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玉石新政

乾隆驾崩后，埋藏在嘉庆内心深处对皇父在用人和治国方略上的种种看法和不满，终于没有节制与限制地表露出来。

嘉庆是一位有胆、有识、有魄力的皇帝，他没有明哲保身，顾忌舆论的压力，而在亲政后走过渡路线；没有因为谁曾是皇父的宠臣，而迁就其贪赃枉法的罪孽；也没有因为是前朝的定律，而置社会常理、人之常情于不顾。他在皇父归天三天后，即将皇父的宠臣、大贪官和珅监禁。八天后就赐其自缢。一个月后，即开始对皇父的玉石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和调整。在整个清代子承父业的皇帝中，嘉庆可谓首屈一指，堪称第一人。

一、禁献珠宝玉玩

嘉庆在处置和珅后曾说：“至于禁贡珍玩、停纳玉石、酌减各关余课、严饬言利之人，此乃还淳返本、藏富于民。”

嘉庆的这番话，反映出他的财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继续沿袭了皇父的一贯做法——禁献珍玩，但不是禁而不止，而是做到了令行禁止。至于停止每年玉石开采和运送京城，是到了道光二年以后，才得以实现的。

嘉庆初年，和阗官玉开采场所共有五处：玉龙喀什、哈拉哈什、桑谷树、雅哈琅圭、塔克。乾隆归天后，嘉庆迅速采取措施，减少玉石开采场所。嘉庆令和阗办事大臣恩长，调查了解这五处官玉开采场所情况，按照玉质优劣，淘汰了四处，只准保留一处。

恩长会同乌什办事大臣徐绩，仔细勘查了解和阗五处的玉场情况，几天后，二人共同上奏嘉庆皇帝。

二人在奏报中说：“和阗产玉五处，惟玉龙喀什玉色尚佳，其余哈拉哈什、桑谷树、雅哈琅圭、塔克四处，离城较远，所产玉石色黯质粗，请将此四处停止采办。”

嘉庆在折子上批示：“和阗采办官玉，在回民系任土作贡。但每年开采需用驮载远送，究不免繁费。且道路既远，玉质亦属平常，拨夫派马转运万里，殊属无谓。着照所请，嗣后除玉龙喀什一处仍照旧例开采外，其余哈拉哈什、桑谷树、雅哈琅圭、塔克四处，俱着停止，以示体恤。俟将来该处产有美玉，再行奏明开采。如有串通回民私往开采者，自当一律禁止。着该处办事大臣，每年三、四次派员前往稽查，毋许违禁开采。钦此。”

嘉庆在处置完和珅后，没有丝毫耽搁，于嘉庆四年（1799）三月初，正式对朝廷内外官员进献贡物的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整顿。

为使说话有理有据，发布的谕旨更具有说服力，嘉庆仔细查阅了皇考乾隆的朱批，发现当年皇父有两道严禁内外大臣呈进贡物的谕旨。这为他日后发布禁贡谕旨提供了理论依据。嘉庆又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想从中找到人们为什么热衷于送礼，以致其败坏职场风气、扰乱正常君臣秩序的缘由。他发现，送礼的最初本义是为了君臣双方的情谊，“始于禹贡”，以官员在任时当地的土特产作为贡物，进献皇上，一是表示官员属地物产丰富、人们生活富足；二是感谢皇上委以重任，臣下更当尽忠效劳，而“并非崇尚珍奇”，即所谓“不贵异物、贱用物也”。

嘉庆进一步查找原因，最终将乾隆朝送礼之风屡禁不止的原因，归罪于大贪官和珅。

嘉庆在写给内阁的上谕中说：“我皇考有严禁内外大臣呈进贡物谕旨二道，圣训煌煌，垂诚至为明切。只因和珅搅权纳贿，凡遇外省督抚等呈进物件，准递与否，必须先向和珅关白。而督抚等所进贡物，在皇考不过赏收一二件，其余尽入和珅私宅。是以，我皇考虽屡经禁止，仍未杜绝。”

