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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1900—1958)，法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1935年因为研究并合成人工放射性元素。与妻子伊伦娜·约里奥－居里(1897—1956)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根据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实验，发现了一种新的基本粒子——中子。查德威克之所以能够这么迅速地取得成果，正如他自己在回忆中所说：

“这不是偶然的。”

他早就从卢瑟福那儿知道原子核里“应该”有一种中性的粒子。由于他对中子这一概念有精神上的准备，而且20年来他一直都在寻找这个中性粒子。所以他一看到约里奥夫妇的试验报告，就立即明白约里奥－居里夫妇所谓的“γ光子”，正是他寻找了十多年的中子。这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约里奥－居里夫妇则完全没有朝中子这方面想。约里奥自己也承认，他根本不知道卢瑟福关于中子的假说，因而缺乏作出这一重大发现的敏感性。他说：

“中子”这个词早就由卢瑟福这位天才，在1920年一次会议上用来指一个假设的中性粒子。这个粒子和质子一起组成原子核。大多数物理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注意到这个假设。但是它一直存在于查德威克所在的卡文迪什实验室的空气里。因此，最后在那儿发现了中子，这是合乎情理的，同时也是公道的。具有悠久传统的老实验室总是蕴藏着宝贵的财富。在已消逝的岁月里，我们那些还活着的或已去世的老师所发表的见解，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多次思考过后又忘掉了。但他们的见解却能深入到这些老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思想里，结出丰硕的果实。这，就是发现。

但是，即使中子最后是查德威克用实验找到的，按照以往的惯例，他们两人完全可以与查德威克同时获得诺贝尔奖。但据说卢瑟福不赞成这样，他对诺贝尔奖委员会说：

“让查德威克一个人获奖算了。”

原因是：“约里奥－居里夫妇是那么聪明，他们迟早会得到诺贝尔奖的。”果然，在1935年查德威克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同年，约里奥－居里夫妇因为发现人工放射性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但是在发现人工放射性以前，约里奥－居里夫妇还有一次失误，也是让一次伟大的发现，从自己的鼻尖上溜过去了。那是1932年，他们在研究钋和铍混合物的射线时，在加有磁场的云雾室里，发现一条十分奇怪的粒子留下的曲线。按这条曲线痕迹的粗细推测，它应该是电子的痕迹；但是按照它射入的方向和在磁场里偏转的方向，这又是一条带有正电粒子运动时留下的痕迹。那时，物理学家只知道电子和质子两种基本粒子。

约里奥－居里夫妇的这一发现，本来可以使他们由此发现一种新的粒子——带正电却又具有电子质量的粒子——现在广为人知的正电子。但是，他们没有勇气提出一种新的粒子，于是用一些牵强附会的理由解释他们的新发现，说这是一条从反方向射入云雾室的电子留下的痕迹。

过了几年，这个伟大的发现被美国物理学家安德森在云雾室里重新发现，他解释这是一条由带正电、质量与电子相同的一种新粒子留下的痕迹，这个新粒子就是后来公认的正电子。安德森因为这一发现于1936年获得诺贝尔奖，约里奥－居里夫妇再一次让成功从自己面前溜过去。

英国科学作家莫里斯·戈德史密斯写了一本《约里奥－居里传》。在这本传记最后一章《约里奥致作者》里，作者别开生面地写下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约里奥活着，他会对这本书说些什么呢？于是作者自己拟下几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姓名这件倒霉事”。

作者这样写的：

约里奥也许要详细谈谈关于“我的姓名这件倒霉事：我从来不认为叫约里奥－居里会成为一个问题，但别人却这么想。对伊伦娜和我来说，把我们两人的姓如此联系在一起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事实上在巴黎大学、在法兰西学院或在镭研究所里，我的名字是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在伦敦皇家学会和外国一些学术机构里是F．约里奥，而在另一些学术机构里是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之处。诺贝尔奖是授给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和伊伦娜·约里奥－居里的，在法国和外国的报纸上，我的名字是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在和平运动中也是如此。我常常想：我的身份证上应该写弗雷德里克·约里奥，亦名约里奥－居里！你大概注意到我的儿子是皮埃尔·约里奥教授，我的女儿——米歇尔·朗之万博士的妻子——埃莱娜·朗之万·约里奥博士。然而，我感到很奇怪，查德威克却把我叫做居里－约里奥。他是唯一这么叫我的人。我认为这种态度只是出于好奇，而不是故意的，我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虽然这是作者虚拟的一个问题，但恐怕也是许多读者希望知道的事情。

伊伦娜不重视外表。最糟糕的是她的服装简单粗糙，毫不美观。在这方面，她与母亲居里夫人非常相似，衣着总是最简单不过的。有一次，在约里奥的坚持下，请了塞加尔夫人带伊伦娜到一家服装店做衣服。她先是抱怨说她不要当时流行的带高领的衣裙，后来又不要长袖连衣裙。她坚持要一种有背带的衣裙。尤其是她不愿意要紧身的裙子。裁缝苦笑着问：

“为什么呢？”

她回答说，因为她吃得不多，如果吃多了，她会胖起来的。为了身体舒适些，她觉得还是穿肥些的衣服好。

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忽视国际公法悍然使用细菌武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声明，否认使用细菌武器，说这是中国和朝鲜捏造的。美国代表提出由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作出结论，没有必要组织国际科学调查团，中朝代表团反对美国的提议，认为当时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不能充分摆脱政治偏见，难以保证调查结果公正客观，要求由超脱而独立的科学家组成国际调查团进行调查。

进行公正调查，以便证实或否定中国和朝鲜的控诉成立，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逻辑上说，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美国方面死活不同意，还想一手遮天，搞了好多不光彩的名堂——对一些国家的执行委员进行欺骗、拉拢，甚至威胁。对他们一向恼火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更是施加政治压力，开动宣传机器，连篇累牍发表文章，进行攻击和谩骂，诬蔑他是“共产党的阴谋组织者”。人们不免担心约里奥－居里顶不住政治压力。

世界和平理事会要不要干预朝鲜战争中细菌武器问题，执行局特别会议为此一度出现僵局，“要”和“不要”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气氛激烈，有一些委员则缄口不言。于是，约里奥只好采用和平理事会很少采用的做法，付诸表决。

约里奥没有让正义失望。表决头一天，他专门召开一次小型会议，这个会议既没有中国和朝鲜的代表参加，也没有美国及其盟友参加。约里奥严肃、果敢地讲了一番话，使和平理事会的执行理事们受到正义精神感染，坚定了应采取的态度。约里奥说：

理事会支持不支持被侵害的中国与朝鲜的要求，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存亡的问题。若不能主持正义，还有什么理由让世界和平理事会存在下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一直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第二天，会议进行辩论和表决之前，约里奥又做了讲话：

大家选我为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我很荣幸。我们受着同一个信念的鼓舞，为消除战争而工作。我们要尽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孩子们不再经历新的战争恐怖，使科学为其正当目的而不为罪恶目的服务，使世界上劳动者不断努力创造幸福，而不致造成破坏。只要危险没有消除，我们就要坚持做下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我们。

那天的情景非常感人。会议终于在约里奥－居里的坚持下通过决议：组织“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后来，调查结果证实美国果然在朝鲜战场上非法使用了细菌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