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制玉册，绘人生

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有许多国家产玉石，有的也拥有很悠久的历史，但都是断断续续、传播不广，最终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形成一种文化。世界上只有中国的玉石，绵延数千年，被历朝历代帝王所宠爱，被黎民百姓所追宠。直至今日，人们仍把它作为一种贵重而高雅的装饰物，点缀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不能不说，中华民族对玉石有着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所特有的感受和情结。它是中华文化的脊髓，支撑起照耀世界文明的文化脊梁，使中华文化更加充满活力和生动。

中国古代玉文化传承了数千年，而乾隆皇帝是唯一一位留下了大量有关玉文化文字记载的古代帝王。他使中国玉文化继往开来，他将中国古代玉文化推向了最高境界和辉煌，他在中国帝王玉器史乃至世界玉石发展史上，有着至高无上和不可撼动的地位。

据称，乾隆留下的与玉石、玉器有关的御制诗有八百多篇。这些诗词佳作大多赞美和阗玉之美，有的甚至对江苏玉作坊也有细致入微的描述，但它们是否都出自乾隆皇帝之手，还有待深入考证和研究。不过，有清一代，确实发生过多起篡改、虚构皇上御笔，或假传圣旨、无中生有的事件。收缴民间“御笔”，也是历朝皇上要做的一件大事。

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皇帝曾给礼部发了一道上谕。上谕说：“前内阁中书博尔多来京陛见奏称，僧人弘素处有朕昔年赏赐《金刚经》一部，上有朕所制序文，今欲刊刻。朕细思，向来未曾有此事，因命博尔多将此经书取来阅看。昨日齐到，朕阅看时，文与字俱非朕笔，且将朕讳皆书写错误，甚不可解。闻弘素已经身故，其同寺僧人必有知其来由者，可即行文问明具奏。着不必严拿拘禁。”

康熙回忆，可能是自己曾与僧人闲谈过，被僧人记录下来，以为“御笔”。

康熙在上谕中继续写道：“前令各处呈缴御笔，伊等既将此序认为御笔，何以不行呈缴；若以为非御笔，何以不行详察，亦着问明。朕在藩邸时，因府第与栢林寺相近，闲暇之时，间与僧人谈论内典，并非以僧人为可信用也。况今临御天下，岂有密用僧人治天下之理。近日，直隶宣化府、江南苏州府等处，竟有僧人假称朕旨，在此招摇生事。惩治此等小人行为，皆于朕之声名大有关系，尔部不可不严行禁饬。若再有此等事，着该地方官访拿参奏，不得疏纵。一年来，各处呈缴御笔今限期已满，尚有未缴者。所缴之内亦有假笔混杂者，朕俱从宽不行深究。今又有《金刚经》序文之事，尔部可严行各省，以文到之日，再限一年，务令全缴。倘更隐漏，定行治罪。特谕。”

乾隆朝，刊刻出版皇帝朱批奏折曾盛行一时，但有相当一部分是根据皇上的旨意，用朱笔写的“批红”，而非皇上本人亲自书写。而且，字词和句子也有写错的地方。乾隆发现后，及时予以制止和纠正。

乾隆四十四年（1779）九月，乾隆发内阁上谕：“朕检阅查抄高朴家内书籍，见有已故大学士黄廷桂奏疏刻本，系恭载所奉皇考朱批及朕朱批之折，深为骇异。偶阅一篇，其所载皇考朱批，与颁行之朱批谕旨，多有未符。经军机大臣校核，则其所刊奉有皇考朱批者，计一百七十余折，较之朱批刊行者，几多至两倍，而字句亦多不符合。”

对于乾隆本人所发布的谕旨，乾隆自己也承认“尚有阁臣等之撰拟也”，可以刊刻出版的，“计不过十分之二三”。另外，乾隆很少创作虚无缥缈、赞美景物的诗句，作品多为“一己之见，教人为善，戒人为非”。乾隆分析，之所以出现虚假奏章，是因为黄廷桂系汉军世仆，有“汉人好名恶习”，故“借章奏虚词，以为美谈也”。

