是一个谣言，我们还不能够告诉任何人。

在从布卢明顿到巴尔的摩的长途汽车旅行中，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的院长里德尔与他们同行。这次乘车，缪勒一直心神不定，他总是想同前座的里德尔交谈；多萝西娅和海伦坐在后面。他不时地从反射镜里瞥见多萝西娅调皮的笑脸。

缪勒一直担心这个消息是假的，但是多萝西娅不肯糟蹋她的快乐心情；甚至海伦也感觉良好，沉浸在欢乐中。

到了巴尔的摩，他们订好一家旅馆以后，会晤了好友拉弗尔夫妇。缪勒夫妇不能自已地向他们公开了秘密的喜讯，并一同庆贺这个好消息。这种快乐的情绪，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多萝西娅在霍普金斯儿科医院为海伦办好住院手续之后。

接着她就和缪勒一起前往华盛顿。那儿会有更加确切的消息等候他们。

当缪勒确认他获得了诺贝尔奖时，与妻子多萝西娅和女儿海伦欢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