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总结从政，作《为君难》

“为君难”一词出自论语。乾隆一生多次发出“为君难”的感叹。乾隆用玉册制作《为君难》，说明他对天子执政天下的难处，有着深深的感触。

人们一般认为，做臣子的一定不容易，不是有“君忧臣劳，君辱臣死”之说吗？臣子侍奉主子稍有闪失，就会断送前程，这在历朝历代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仕途道路上传承有序的“游戏规则”。可谁知道，作为一言九鼎、君临天下的皇上，即便是“康、雍、乾”盛世时期的三位皇帝，也都有他们的难处，而且要常常引用《论语》中“为君难”，来作为自己的执政格言，时刻铭记于心，并要用温润华贵的和阗良玉制成玉册，永世珍藏。那么，康熙、雍正，特别是乾隆皇帝，为什么对“为君难”如此刻骨铭心？他们的国事、家事都有哪些困惑和难处呢？

康熙五十二年（1713），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呈奏康熙皇上，再次提出“皇太子国本，应行册立”之说。

册立皇太子，是自汉代以来历朝历代皇位继承的做法。由于存在诸多弊端，清灭明后，努尔哈赤、皇太极并未采用。此时，康熙皇帝于康熙十四年（1675）十二月和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月，两立皇太子允礽，都因允礽“不仁不孝”、“专擅威权”、“结党营私”等罪名，两次废黜，已让他心力交瘁。

此时，赵申乔再次提及册立皇太子，更让康熙感到为难。康熙在给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九卿等的上谕中说：“朕自幼读书，凡事留意，况建储大事，朕岂忘怀。但建储关系重大，有未可轻定者。昔立允礽为皇太子时，索额图（时任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怀私倡议，凡皇太子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注，几与朕相似，骄纵之渐，实由于此，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太子，太宗皇帝亦未预立太子。唐汉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事者。今众皇子，学问见识不后于人，但年俱长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即使册立，能保将来无事乎？古来人君穷兵黩武者有之，崇尚佛老者有之，任用明法者有之。朕御极五十余年，朝乾夕惕，太子之为国本，朕岂不知。凡人醉后伤人，醒时知悔。允礽似长醉不醒，所为过恶，身不自知。允礽自废而复立以来，朕尤加意教训，心血耗尽。因伊狂疾终不痊愈，故又行废黜。孟子云：‘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详莫大焉。’”

此时，康熙长叹“为君难”，决定“皇太子事未可轻定”，遂将赵申乔奏折发还本人。

雍正七年（1729）十月，雍正到内阁巡视工作，偶然翻阅臣工正在整理归档的皇父康熙帝的御制档案，发现所记录的康熙谕旨，“舛错疏漏之处甚多”。雍正回想自己“服侍皇考圣祖仁皇帝数十年，时时祇聆圣训”，今日的记载，确实出入太大。雍正又查找自己即位最初几年的谕旨档案，发现内阁的记录，与自己当时的口授，出入也很大。

随即，雍正转身对陪同巡视的协办内阁大学士三泰说：“自张廷玉为大学士，听朕谕旨，悉能记忆，缮录呈览，与朕言相符。盖记载一事，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不可不慎。”

这件事以后，雍正进行了一次颇具规模的试验，来考证口述与记录之间的差错率。

一日，雍正来到翰林院，召集了一百多名詹事臣工。他口述上谕，令这百余号人同时记录，缮写进呈。雍正“一一批阅，则人人各殊”。有的与谕旨完全不相同，有的部分相同，有的“词句鄙俚，意义蒙晦”。

雍正在测试后感叹：“以一日同奉之谕旨，而至于百其人者，百其说，不亦舛谬之甚乎？其中，若有能文之士，私自存录，传流于后，遂以为朕当日之训旨固然也，其贻误不浅矣。”

雍正最后说：“朕观前史所载，未可全信。孔子曰： ‘为君难。’即此可见。”

乾隆元年（1736）七月二十一日，乾隆即位刚满半年，四川巡抚、兵部侍郎王士俊上了一道密折。密折称：很多部院臣工，都在翻前朝的旧案。还提出，大学士不应该兼部院尚书。

乾隆闻此，“不胜痛恨”，指出：“群臣之翻驳前案，即朕之翻案也。大学士之兼部院，乃皇考之成宪，汝欲朕改之，非翻案乎？”

对此，乾隆感叹：“为君难，且天祖付托之重，民物仰赖之殷为难，即此用人一段，千难万难者也。”

