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官员问责
在高朴私采玉石案的审理过程中，涉及很多人员，除了高朴家人外，一些官员也因失职、渎职，而难辞其咎。
高朴私采玉石案调查审理取得初步结果后，乾隆对几位曾经的“内府世仆”——大学士管两江总督高晋、署两江总督萨载、淮安关监督寅著、苏州织造舒文等，进行了申饬。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月十六日，乾隆发内阁上谕：“外官，官官相护恶习，固结不解，实为可恨。李福过淮关时，高朴之事业经发觉，寅著既将李福等盘获，即当将其持有护牌情节据实奏闻。乃寅著辄敢将高晋所给护牌收去，意欲消弭，实属徇情胆大。着传谕寅著，自行议罪具奏，并着寅著将所收高晋原给李福护牌，即行缴出呈览。至高晋，身为大学士，受朕厚恩，既给予李福护牌，朕屡次传谕询问时，即应据实陈奏，乃竟敢隐瞒欺罔，其心实不可问。况高晋于李福到署时，询知高朴差其往苏州办贡，并不穷诘查察，又不立时恭奏，实系知情容隐，其获罪本属不小，即将护牌一并奏出，于罪亦无可加。且伊两次自行议罪之奏，朕俱经批允，又岂肯因此即将伊革职拿交刑部治罪乎？高晋宁不自计，既给李福护牌，断无不破之理。高晋久任封疆，简给阁务，宠荣已极。且朕平日所以依靠高晋者，因其公正自持，尚得大臣之体。即伊昨奏，每年只领取养廉银八千两，朕亦准其留以自赡，朕之施恩体恤，可谓至矣。乃护牌一事，胆敢涉欺，能不惭愧无地乎？且问心亦何以自安乎？着高晋即行明白回奏。至舒文、李福过浒墅关时，持帖及护牌告知舒文，因何令其开单代为上税？李福单内所开俱系何物？亦着传谕舒文，令其明白回奏。”
乾隆利用高朴私采玉石案，严厉处置官员失职渎职，警示朝廷内外大小官员，严肃问责纪律，在朝廷内外引起强烈震撼，这在封建吏治发展史上也不多见。
一、两江总督、大学士高晋
高晋是高朴的叔父，官居大学士、担任两江总督要职。在高朴玉石案中，高晋发给李福等护牌，使其在水上畅行无阻，令乾隆异常震怒。
高朴案发后，高晋给乾隆上了一道折子。高晋在折子中说：“伏查奴才之侄高朴，自奉命差赴叶尔羌办事之后，并无只字往来。惟今春高朴差家人赴苏办贡，路过江宁，寄奴才家信一次，不过通候之意。嗣奴才屡次公出在外，其家人几时赴苏，曾否回京，奴才处亦无信息。今高朴既在叶尔羌私采玉石运回内地，其办贡家人自必知情（朱批：此时方疑至此乎？），获即交其在苏售卖，亦未可定。奴才现即飞札苏州抚臣杨魁，密速查拿，严搜究明，据实奏办。如已起程，亦即查明根由，追拿解京究审（朱批：不待汝如此急功无私也！）。至高朴，簠簋不饬，辜负皇上天恩，皆奴才平日不能教导所致，而家门有如此玩法之人，奴才愧恨悚惧，无地自容，惟有仰恳圣恩，将奴才一并交部治罪，庶奴才之心稍安。伏乞皇上恩鉴。谨奏。”