嘉庆在这里的表述，未免有因对和珅成见太深、借此发泄愤怒之嫌。因为乾隆第一次发布禁献谕旨时，和珅还未在朝廷做事。乾隆四十五年（1780）以后，乾隆驳回朝廷内外大员进献的玉器有几千件之多，而在和珅私宅中搜出的玉器与之相比，并不算多。所以，嘉庆所说的“督抚等所进贡物，尽入和珅私宅”，应是夸大之词。

嘉庆在分析送礼的危害时说：“试思，外省督抚备办玉、铜、瓷、书画、插屏等件，岂能出自己资，必下而取之州县，而州县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数，敲扑随之。以闾阎有限之脂膏，供官吏无穷之朘削，民何以堪！”

接下来，嘉庆对世人热心追捧的珠宝珍玩，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认识和态度。他说：“此等古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真粪土之不若！而以奇货视之，可乎？国家百数十年来，升平昌阜，财赋丰盈，内府所存陈设物件，充物骈罗，现在几于无可收贮之处。且所贡之物，断不胜于大内所藏，即或较胜，朕视之真如粪土也！”

嘉庆随后表明了他对所谓“宝”的理解和认识。嘉庆在给内阁的上谕中说：“朕之所宝者，惟在时和年丰，民物康阜，得贤才以分庶政，方为国家至宝耳。”

地方官员进京朝觐或逢年节，应该给皇上带些什么礼物，哪些人需要带礼物，哪些人又不需要带礼物，嘉庆也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在处置完和珅以后，嘉庆在给内阁发的一道上谕中说：“至应进土贡，原为日用所必需，如吉林、黑龙江将军每年所进貂皮、东珠、人参，系该处所产之物。其他，如川广之药材，九江之瓷器，江浙之绸缎，及徽墨、湖笔、笺纸、茶叶、瓜果等项，原不外任土作贡之义，仍准按例呈进。所有如意、玉、铜、瓷、书画、挂屏、插屏等物，嗣后概不许呈进。至在京王公大臣，每年所得养廉银，尚不能敷当差之用，岂有余资？亦不许呈进贡物。若内廷翰林所录御制诗文册页，及自作书画等件，尚可呈进，断不许增入古玩。至各省盐政、织造、关差等，并无地方理民之责，其应交盈余银两，现令户部查明，方拟酌减。伊等办公更加裕如，应进贡物，准其照例呈进。”

对历朝历代官员逢年过节，都要给皇上进献各式如意，嘉庆也在此做了明确规定：“年节王公大臣、督抚等所进如意，取兆吉祥，殊觉无谓。诸臣以为如意，而朕观之，转不如意也，亦着一并禁止。”

但是，嘉庆对进献如意也没有完全禁止，因为如意毕竟是其祖上传承下来意寓吉祥的物件，一概禁止，也有悖于大清朝列祖列宗圣圣相继、深仁厚泽的优良传统。为此，嘉庆在其五十大寿前夕，为进献如意之事专门向内阁发了一道谕旨。规定在其大寿之时，可以进呈木质如意，以表示心意，但仍不准进献玉质如意及珠宝玉器。

嘉庆在谕旨中说：“本年朕五旬万寿，督抚、将军、提督、副都统等各数人，届期来京随班祝嘏。伊等献悃输忱，现已排定日期，准其恭进膳品。万寿正日，准各恭递木如意一柄。此外，惟年例应进土贡及有备进书册字画者，尚准其呈进。其珠玉陈设等件，一概不准进献，朕不但不行赏收，并不准呈览。钦此。”

据此断定，当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木质如意，大多数年代不早于嘉庆朝。

最后，嘉庆借五十万寿之机，针对以往进献虽有禁令，但都没有制裁措施，所以导致进献之风屡禁不止的现象，发布了更加严厉的谕旨：“经朕此次严谕之后，诸臣等有将所禁之物呈进者，即以违制论，绝不稍贷。特此明白宣示，通谕中外知之。”

“以违制论”，意味着官员如果再进献珠宝玉玩，将以违反大清律例论处。它为嘉庆朝彻底杜绝官员进献土贡以外的“高档礼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开禁玉石买卖