乾隆可不像其父雍正、祖父康熙那样待人心慈手软，刚一上任，臣下就给自己来个下马威，今后还如何统率朝廷王公大员。他要讨个说法。

七月二十二日，乾隆召集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等在养心殿开会训谕。此前，乾隆已将王士俊原折发给这些大员们传看，心想他们一定会提出一个令自己满意的处理意见。

不料，这些大员们只是“口奏其陈奏之罪，而未劾其巧伪之罪”，令乾隆大为不满。乾隆直截了当地说：“夫指群臣为翻案，是即谓朕为翻案矣，此大悖天理之言也。从事为政之道，损益随时，宽猛互济。《论语》曰：‘张而不弛，文武勿能。弛而不张，文武勿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文武岂有意于张弛哉。’古称为君难，即此用人一节，已千难万难矣。”

这回大员们可听明白了，回去会商后，奏请乾隆，“将王士俊拿解来京，交刑部严审定拟，明正其罪”。

最后，刑部以“照大不敬律，拟斩立决”。乾隆达到了目的，令传旨：“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乾隆处决了王士俊后，耳闻有人说，作为臣子的也确实不容易。知情不报要治罪，密报说过了更要治罪，有点无所适从的感觉。乾隆决定用考试的方法，了解臣下心里的真实想法。

乾隆二年（1737）五月，乾隆将翰林院的詹事等大小官员统统召集起来，以《为君难，为臣不易》命题，令翰林院的官员们笔答。翰林院的官员们对“为君难”似乎不太理解，帝王一言九鼎、君临天下，说话办事无所顾忌，有何可言难的呢。到是臣子说话做事需小心谨慎，一不留神，不是丢了乌纱帽，就是丢了性命。他们不知皇上的真正用意，答题时大吐苦水，将他们在职场上所经历的酸甜苦辣，统统说了出来，大谈作为臣子和部下，如何的不容易，而没有过多的谈及为君有多难。

乾隆阅看后，并没有动怒和太大的不悦，毕竟这些官员们只是文人墨客，没有做什么过头的错事。但是，乾隆还是就此发了一道上谕。

乾隆在上谕中说：“昨考试翰林詹事官员，以《为君难，为臣不易》命题，各就所见，敷衍成文。至难与不易立言之本意，原有轻重，伊等尚未见及。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此以见为君甚难，为臣亦不易耳。盖为君者，以一人立乎万民之上，宗社之安危、民生之休戚系焉。崇尚宽大，则启废弛之渐；稍有振作，则长苛刻之风；言路不开，则耳目壅蔽；不集思广益，则混乱是非；厌弃群言，则不能发扬民主。即此一端，为君之难，概可知矣。至为臣者，奉公忧国，为上为德，为下为民，鞠躬尽瘁，殚精竭虑，不足以尽为臣之道，故曰不易。然较之为君，究未至若彼其难也。”

乾隆四十三年（1778），高朴玉石案发后，乾隆一怒之下，将高朴就地正法，也曾为“为君难”大发感言：“朕常深味为君难之言，即知人任用，亦其一端矣。至封疆大吏，坐享高爵重禄，且受朕倚任厚恩，若自昧天良，忍于欺隐，上苍必诛其心而夺其魄，使之自触法网矣。”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乾隆自家内部发生了惇妃毒打婢女致死事件，再次考验作为一国之君，将如何秉公处理自家私事。

乾隆了解情况后，认为丫鬟将御制和阗白玉山子打碎，惹怒了惇妃，也有一定过错，但终究罪不至死。于是，乾隆给各皇子和军机大臣发了一道上谕。

乾隆在上谕中说：“昨惇妃将宫内使唤女子责处致毙，事属骇见。尔等想应闻知。今惇妃此案若不从重办理，于情于法，未为平允。况满汉大臣官员，将家奴殴责立毙者，皆系按其情事，分别议处。重则革职，轻则降调，定例森然，朕岂有稍存歧视。惇妃，即着降封为嫔，以示惩儆。并令妃嫔等，嗣后当引以为戒，毋蹈覆辙。若为人君，不能见及于此，何以抚驭天下，统率群臣乎？此即为君难之一端也。”

乾隆三十四年（1769）三月十七日，造办处库掌四德呈报内务府，说太监胡世杰交来青白玉《为君难》册页一份，共计八片，并传乾隆皇上的口谕：“将册页上字填金配紫檀木匣盛装，先呈样。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