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功成名就，作《十全记》

乾隆早就有御制《十全记》的打算，只是因为尼泊尔部族廓尔喀，滋扰后藏没有被彻底平息，此夙愿就一直没能如愿以偿。

乾隆五十三年（1788），廓尔喀在大清西藏边境一带劫掠滋事，被朝廷派兵击退。

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又与唐古忒因账目不清，在后藏边境滋扰劫掠，乾隆派兵进剿平乱。

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月，已臣服投降的廓尔喀派人向大清朝廷禀报，欲派贡使进藏，谒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叩头请罪”，呈递哈达、土物等。

乾隆对此不屑一顾，但出于对江山社稷和朝廷大局的考虑，还是令派驻扎西藏办事的工部尚书、镶白旗汉军都统和琳，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传话，令他们“酌量收存数件，勿虚其意，仍加倍酌给回赏，不可为廓尔喀所轻”。

此时，乾隆才正式提出，“此事完善后，御制《十全记》一篇，以志武成十告”。

御制《十全记》很快写成，主要内容：“昨廓尔喀归降，命凯旋班师诗，有十全大武扬之句，盖引而未发，兹特叙而记之。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今越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

乾隆为此下令翻写四体字，“俟缮写完竣，再行发交和琳，酌量于圣祖御制碑之旁竖立，或另相地势，建盖碑亭，以昭武功而垂永久”。

在圣祖仁皇帝御碑旁边，建立自己的碑亭，与祖父康熙帝平起平坐，对外人来讲，感觉有点过分。乾隆似乎也觉察到这一点，所以他留了个活话——“另相地势”，以留给臣下或后人去理解、评说。

御制《十全记》碑，令由大学士兼两广总督公福康安设计。福康安是个聪明人，从一个正六品蓝翎侍卫，很快晋升到正一品大学士署两广总督公，他深知仕途的艰辛和职位的来之不易，也十分懂得皇上的心思。他在给乾隆的奏折上说：“圣祖仁皇帝的御碑，位于布达拉山前、前后藏大通路上，山形地势十分理想，不宜另选地方竖立。”于是，福康安请旨乾隆，建议在圣祖仁皇帝御碑旁，“添建碑亭一座，砻石为方碑，正面刊国书，碑阴刊汉文，左刊蒙古字，右刊唐古忒番字”，得到了乾隆的批准。

整个碑亭工程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八月竣工完成。乾隆没有为此奖赏福康安，因为这样做过于彰显用意，而是表彰了在此项立碑工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驻藏钦差大臣和琳，目的也算达到了。

乾隆在颁发给和琳的谕旨中说：“和琳此次于西藏地方建立御制《十全记》碑亭，调募工匠，采石勘测，兹据将御制文四体字墨拓进呈，又代廓尔喀王拉特纳巴都尔等恭进表文，办理俱属妥协。着赏给御用玉扳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用昭优眷。”

乾隆五十五年（1790）六月乾隆八旬万寿前夕，造办处奉旨挑选青玉，交由苏州织造舒文承做《十全记》玉册一份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