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继续打击贩卖玉石

高朴私采玉石案件，对乾隆的打击很大，不仅自己的宠臣被正法，大批官员和玉商也被处置。同时，朝廷内外要求开放玉石市场的呼声更加高涨。

乾隆没有反思自己在玉石政策上的得与失、功与过，他内心深处固守着一代天子唯我独尊、一言九鼎的行为防线。在办事、做事、处事上，他不会过于迁就民意和民声，也不会频频附和臣僚和属下。即便一件看似常理、常规或是人之常情的事情，他也会始终不渝地按照自己的思维定式去坚持。社会的前进、进步，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往往因此而停滞或大打折扣。

乾隆继续坚持从严的玉石政策，乾隆初年稍为宽松的玉石买卖政策，在高朴案后也一律废止。朝廷遵照乾隆的旨意，继续依照大清律例“私贩新疆玉石者，比照窃盗计赃科罪，枉法赃三十两，杖八十、徒二年……”从严、从重、从快处置私贩玉石人员。

但即使乾隆继续从严的玉石管制，大清律例也亮剑高悬，但由于玉石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巨大的诱惑力，很多人宁愿冒坐牢杀头的危险，也要继续偷偷地进行玉石挖采和买卖。高朴玉石案发后至乾隆末年，这种态势有增无减，私贩玉石的事件仍不断发生，致使苏州、扬州等地的玉器买卖，继续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从下面一起乾隆末年发生的私贩玉石案件中可以看出，玉石民间的买卖，在当时还是被严格禁止的。玉石的虚浮价值在朝廷的一再打压下，虽有很大的下滑，但仍具有一定的经济诱惑力。商民为谋生，仍愿意冒险从事玉石买卖。乾隆虽已年届八旬，但惩治贩卖玉石的决心，依然坚定不移，一如既往。

乾隆五十三年（1798）八月间，甘肃武威县从事毛毛匠营生的回民海生莲，因本行生意在当地经营惨淡，“出口至叶尔羌地方寻觅生意”。

乾隆五十四年（1799）正月，海生莲在新疆八杂尔市内像以往一样在寻觅生意，忽见一回民手中拿着几块玉石在找买主。海生莲知道玉石是朝廷禁止民间买卖的物品，但他也知道玉石在内地南方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最终，还是利益战胜了恐惧心理。他“用茶叶一封、海龙帽檐一副，向不知姓名的回民换得渣子玉石六块，共重二十六斤”。并将玉石小心地埋藏在住所的床底下。

两个月后，海生莲见没有什么风吹草动，于是将玉石从埋藏的寓所内起出，并用当地普尔钱四百文，雇人将玉石带往阿克苏。此时，海生莲已先期到达阿克苏，接手玉石后，将玉石埋藏在河边。

五月初八，海生莲遇见从喀什噶尔做生意归来的老相识——车夫马成保，海生莲“许给脚价三十两银，令马成保将玉石带至肃州”。此事正巧被马成保的同行马开功窥见。为避免马开功妒忌举报，海生莲“许给银五两，嘱弗声张，言定到肃州付银”。

于是，马成保、马开功二人将两块方木挖空，将玉石装入，绑在车辕下，于五月十三日从阿克苏动身赴肃州。可没走多远，当马车行至扎不卡伦时，即被驻卡官兵搜获。

经报请喀喇沙尔办事大臣明兴批准，驻卡官兵将海生莲、马成保、马开功三犯押往内地审办。因偷贩玉石系朝廷重案，为表示当地官员对此案的高度重视，陕甘总督兼甘肃巡抚勒尔谨亲自审理此案。

案件很快审理完结。勒尔谨在给乾隆的结案报告中称：“此案海生莲系内地回民，胆敢出口私贩玉石，辗转埋藏，雇人偷运。马成保也系内地车户，明知海生莲私买玉石，辄敢图得银两，代为设法夹带，情节均属刁滑。所换玉价仅值四两六钱，该犯即口许脚价银三十两，以枉法赃，拟以杖徒。虽已加重办理，但该犯等贪狡性成，徒满仍回原籍，殊难保其不再行出口私贩，自未便仍留本省，致令滋事。海生莲、马成保均应从重杖一百、流三千里，以示惩戒。同行车户马开功，因海生莲许银五两嘱弗声张，即行允从，虽其赃未入手，但知情隐匿，应照律，于海生莲等流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海生莲口许银两均免。着追搜获玉石，应听阿克苏遇便解京。”

乾隆五十四年（1789）九月初十，乾隆在勒尔谨的奏报上朱批：“依议。钦此。”

乾隆对玉石的偏爱和情有独钟，使其对新疆当地民人偷采偷贩玉石，一直深恶痛绝，直到临退位前，这种态度始终没有改变。

乾隆五十九年（1794）七月，乌鲁木齐都统尚安被乾隆亲下谕旨，更改姓名为宜绵，调任陕甘总督。

乾隆六十年（1795）七月，宜绵在其管辖的嘉峪关关卡，查获新疆当地民人王宜修等九人，在玛纳斯偷采碧玉二百六十八斤的犯罪事实。

新疆玛纳斯山盛产碧玉，朝廷贡玉中的绝大多数碧玉，都产自这个山区。由于质地温润、纯净的上等碧玉不仅数量少，其价值也接近白玉，所以乾隆对该山碧玉的开采颇为关注，曾一度禁止开采。

乾隆在得知有人私自偷采贩卖玛纳斯山碧玉后，大为不悦。虽然已到退位之年，乾隆还是给内阁下了一道谕旨。

乾隆在谕旨中说：“玛纳斯山内所出碧玉，早经严禁。今复拿获九人，想来内地白玉、碧玉皆系由新疆偷采者，不然从何得来。着交经过地方各大臣等，严饬隘口驿站，不时留心搜查，毋得稍有疏漏。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