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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我大哥杨建军合写的《成为诺贝尔天使的10位和平女性》一书后记中，我写道：

“1948年，我还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时，就与大哥相隔天涯，各在一方。他从台湾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在加州大学学习物理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又改行做计算机的研制工作，并在IBM公司工作到退休。我在中国内地先是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信阳航校(现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航空学院)当了4年文化教员，后来又复员上了大学，而且也是读的物理系！真是巧合！”

1978年11月，大哥从美国回到中国寻找我们兄弟姐妹，那时我在老家红安县八里中学教高中物理。离别30年的兄弟才算再次见面。从那以后，我的命运因为大哥有了改变。1978年11月前后，他在当时的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讲过两次学。正是因为他的这两次讲学，我才有幸认识了当时的院长朱九思，也才有机会在1981年从八里中学调到华中工学院物理系任教，直到1995年退休。

从1978年开始，大哥不断地寄外语书给我，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宝贵资料！正因为如此，我有机会迅速恢复我的英语水平。我记忆最深的是，1979年8月30日，我在八里中学收到他从纽约寄来的一大包英语书，其中有一本梁实秋先生编写的《最新实用英汉辞典》，这本词典至今还摆在我的书桌上，任劳任怨地为我的阅读和翻译服务。每当我使用这本词典的时候，就想起大哥对我的帮助。

大哥的帮助不仅仅是送了很多外语书给我(估计30本以上，仅《爱因斯坦传》就有5本之多)，使我能够迅速了解到美国最新的出版信息；我之所以有勇气翻译十几本书——如盖尔曼的《夸克与美洲豹》、塞格雷的《原子舞者：费米传》、居里夫人的《居里夫人自传》、派斯的《基本粒子物理学史》，以及布莱恩的《爱因斯坦全传》等，都是因为我有大哥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后盾。只要我有看不懂的地方，总是向他请教，而他也会立即答复我。在有了电脑后，这种问答几乎天天进行。如果不是有大哥，我真的没有胆量接受这些翻译的任务。

我想，杨东红也许更有理由感谢大哥，因为正是在大哥的资助下，他才有机会受到师范教育，才会成为一位中学教师。大哥在20年的时间里，资助了我们老家30多位学子，使他们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或中等教育。

所以，我和杨东红把这本书献给杨建军先生，感谢他对我们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