乾隆朝以前，新疆民众采捞玉石，内地玉石商贩到新疆进行玉石贩运和买卖，并无明文禁止。因乾隆喜欢玉器，加上乾隆四十三年（1778）发生了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私采贩卖玉石案，朝廷才下旨，禁止一切民间玉石买卖，否则，以偷盗罪论处。

嘉庆皇帝还是皇子时，就对皇父在此事的处置上行动过激，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即位之时，即有彻底改变现状的想法，无奈，皇父还健在，不宜过早付诸实施。

嘉庆四年（1799）二月，也就是乾隆太上皇离世后的第二个月，嘉庆在对皇父玉石政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下了一道谕旨。

嘉庆在谕旨中说：“叶尔羌、和阗等处出产玉石，向听民间售卖，并无例禁明文。因高朴串通商贩采买玉石案，始行定例：凡私赴新疆偷贩玉石，即照窃盗例，计贼论罪。原非旧例所有，况仍有偷带货卖者。今查前案，因此拖累多人，朕心殊为不忍，着照刑部议。嗣后，叶尔羌、和阗城乡回民得有玉石，准其自行卖与民人，无庸官为。贩卖新疆玉石，无论已未成器者，概免治罪。其从前办过贩玉案内各犯，准其报部核释，以昭平允。”

从此之后，新疆的玉石采挖、买卖正式解禁了。

玉石解禁后，嘉庆还下令撤销了为防止私贩玉石而临时添设的密尔岱、巴尔楚克两处卡伦。称“是民间玉料，既准流通，该处卡伦即成虚设，亦应一并裁汰”。

三、颁布税收政策

新疆玉石贸易解禁后，嘉庆没有忘记用收税来控制玉石的滥采滥挖及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就在玉石贸易“弛禁”不久，嘉庆的玉石税收政策随即出台。

这项税收规定，按成器和原料分为玉器成器与玉石原料；按玉石颜色分为白玉和碧玉。青白玉、青玉属白玉，其余属碧玉，并分别制定了收税标准。规定也首次将陕西出产的“蓝田玉”，纳入了朝廷玉石的收税范围。

规定中说：“叶尔羌、和阗、陕西等处出产玉石，无论是制作的玉器成器，还是玉石原料，商贩可以自由买卖，但经过关隘，必须课税。税收的标准是，白玉成器，每斤收白银二分；白玉料，每百斤收白银一两七钱五分（每斤约合一分七厘）；碧玉成器，每斤收白银八厘；碧玉料，每斤收白银七厘。”从以上收税情况可以看出，在当时，白玉成器比白玉原料贵，碧玉成器比碧玉原料贵；白玉成器比碧玉成器贵，白玉原料比碧玉原料贵。

收税要有票据，在玉器、玉石的收税上，用的是“收税印票”。此票据为“三联串票”，由肃州钤印后，发给管理关隘的巡检填写。首联填写后交给玉商收存，中间一联送交藩司，末尾一联留肃州存查。

朝廷还在新疆进入内地的关口——嘉峪关，“刊刻木榜”，将不同玉器、玉石类别的收税银两，刻在上面，悬挂在关口大道上，玉商看后一目了然，“按则投税”。同时，对自带玉石进关的“口外大、小官员”，一般情况下，“令按则纳税”。如果有朝廷官方的解释和说明，可以“免其课税”。

四、谕令撤离兵站

乾隆朝，特别是高朴玉石案发生后，朝廷在新疆和阗、叶尔羌等产玉城市和地区，设立兵站，派兵驻防，严禁当地百姓随意出境，以防百姓将玉石拿到内地进行交易。

和阗是出产玉石子儿料的地方，军队设卡管理尤为严格，给百姓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嘉庆四年（1799）四月，和阗办事大臣徐绩，见嘉庆已经发布玉石解禁令，允许当地百姓出关，到内地进行玉石贸易。为进一步缓解和阗当地百姓生活上的禁锢和不便，他找到帮办大臣恩长，联名给嘉庆上了一道折子。

