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理论哲，作《南巡记》

有些事，宜迟，欲速则不达；有些事，宜速，欲迟则不达。速和迟的关系，没有优劣、好坏之分，不能一概而论，它们是辩证的统一。

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月，乾隆在御制《南巡记》中，讲述了治理黄河水患的重要性，强调官员要心系民命，坚固修防，不可自以为是，更不可牟利其间。但在文章一开始，乾隆并没有直接说河工治理之事，而是巧妙地利用平定准、回二部和南巡二者的关系，论证了“速”与“迟”的辩证关系，读后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乾隆说：“举大事者，有宜速而莫迟，有宜迟而莫速。于宜速，而迟必昧机以无成；于宜迟，而速必草就以不达。能合其宜者，其惟敬与明乎。敬者，敬天；明者，明理。敬天斯能安民，明理斯能体物，千古不易之理也。”

随后，乾隆以亲身经历，来论证“速”与“迟”的关系。乾隆继续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西师之事，所为宜速而莫迟者。幸赖天恩有成，二十余年疆宇安晏，兹不絮言。若夫南巡之事，所为宜迟而莫速者。我皇祖六度南巡，予藐躬敬以法之。兹六度之典幸成，亦不可以无言。我皇祖荡荡难名，予藐躬瞠乎景仰，述且弗能，作于何有。然而，宜迟莫速之义，则不可不明示予意也。盖南巡之典，始行于十六年辛未，是即迟也。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而辛未、丁丑两度，不过敕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亦所谓迟也。至于壬午，始有定清口水志之谕；丙申，乃有改迁陶庄河流之为；庚子，遂有改筑浙江石塘之工。今甲辰，更有接筑浙江石塘之谕。至于高堰之增卑易砖，徐州之接筑石堤并山，无不筹度咨诹，得宜而后行。是皆迟之又迟，不敢欲速为之。夫臣之事君，其有知不可，而强诤者，鲜矣。河工关系民命，未深知而谬定之，庸碌者惟递旨而谬行之，其害可胜言哉。故予之迟之又迟者，以此。”

乾隆的“迟速论”，一改以往人们对“欲速则不达”的单一通行看法，而是辩证地看迟与速的关系，既有宜速而莫迟，也有宜迟而莫速，有耳目一新之感。

乾隆五十九年（1794）四月二十五日，乾隆令太监鄂鲁里传旨造办处，挑选良玉制作《南巡记》玉册十片，“交苏州织造舒文成做”。

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二月二十日，乾隆再令太监鄂鲁里传旨造办处，挑选良玉制作《南巡记》玉册十片，“交苏州织造舒文成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