高晋没有提及护牌的事，而是先将自己与高朴择开，称已很久没有和高朴联系，特别是高朴赴新疆任职以来。随后又向乾隆解释，高朴派家人赴苏州有办贡的差事。虽然高晋把高朴痛斥了一番，但乾隆认为高晋是在有意袒护高朴，为自己的过失行为辩解。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三十日，乾隆在给内阁的上谕中说：“高晋办此一事实属大谬。回疆办事大臣，从无进贡之事，或伊等因所赏养廉优厚，积有盈余，将‘回部’玉碗及痕都斯坦所做玉器，购买数件呈进，朕亦间为收存，此情理之常也。若和阗所产玉皆为官物，驻回疆之大臣取此持往苏州制造充贡，朕一见即知，不但不收，且必罪其监守自盗，十余年来从无此事，众所共闻共见，高晋岂得诿为不知。若因庚子岁为朕七旬万寿，思欲玉杯贡品，不特为期尚早。且高朴侍郎亦非应行进贡之人。况朕曾经降旨，七旬万寿不许内外大臣进贡，亦高晋所深知者，高朴有何贡之可办而差家人赴苏州乎？高晋一闻高朴家人之言，即应计度及此，向其家人详细严诘，并将所携带物件逐一搜查，见有玉石等物，即行讯明，据实参奏，朕必嘉其公正。假使高晋彼时早为举发高朴，或尚不至狼藉若此，且几酿成事端。即高晋为其侄高朴计，早发以杜其弊，何如今之溃败决裂而不可挽救乎？高晋与高朴虽系从堂叔侄，高朴之贪黩负恩，原与高晋无涉，朕亦不肯因高朴而累及高晋。乃高晋明知高朴差人赴苏州，不为诘究，听其自往，谓非徇私容隐，其谁信之？高晋此事获戾甚大，着交部严加议处。钦此。”
高晋是乾隆信任的朝廷老臣，他继承堂伯河道事务后，兢兢业业，克己勤勉，为乾隆朝的江山社稷，也算撑起了一片蓝天。高朴运货通行需要护牌，作为叔父，给予亲属适当方便，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杀了高朴，已是对高晋的重大打击和惩戒，乾隆也隐约产生愧疚。但因护牌得以使私贩玉石成行，而又不惩戒，乾隆总觉得不成体统，此事如果换了他人，定会严惩不贷。
十月二十五日，乾隆再次发布谕旨申饬高晋。乾隆说：“朕简任高晋封疆有年，因其平日公正自持，将其视为督抚中杰出之员。今以此事而论，所谓公正者安在？尚得称为好总督乎？况高晋身为大学士，尤当公而忘私，乃于伊侄高朴偷卖玉石一案，始终隐匿欺罔，实属昧良负恩。高晋以阁臣而兼总督，事君之道当如是乎？今朕已加恩，不明治高晋之罪，着将寅著缴到护牌，发交高晋阅看，使其知所愧耻。伊如尚有人心，能无汗惧无地？且将何以自解乎？高晋着再传旨严行申饬，仍令即行覆奏。”
当日，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将乾隆的上谕面交高晋。次日，高晋给乾隆回了一道赎罪折，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谢罪，并对前折未提护牌之事，做了解释。
高晋在折子中说：“奴才跪读之下，惭愧战栗，不能起立。查，高朴在叶尔羌偷盗官玉，与奸商合伙贩卖，实非人类所为。其实，奴才痛恨高朴行此玩法之事，神昏气沮，不但奴才给过护牌不曾想起，即高朴家人姓名及给奴才几样东西，奴才回给高朴何物，均不能记忆，是以未敢入奏。后经想起，愈思愈觉愧悔害怕，不敢再奏，此实奴才罪该万死之处。伏念奴才身为大学士兼任封疆，受恩至深至重，凡事均应实心实地办理，事既获罪，亦惟有直陈于君父之前。乃高朴前差家人赴苏，既给以护牌，亦不具实奏明，致干天怒，奴才伏地悚惶，自觉无颜立于人世。问心，则有昧天良，无可解免；论罪，即皇上将奴才革职拿问，治以重罪，亦不足蔽辜。今复蒙圣主恩外施恩，奴才只有感激涕零，惭愧悚惧，无言可奏。前请每年支领养廉银八千两，虽蒙恩准，今思奴才获此欺罔大罪，问心实难一刻自安，若再请留养廉自赡，更觉虚糜廪禄。今奴才惟恳于此内留银三千两，以为幕友休金，其余五千两一并解缴充公，此亦不足以抵奴才之罪于万一。伏乞皇上恩鉴。谨奏。”