二人在折子中说：“和阗一向玉禁极严，回民百姓日常生活极为不便，如需一些日常用品，必须到叶尔羌去购买，不得到其他城市去。如今，既然朝廷已经解禁玉石买卖，应该将和阗周边设卡官兵，一同撤离，免致借端扰累。”

同时，二人奏请，在每年官玉采办后，准许商民出境，到其他地区“互相售卖玉石”。

嘉庆接到折子后，暗自欢喜，认为属臣太了解他的心思和想法了。他也正在琢磨着如何进一步开放新疆玉石禁忌，还当地回民百姓一片自由生活空间。他在折子上批复：“交军机处议复。”

五月，军机大臣奇丰额等就撤离兵站事宜，按照嘉庆皇帝的想法和意图，拟就奏文上报嘉庆皇帝。

奇丰额等在奏报中说：“办理叶尔羌、和阗贩卖玉石，请照旧例。查，叶尔羌、和阗等处出产玉石，向听民间自行售卖，并无禁例。后经高朴奏请，间年一次官为开采，名为严禁透漏，实为便其营私肥囊之心。应如该大臣所奏，嗣后，回民得有玉石，准其自行卖与民人，无庸官为经手。惟民人起票进关时，仍应照向例，于票内注明，造册移付嘉峪关，以凭查核。再，乾隆三十四年（1769）禁止私玉之后，于密尔岱山、巴尔楚克地方，各添设卡伦一处，原以防私采及夹带之事。今获恩旨，新疆玉石，无论已未成器者，概免治罪。是民间玉料，既往流通，该处卡伦既成虚设，亦应如所请，一并裁汰。”

嘉庆阅读军机处大臣们的奏报后，暗自欣喜，奏报内容正合他意，也是他下一步打算要办的事。

嘉庆令军机处发布谕旨：“所办甚是，总宜恩养回民。疆宇宁静，是朕之至愿，玉之多少有无，何足重轻耶！着将各卡官兵撤回归伍。”

五、严禁大玉采运

推出一系列玉石新政后，嘉庆又开始有了新的想法。每年在官办贡玉上存在种种弊端，如是否有必要一年两次进贡玉石；大块玉石长途运送劳民伤财，是否规定一个单体贡玉重量的上限。

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嘉庆发布特谕：“每年春秋两次进玉，改为每年秋季一次进玉；新疆采办大玉，回民运送维艰是从，玉石单体重量不得超过三千斤，如有三千斤以上玉石，令其于所在处弃置，不必运送到京。”

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当地官员认为，采到一块大玉实属不易，打碎太困难，弃之又实在可惜,于是想出了就地“招商认买”的办法。

嘉庆十一年（1806）九月的一天，一块重七千五百余斤、一块重三千七百余斤的大玉被开采出来。采办玉石官员将此事报告了时任回疆大臣玉庆。

玉庆是宗室成员，原任都察院御史，曾简放长芦盐政，向有宗室显贵游手好闲、玩世不恭的习气，一点儿小事就奏请皇上，似乎已是人生一大乐事。玉庆得知此事后，随即奏请嘉庆，请求皇上同意就地“招商认买”。

嘉庆阅看奏折后，大为光火，立即令内阁发布谕旨：“本年九月内，忽据玉庆奏请，将弃之玉二块，招商认买。朕以为所奏图利失礼，断不可行，即经降旨饬禁。惟令酌量情形，如小者运送尚属不难，或于每年秋季进玉之便，附运至京亦可。如办理稍觉费力，即毋庸运京，仍任在该处弃置。彼时所降谕旨甚明，玉庆自应钦遵办理。”

玉庆接到谕旨后，见就地变卖不成，那就想办法运送京城吧，也可讨好皇上。随后，玉庆亲自前往实地查看。看后，玉庆认为此二块玉石品质甚好，弃之实在可惜，还要说服皇上，筹备车马运往京城。

九月三十日，玉庆又给嘉庆上了一道折子：“此二块玉石，确比正贡玉料较重，诚恐运送迟延。因查照从前运送大玉应用马车例案，急赶办车辆及绳索一切应用器具，即行起运赴京。仍觅雇回民并马匹等，派委妥员护送，并移咨各城一体护送。”

