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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居里(1867—1934)，波兰裔法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1903年因为在贝克勒尔所发现的铀放射性现象方面所做的工作，与贝克勒尔(1852—1908)和皮埃尔·居里(1859—1906)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居里夫人因为发现镭和钍，提炼出镭，研究了这种特殊元素的化合物，推动了化学的发展，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1891年11月，玛丽成了巴黎大学理学院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大学的第一年恐怕是最辛苦的一年，她不仅对法语的掌握明显不足，而且对数学的学习也颇感吃力。她一心一意想学好这些课程，尽快弥补波兰教育造成的缺陷和不足。

尽管姐姐和姐夫热烈欢迎玛丽成为家庭中的一员，坚持要求她和他们一起住，但每天两个小时的马车劳顿使她疲劳，而且浪费了她宝贵的学习时间。在玛丽的再三坚持下，姐姐和姐夫不得不作出让步，让她在离大学近一点的拉丁区租了一间阁楼。1892年3月，玛丽搬进家具简陋、租金便宜的阁楼里。在随后的三年里，她先后租住过几处简朴的房子，仅靠自己的一点积蓄和父亲每月寄给她的100法郎艰难度日。但每当她回想起这段艰辛岁月时，却总有一种甜美的感觉：

巴黎的冬天特别冷，我取暖的炉子又小，屋里根本暖和不起来，时常缺煤，屋里盆中的水在晚上结冰是常有的事。为了使被子里暖和点，我常常把所有的衣服都压在上面。我做饭用的是一盏酒精灯，而其他炊具则寥寥无几。为了节省时间和钱，我的饮食常常是一点面包加巧克力茶，几个鸡蛋或一点水果……这种生活在某些人看来也许过于艰苦，但我却仍然自得其乐，整日欢悦地沉浸于学习之中，这一经历也使我充分体会到自由和独立精神的宝贵。

1893年7月，她来巴黎一年半，迎来了物理学士学位考试。这么多年的牺牲和努力使得她的成绩全班第一。

为了提炼镭，居里夫妇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废弃了的、根本不通风的木棚屋作为实验室。两人还做了分工：皮埃尔身体不好，就负责研究镭的物理特性；玛丽则负责从矿渣中提取纯镭盐。玛丽干的是连男人也嫌累的重体力活，每次她要把20千克的矿渣放进一个锅里，用水加热直到沸腾；然后把这些沸腾着的溶液从一个罐子倒进另一个罐子。那灼热的、有毒的、刺鼻的气体呛得她剧咳不止，眼泪也不停地流向两颊……

玛丽实在太累了，她曾在自传中写道：

有时，我整天整天地用一根与我体重相等的铁棒，搅动着一堆沸腾着的沥青，到了晚上，我已经是筋疲力尽，连动也不想动一下了……

我们没有钱，没有实验室，而且没有人帮助我们把这件既重要又困难的工作做好。真像是要从“无”中创出“有”来。假如我过学生生活的几年是德卢斯基^[1]从前说的“我的姨妹一生中的英勇岁月”，那么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现在这个时期是我丈夫和我的共同生活的英勇时期。

皮埃尔也常常感到全身疼痛，有时连起床和行动都很困难。他们两人真是将自己的付出达到了极限。有一次，在筋疲力尽的一天过去后，皮埃尔沉重地对玛丽说：

“我们选择的生活是多么艰难啊……”

1900年初夏，有一个诱人的机会忽然来到他们面前。瑞士的日内瓦大学邀请皮埃尔到那里去担任物理学教授，年薪1万法郎，他将领导一个实验室，玛丽也可在这个实验室里有一个正式职位。天啊，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这在法兰西共和国恐怕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啊！但到了8月，他们又改变了想法，居里夫人在自传中提了一笔：

皮埃尔·居里很想接受(瑞士的邀请)，然而，这将使我们关于镭的研究功亏一篑，因此，他终于作出了相反的决定。

居里夫妇在做最后的冲刺。1902年初，他们终于提炼出1/10克的纯净镭盐。3月28日，玛丽在记录本上兴奋地写下：Ra，225．93(镭的相对原子质量)。他们已经筋疲力尽，玛丽体重减少了7千克，但她的兴奋之情难于言表！

有一个夜晚，居里夫妇来到实验室。玛丽轻声说：

“千万不要开灯……你瞧！”

“宝贝”就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一缕略呈蓝色的荧光在那儿愉快地闪耀着，宛若神话中的小仙子在黑暗中向他们两人挥手致意。

“我的梦应验了……我曾在多少次梦中看见它熠熠发光，现在它果然发光了……”

玛丽无声地抽泣起来，皮埃尔用手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他们俩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看着那小仙女翩翩起舞……