高晋的赎罪折得到了乾隆的理解和谅解。乾隆在高晋的折子上朱批：“览。”但高晋担心检查通不过，于折子送出后，又补充了一个折片，欲革去自己的大学士职务。
高晋在后折补充说：“奴才于前折缮就。伏思，奴才此次获戾重大，罪于隐瞒，虽蒙圣恩不即革职治罪，但奴才问心惭愧，寝食靡宁，惟有仰请皇上将奴才解退大学士，暂留两江总督任，容奴才自奋自效，再图上报天恩，庶奴才寸心稍安。伏乞圣鉴，奴才不胜惶悚，待命之至。谨奏。”
如果是一般官员，仅发给护牌一事，即可革职问罪。但高晋绝非一般官员，堂伯高斌在河务上对大清朝廷的贡献，对他的仕途发展影响很大。乾隆对高晋辞去大学士的奏请，没有采纳，朱批：“亦可不必。”
为感谢乾隆不治罪、不解大学士职衔，十一月初六，高晋给乾隆上了一道谢恩折。
高晋在折子中说：“奴才之侄高朴，受恩深重，罔顾天良，肆意贪婪，行同市侩，非人类之所为。奴才昏聩糊涂，不思及高朴本非应行进贡之人，且驻扎叶尔羌办事大臣从无差人赴苏办贡之事。奴才既不向其盘诘搜查，又给予护牌，事发之后又未据实具奏，昧良负恩，罪无可逭。仰蒙皇上不即治奴才之罪，将奴才给过护牌发交阅看，奴才更觉置身无地，悚惧愧耻，涕汗交流。奴才请求解退大学士，复奉恩批‘亦可不必’，更出鸿施于再造，天高地厚，感激涕零，伏地碰头，莫能自已。奴才惟有誓矢此生，倍加奋勤，时时常存敬畏，事事秉发天良。若再稍涉欺蒙，稍存玩忽，则是奴才罪上加罪，为天地覆载所不容，更难再邀圣恩于格外矣。恭折叩谢天恩，伏乞皇上恩鉴。”
在高朴私采玉石案的官员问责中，高晋是被乾隆相对自身问题处置最轻的朝廷大员。
二、陕西巡抚毕沅
陕西巡抚毕沅接旨追拿高朴家人后，于陕西长武县将高朴家人常永拿获。在审讯常永时，遇到点麻烦。常永坚称自己是因病告假回京，并无携带玉石。毕沅虽不相信，但也没有查到真凭实据，只好将审讯结果奏报乾隆。
毕沅在给乾隆的奏报中说：“臣思，常永从叶尔羌回京，必有携带大玉材料。今检查行李，并无大玉，或有沿途寄顿之处，俱未可定。再经反复严讯，常永称：实在因病告假回京，并未携带玉石，亦无隐匿寄顿（朱批：此系谎供，可恶！） 。但系一面之词，究难凭信，臣仍飞饬各路及关隘宿店，严密搜查，毋令稍有藏匿。查，常永随身行李内虽无大件玉料，但该家人一入陕境，即行就获，恐随后或有同行之人，抑或客商等代为携带，俱须密访严拿，随即飞饬知会甘省，一体设法速行查拿，以防窜匿。除派委干员将常永锁押，即日起行兼程送京外，所有拿获高朴家人讯取供词，查验物件清单及书信十八件，恭呈御览。谨奏。”
随后，在直隶拿获常永的同行张元、马德亮，二人供出“常永带大车九辆、箱子四只，内载有高朴玉料三千斤，家人们玉料一千斤”等。乾隆闻此，对毕沅轻信常永供词，甚为恼火。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月初六，乾隆谕令：“毕沅既然将常永拿获，即应向其严切跟究，讯则所带玉石车辆，自无能掩饰。乃毕沅竟深信其别无携带，不复穷追，此乃外省官员恶习，甚为非是。毕沅平日办事尚属认真，何于此等大案，荒唐乃尔。着传旨严行申饬。”