嘉庆接到折子，对属下官员这种为讨好皇上，不惧违反制度规定、不惜劳民伤财的行为，深感痛心和愤怒。

嘉庆在给内阁的谕旨中写道：“所办竟不遵奉前旨，错谬已极。试思，玉块重至数千斤，其运送车辆，需马五六十匹、三四十匹不等，另需佥派回民数十名。又，恐越岭过河，疲乏伤损，尚需将马匹、回民照数预备一份，以便更换。而沿途各处，皆需派员帮护。种种烦扰，举致此无用之物，实属轻举妄动！”

接着，嘉庆在谕旨中再次谈了他对珠宝玉玩的认识和看法。他说：“朕不贵异物，务恤远人，节经降旨，令其不必运送。朕实天性不喜珠玉，非故为矫情之举，是以谆谆停止贡献。今玉庆必欲将此项玉料锐意运京，不顾地方纷扰，是诚何心？玉庆着传旨严行申饬，并交宗人府议处。”

玉庆是宗室成员，犯罪犯错自然要交宗人府处理。但嘉庆担心宗人府大人们袒护他，或处置过轻，于是自行做出处理决定。

嘉庆在给宗人府追加的谕旨中说：“玉庆自到喀喇沙尔后，屡次条奏事件，惟知见长高兴，罔识治体，于回疆办事大臣殊不相宜。着玉庆调补伊犁领队大臣，令其自备资斧前往，仍交伊犁将军松筠严加管束。如在彼再不安静，即着据实严参，加以惩治。”

最后，嘉庆对这两块大玉的处理做出决定：“此大玉二块，着由五百里行文谕知。如目下尚未起运，即速停止。如业经起运在途，不拘行至何处，即着弃置该处，毋许运京。其用过脚价等项银两，均责令玉庆赔缴，不准开销！”

嘉庆十七年（1812），因内务府造办处存贮玉石过多，嘉庆令新疆叶尔羌办事大臣，将每年贡玉斤数，由四千余斤减为“每年采进二千斤”。

几年后，嘉庆再次颁旨，停止两淮、苏州等地的玉器进贡，所进呈的玉器折合银两交纳。就是说，两地每年承做的御用玉器，在当地变卖后，将变卖银两上缴国库。

嘉庆二十五年（1820），是嘉庆在位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十一月，嘉庆令内阁颁发谕旨，对两淮、苏州等地本年度玉器折价银两，共计二百余万两，一律免上缴朝廷，“加恩豁免”，以充实两地日常公务用度。

六、痛斥办玉要官

嘉庆初年，由于上千年的开采，特别是乾隆朝前四十三年不受限制的滥采滥挖，和后十七年朝廷下令大规模进贡玉石，和阗地区河床里的大块子儿玉已经不多见，人们很难在和阗玉龙喀什河再采挖到大块的玉石子儿料，特别是白玉子儿料。

因找到一块好玉石，就可以加官晋爵，这在乾隆朝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采办贡玉废寝忘食地忘我工作，确实可以得到顶戴花翎。

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乌什办事大臣绰克托给乾隆的一道折子中称：“阿克苏五品噶匝纳齐伯克阿拉瑚哩、乌什明伯克纳雅斯，俱各遵奉指使，出众效力采办玉石，请加恩，以示鼓励。”

乾隆对本年度秋季贡玉，确实感到很满意，采办的玉石不仅块大，而且质量也上乘，特别是有不少带皮的玉石子儿料，让他百看不厌、爱不释手。对绰克托的请赏折子，乾隆自然格外留心和重视。

乾隆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将以往赏银两或缎匹，改为赏顶戴花翎，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乾隆在绰克托的折子上批示：“阿拉瑚哩、纳雅斯，感戴朕恩，诸处竭力报效。迩来解送所采玉石，昼夜照料，跬步不离，送至库车。其阿拉瑚哩，既戴有花翎，着加恩升授一等，赏给四品顶戴；纳雅斯既戴有翎，着加恩升授一等，赏给五品顶戴，准戴花翎。钦此。”