坊间流传的大量乾隆御制诗赋，除了有上述“假笔混杂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出自江南学子之手。这些诗词由乾隆命题，学子创作，被乾隆选中的诗赋，该诗赋创作者就可进京做官。

从乾隆十六年（1751）首次南巡开始，乾隆利用南下江南的机会，采取呈献诗赋的方法，从江南才子中挑选可塑造人才，直接进京做官。

诗赋由乾隆亲自命题，“各省士庶、绅士、单寒苦志力学者，皆可报名进献诗赋”。

乾隆最初令大学士傅恒、协办大学士梁诗正、兵部侍郎汪由敦，会同该地督抚、学政，“详议具奏”。进献诗赋的学子，经学政初试后，令在省城候试，待乾隆驾临该地后，酌情请旨，派大臣监试。届时，“学政等恭请钦命试题，收卷呈览。并令各该督抚，饬备士子茶饭”。

参加进献诗赋的如果是进士或举人，并考取一等，则直接授为内阁中书，遇缺即补；如果是一般士子，同时考取一等，则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与考取候补人员，挨次补用；考取二等的进献诗赋者，则赏给缎二匹。

通过上述方式，确有不少怀才不遇的江南才子，得以进京在朝廷做官。如，翰林院侍讲学士梁同书（协办大学士梁诗正之子）、都察院御史沈咸熙、鸿胪寺卿衔御史冯浩、内阁中书贵州乡试副考官张培等，都进京当了官。但也有不少考取一等的进献诗赋者，虽有“遇缺即补”、“挨次补用”的说法，但还是因为职位限制，一辈子也没能进朝做官。

这些由乾隆亲自命题、江南才子们创作、书写装帧考究的大量诗章辞赋，由此进入京城朝廷。以致其中不少被后人误认为是乾隆的御制诗赋。

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乾隆闲暇时，“偶加展阅”这些诗册，发现不少诗赋有“假手捉刀”的剽窃行为，而且受当时士风浮靡的影响，不务实际，“殊属可鄙”。

乾隆对自己诗词出版的数量、内容，有自己的规定要求。他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的朱谕笔记中写道：“朕临御以来，出诗词二、三、四集（亲王时代出诗词第一集，退位前拟出第五集。），风行海宇。由于聚集日多，承学之士，妄意朕雅尚词华，遂不思务本力学，为立身行己根基，此则非朕崇实黜华之意也。且朕所作诗文，皆关政教，大而考镜得失，小而廑念民依，无不归于纪实。御制集俱在，试随手披阅，有吟弄风月浮华之词而于政治民生毫无关涉者乎？是朕所好者载道之文，非世俗徒尚虚车之文。若朕所制名集，俱不过词章能事，则朕早将御制四集诗文，概行废而不存矣。”

由此可见，乾隆一生正式出版并经乾隆本人认可的诗词，仅仅五集，且内容多关“政教民生”，而非“风月浮华”。

乾隆御制诗文除了正式出版了五集外，嘉庆朝以后还有补充诗集出版。但内容上是否可靠，或是否被后人改动过，无从知晓。

嘉庆八年（1803）正月，在军机处行走的大学士庆桂，给嘉庆上了一道《恳请刊刻御制诗初集颁示中外》的折子。嘉庆以当年皇考乾隆刊刻御制诗集作为依据，说：“敬思皇考高宗纯皇帝，学集大成，奎章富有，每十二年为一集，编至五集，尚有余集，实古来诗人所未有。朕游艺篇章，曷敢上同圣制。意欲以八年为一集，今既据内廷臣工合词奏请颁刊，着照所请，交庆桂等将元年至八年御制诗编为初集，缮校刊刻。”

以上说明，当年乾隆在位六十年，只正式刊刻过五部诗集，数量极其有限。虽然有余下的诗未刊刻，但终究不是正式出版物，也未经乾隆本人审阅认可。

乾隆的《开惑论》、《南巡记》、《为君难》、《十全记》、《自强不息》等名篇大作，用乾隆本人的话说，“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无一件假手于人”。创作的目的，是令天下臣民“咸知朕图治之念、诲人之诚，人人观此，感动奋发”。

乾隆将这些佳作制作成玉册，意寓大清江山万代，臣民永世尊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