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清宫玉文化的衰落

一、道光子从父命

道光帝不好“声色狗马，昼夜荒淫”的生活，时刻牢记“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的古训。在治理国家社稷、安抚百姓生计上，尽心竭力做到忧国忧民，秉承“国计民生，罔存念虑”，在这方面，他更像皇考嘉庆皇帝。

道光继承皇位不久，于道光元年（1821）十一月，颁布了《御制声色货利谕》，以为座右箴铭。

道光在《御制声色货利谕》中，旁征博引，尽数声色货利之危害。他说：“《史记》曰：‘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由是观之，声色之为害大矣。”

道光认为，君臣百姓都应该恪守儒家思想精髓，“尤当以礼自防”。道光说：“因思我朝定制，皇子皇孙均于六岁入学读书，凡圣贤之所发言，自幼无不诵读讲肄，以为修身立志之本。其奈终身抱道、克己复礼者甚难。盖知之非艰，而行之艰也。在常人犹不可检束身心，摒除声色。为人君者，无为所惑。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

道光在《御制声色货利谕》中透露，摒弃声色货利、珠宝玉玩，是受皇考嘉庆帝的影响和教诲。他们父子之间曾有秘密约定，此生必与此类“货色”无缘，以使大清江山万代永存。

道光在《御制声色货利谕》中说：“敬思朕受皇考教育付畀深恩，钦承密谕，必当立除此弊，有损无增。兹难于概行除却者，实朕之苦衷，不能以言喻之也。后世子孙，若能体朕之心，法朕之行，成朕未竟之事，造次无忘不迩声色之谕，即我大清万世天下臣民之福也。”

人们之所以追求物质，就是为了拥有更大的享受。道光认为，高级官员，尤其是统治者，不可有私财，否则会私欲膨胀，敛财不择手段，害国害民。他说：“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宫中府中，原属一体，非同士庶之私自盖藏也。故，人君不可有私财，有私财必有私事，有私事必有私人，有私人则不为其所愚者鲜矣。是以货利之害尚小，而立身行政之害大矣。”

道光在多个场合、多次重申朝廷惩治贪利腐败的大政方针，深刻分析送礼之风的形成及经久不衰的原因，强调要“力崇节俭，返本还淳”。

道光说：“我朝立法甚明，言利之臣，立加贬斥；惠民之政，不惜帑金。故，任土作贡，自古有之，惟是行之既久，未免世俗相因，渐生侈靡。然节俭之风，岂空言所能感化也。务在身践力行，概从朴实，勿尚虚文。即向应入贡者，亦必察其义之所在，定以限制，不可稍存自奉之心。在谄谀者，必曰寻常之物，非珠宝可比，价廉值贱。独不思一丝一粟，从何而出哉！且由数千里而来，以至远于九重，其费不知凡几矣。故，省一分，天下荫受一分之福，于吏治民生，不无小补也。”

二、国破家败，玉器外流

乾隆朝以后，由于国力逐渐衰退，列强悍然入侵。加之嘉庆、道光皇帝对金银珠宝玉器不感兴趣，甚至视其为粪土，宫廷玉器制作业逐渐走向衰败和没落。然而，中国宫廷玉器流失国外，主要是鸦片战争以后，以及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时期。玉器流失国外大致有以下几个途径。

一是战争掠夺。中国近代史是一段饱经沧桑、忍受屈辱的历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中华民族饱受列强的欺凌和掠夺，大批珍贵中国文物屡遭劫难，流落异国他乡，其中不乏珍贵的宫廷玉器。

如1860年，英法联军抢掠和焚烧了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9）、面积逾十六万平方米、创建和经营达一百五十余年的大型皇家宫苑、有“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该园的名人字画、密府典籍、钟鼎宝器、金银珠玉等，被抢毁一空。当时，“圆明园四十景”中的各处殿堂屋宇，都有设计巧妙、制作精良的皇家御用玉器陈设。其中，九州清晏、方壶胜境、蓬莱瑶台、澹泊宁静、西峰秀色、春雨轩、淳化轩、四宜书屋、镂月开云、长春仙馆、万方安和等殿堂，都有乾隆皇帝亲自批准摆放并由苏州、扬州等地玉匠制作的御用玉器。在西方人的眼里，玉石属珠宝类，抢掠玉质什物，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外国列强究竟抢走了多少玉器，因圆明园账目已被侵略者烧毁，确切数字已永远无法说清。

二是外国在华机构离境时带走。清朝，外国在华设立了许多常设和非常设办事或商务机构。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门户对外打开，外国使领馆、银行、公司、口岸通商办事处等机构，在国内主要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纷纷设立。这些机构除正常办理业务外，收集购买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品，也是其一项主要的商业活动。当时这些开放的城市和口岸，并没有朝廷颁布的禁止外国人购买华人商品的禁令。所以，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各类艺术品、工艺品，甚至是文物，成为这些机构厅室卧房的摆设，或他们送给国人的特殊礼物。这些机构撤离回国时，带走的玉器数量也相当可观。

三是外国游商、传教士在华收集。有一类专门收集中国古董艺术品的外国游商，在清末和民国初年进入中国。他们趁着中国国内局势的不稳定和内乱，古董艺术品收藏处于低谷的情形，花低价购买这类物品带回国内。其中，部分在华传教士、学堂讲师等也充当了这个角色。玉器也是其中被购买的主要商品，数量也不在少数。

因战争掠夺或合法购买流失国外的中国古董玉器到底有多少，可能谁也无法统计清楚。即使放在你面前的是一件当年被八国联军劫掠走的宫廷玉器，你也未必就敢确认。因为玉器不同于书法绘画和古籍善本，后者多有著录，且基本具有唯一性。

钦定制作的玉器，如“大禹开山”、“南山积翠”等大型玉器，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玉器是数量重复、没有确切记录记载、不具有唯一性的器物。即使该玉器刻有乾隆年号款，纹饰造型也符合当时的设计风格，也很难确认；即便是玉玺、玉册，乾隆一朝也多有重刻，如果该玉玺、玉册真的流失了，也很难确定你看到的或手中保存的，就是清宫里的那一枚、那一函。

玉器的这种状态，有点像瓷器。一件瓷器，即便器形、画工、胎釉、款识、老旧程度都与清宫所存的一样，也不能就断定是宫廷的御用品，除非有传承有序的文字记载。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真正的宫廷御用玉器或瓷器，只是因为没有合法的身份证明，而最终成为游走在民间的“流浪汉”，终身无法恢复它的“贵族身份”，这是一件非常可悲和值得深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