可能是前有车、后有辙的缘故，嘉庆四年（1799）十一月，和阗办事大臣、四等侍卫兴肇，副都统衔、和阗帮办大臣额勒金布，联名上奏嘉庆皇上，称：“和阗近日采到大块子儿玉，一块白子儿玉重二十七斤，一块次白子儿玉重二十四斤。请将采到玉石的回民、伯克伊斯玛伊勒等七人，赏给顶戴花翎。”

新疆办事大臣属皇上钦差，官位最少也在二三品，怎么和阗办事大臣还要加一个四等侍卫衔呢？原来，兴肇此前任荆州将军（从一品），属宗室世袭爵位，因在一次围剿当地“贼匪”中作战不力，被嘉庆“革职拿问”，不久又“改发乌鲁木齐效力”。后在乌鲁木齐都统（正一品）兴奎的“严加管束”下，有明显的悔改表现，于嘉庆四年（1799）初调任和阗办事大臣、四等侍卫。此次兴肇进献玉石，有急功近利、尽早官复原职之目的。

嘉庆收到兴肇等的奏章后，既感叹官员普遍存在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仕途心态，又感慨奢靡的物质享受给人们的心灵造成如此大的扭曲和伤害。此时，嘉庆正式掌控朝政不到一年，正下大力气整肃吏治、廉洁官场。况且皇父赏顶戴花翎的原因是属员工作勤勉，而非采到好的玉石。

嘉庆决定要将此事作为典型事例，警示下属臣工。他令内阁发布上谕。

嘉庆在上谕中说：“兴肇等所奏甚属非是。和阗为产玉之区，该处伯克等率领回民捞采玉石，每年解送至京，只系任上作贡之意。今兴肇因伊斯玛伊勒等采获白玉二块，斤数较重，辄请赏给翎顶。此玉有何足贵？翎枝顶戴为国家名器所关，该伯克、回民等，如果奋勉勤能，于防卡屯田一切差使，办理妥协，该大臣等据实奏闻，必照所请加恩，用示奖励，岂得以采获玉石斤较重，遂为伊等之功，滥行恳请乎？”

嘉庆在痛斥了这种损国家利益、肥个人私欲的做法后，又身体力行地进行示范，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来进一步教育自己的臣工属员。

他在上谕中接着说：“朕数年以来，屡屡降旨，停止中外臣工贡献，凡金玉珠宝等物，概不准呈进。以前，叶尔羌采得一块数千斤重大玉，业已运送起程，曾降旨即于所至地方截留弃置。兴肇等宁不知之？况此区区数十斤之玉块，又何足为贵乎？朕所宝者，惟在时和年丰，民安物阜，一切耳目玩好之物，素性实所鄙弃。若如兴肇等所奏，获一玉块，即赐以翎顶之荣，则伯克、回民等势必争相慕效，专以搜采大玉，希冀邀荣。而外间无识之徒，或因此妄生揣摩，此则甚有关系。兴隆、额勒金布着传旨严行申饬。”

嘉庆听说有的回民、伯克为能采捞到一块大玉，“诵经祈求”后，称此“如果属实，更觉无畏”。

在对兴肇、额勒金布“严行申饬”后，嘉庆又对当地回民、伯克发布谕旨：“嗣后，惟当实力当差，如有出力之处，该大臣奏闻时，必当加恩赏赉，岂采得大玉，即为伊等报效乎？”

七、道光停采贡玉

道光即位后，继承了皇父嘉庆皇帝的玉石政策，对珠宝玉器不喜不爱，崇尚节俭，奉行“以朴素先天下，不欲以天下奉一人”的政策。

道光三年（1823）四月，道光在仔细调查和了解内廷玉石存贮数量后，令内阁颁发谕旨：“自平定新疆以后，和阗、叶尔羌每岁采进贡玉四千余斤。嘉庆十七年（1812），因造办处所贮之玉甚属丰足，减额每岁采进二千斤。今查，造办处所贮之玉尚多，足以敷用。着令和阗、叶尔羌办事大臣等，将此项每岁应进贡玉，暂行停采。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