科学界再没有人怀疑镭的存在了。

1902年5月，正在他们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候，从华沙传来噩耗，玛丽的父亲因胆囊开刀出了意外而逝世。斯可罗多夫斯卡先生如果再多活1年零5个月，他就会知道玛丽和皮埃尔将获得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时他该会多么自豪，多么高兴啊！

玛丽遭此沉重打击，身体垮了下去。她茶饭不思，也睡不着觉，还常常因梦游症在室内走来走去。而这时皮埃尔也正陷于沮丧之中，他参加科学院院士竞选，结果落选了。残酷的现实让他们心中忐忑不安，但又无可奈何。

有一天，玛丽突然对皮埃尔说：

“皮埃尔……如果我们两人中死了一个，那么剩下的一个也不可能继续活下去，是吗？我们两人是不能分开的……”

皮埃尔开始不知她说的是什么意思，等明白后，他十分坚定地对玛丽说：

你错了，玛丽。如果我们两人之中有一个不在了，那研究也不能终止。你要明白，你要记住，我们的研究不仅仅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科学家没有权利背弃科学这个终极目标，无论发生什么事，一个人即使成了没有灵魂的身体，还是应该照常工作。

1903年一个星期天上午，皮埃尔告诉玛丽，说美国有一家公司来信谈到他们将建造一个生产镭的工厂。以下是皮埃尔和玛丽之间的对话：

“我们得在两种决定中选择一种：要么毫无保留地把镭生产的专利技术公之于众，谁愿意生产就尽管去生产；要么我们就申请专利，这种方法毕竟是我们发明的。”

“皮埃尔，我想你一定不会采取后一种决定。我们不能申请专利，那是违反科学精神的。”

“我们要慎重。有了专利，我们可以生活得舒适一些，不必去干那些太辛苦、损害我们身体的活儿，而且关键的是我们将会有一个好的实验室……”

“科学家无权把他们的发现当做摇钱树，镭属于世界上所有的人。而且，它可以用来治疗癌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不能以此牟利，是吧？”

皮埃尔听了玛丽的话，脸上露出欣慰、深情的笑容，非常愉快地回答说：

“是的。在答复美国要求之前，我想知道你的想法是否与我一致。好啦，今晚我给美国写回信……现在，我们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934年5月的一个下午，约3点30分，居里夫人感到自己实在不行了，她预感自己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来不了实验室，因此恋恋不舍地抚摸着桌上的仪器。最后，她用非常微弱的声音对旁边的助手们说：

“我要回家……我在发烧……”

她走出实验室，在外面花园转了一下，还嘱咐花工一些小事，然后打算上汽车回家。上汽车后，她恋恋不舍而又深情地看了实验室一眼。这是她最后一次，也是永远地离开了她的实验室。她那一瞥，是向实验室永远告别的一瞥。

这次，她一反常态，非常驯服，毫不反对地住进了医院。想必是从身体内部传来的信息，使她知道这一次的病痛来者不善。

她的体温总在40^oC左右，医生们一时也弄不清她为什么高烧不退。胆囊结石引起的？不是。肺结核引起的？不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最后，从日内瓦请来一位医生才下了结论：爆发性恶性贫血。血液里的红白细胞数目减少得非常快，这是一种无法控制和治疗的绝症。但居里夫人却因此而放心了：不必为胆囊结石开刀了。她自己也知道她只能听天由命，因而根本不再为病情去操闲心。

1934年7月3日早晨，居里夫人最后一次用颤抖的手拿起温度表——体温突然下降！她微微笑了一下，二女儿艾芙连忙安慰妈妈说：

“这是病在好的征兆，你一定快复原了……”

艾芙坐在妈妈床边，心中祈祷上帝保佑妈妈平安度过这一关。过了一会儿，居里夫人看了一眼茶杯，想用茶匙搅动一下，忽然她像梦幻般地低声说：

“用镭，还是用钍制作……”

接着是一些吐音不清的低语。艾芙惊恐地请来医生，医生想做抢救，居里夫人突然用微弱却清晰的声音说了她一生最后的一句话：

“不用了……让我安静点吧……”

她一生喜欢安静，讨厌闹哄哄地做一些实质上无用的事。

1934年7月4日凌晨，居里夫人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一位伟大的学者终于走完了她一生的坎坷之路。医生在死亡报告上写道：

“居里夫人于1934年7月4日在桑塞罗谋去世。她的病症是一种发展很快的再生障碍性恶性贫血，骨髓已不起反应，很可能是由于长期受到辐射引起的病变。”

全世界各国都以沉痛的心情报道了居里夫人去世的消息。世界各国的大学、科研机构、科学家的唁电不断向巴黎涌来。中国北平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也致电吊唁；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所长严济慈还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吊唁文章——《悼居里夫人》。

7月6日下午，在亲人好友陪伴下，居里夫人被安葬在彼埃尔的墓地里。姐姐布罗妮娅和哥哥约瑟夫从波兰带来一把祖国的土，轻轻地撒在她的棺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