十月十一日，接到乾隆谕令的当日，陕西巡抚毕沅回奏：“臣跪读之下，不胜悚惕惶愧。伏思，日前既然将常永拿获，自应即行跟究。乃竟信其谎供，冒昧具奏，昏聩糊涂。兹蒙皇上详细指示，如梦方醒，抚衷自问，实觉无地自容。今提常永复加严讯，该犯供认高朴交有玉石一千斤，伊先起程到肃州，赵钧瑞随后同玉车抵达肃州。因玉未卖出，赵钧瑞令伊先行至渭南良天坡居住，伊随后同玉车行走，沿途出售，入陕西界首站之长武县，即被拿获。臣当即一面委派干员在境内严密搜查，一面飞咨督臣，查拿赵钧瑞及所带玉车。现已在甘肃省固原州将赵钧瑞拿获。但常永所供一千斤玉石之数，与张元等在京所供带大车五辆、载有高朴玉料三千斤、家人玉料一千斤之数，尚未符合。臣遵旨选派凤翔府知府张所受，前往长武至肃州一带地方，实力踪迹，务将常永所带玉料尽数搜获。但臣办理此事，询问初供未得实情，惟有仰乞皇上，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以为办事草率者戒。谨奏。”
常永坚称只携带了一千斤玉石，与同伙张元在京招供的斤数相去甚远。乾隆谕令勒尔谨，“派委明干大员，分路搜查”。案情终于有了结果。
十月十八日，陕甘总督勒尔谨、陕西巡抚毕沅联名向乾隆奏报：“兹据固原州那里善禀报，赵乡约（赵钧瑞）、马万金等供，在糜子滩埋藏玉石已经起出，称重九百七十八斤。常永等在靖远县所属之打捞池的地方，尚有埋藏玉石十一二包，斤两不能确悉。臣等即刻带犯起获打捞池地方埋藏玉石，称重三千三百二十四斤，内玉子儿四十二个，山材玉石四百一十一块。现将赵乡约、马万金及玉石，遴委干员押解赴京。谨奏。”
乾隆认为毕沅“不能实心办事，与勒尔谨无异”，但念其平日于地方事务尚属认真，免其交部治罪，自行议罪。
十月二十三日，在内务府大臣和珅当面向毕沅宣读乾隆的谕旨后，毕沅给乾隆写了一道赎罪折。毕沅说：“臣跪读之下，感激惶愧，莫可明言。伏念臣质本庸愚，仰蒙皇上天恩豢养生成，委以封疆重任。数载以来，岁月虚糜，抚衷自问，负疚良多。鉴于高朴私贩叶尔羌玉石一案，陕西一路为奸徒往来所经，既不能预为查察，又未切实跟究，妄据狡供，即行陈奏。蒙恩详细饬谕，如梦方醒，清夜自思，愧悚无地。兹复仰荷皇上格外优容，免其交部，着臣自行议罪。可否容臣缴银三万两，稍示薄惩，以为办公草率者戒。如蒙恩准，今冬先交一万五千两，明年全数交完。伏乞皇上睿鉴。”
乾隆认为，他对毕沅的处理已经完毕，不用再说什么了，遂在毕沅的折子上朱批：“已有旨了。”
只因第一次审讯高朴家人常永未审出结果，就被罚银三万两，乾隆问责官员可谓力度空前。
三、陕甘总督勒尔谨
在稽查高朴家人偷运玉石过境过程中，陕甘总督勒尔谨称得上是尽职尽责。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三十日，陕甘总督勒尔谨跪奏：“臣现在飞饬肃州镇道，在嘉峪关严加盘诘，并通饬沿途地方官，实力稽查，如遇高朴家人过境，即行锁拿，并将随带物件一并搜查，委员解京。其有客商私贩玉石经过者，亦即严拿，奏明治罪，并将所带玉石搜查送京。犹恐高朴家人私贩玉石之客商在途闻信，或不由大路行走，亦未可定，并饬沿边一带及偏僻州县，一体实力查拿务获外，所有现在查办缘由，理合遵旨先行覆奏。”
但李福等还是顺利通过了嘉峪关，并进入陕西。勒尔谨犯有失职、失察过错，且对拿获的案犯审讯，也不深入细致。对此，乾隆对其进行了训斥。
乾隆说：“勒尔谨受朕厚恩，委任封疆，接奉屡次谕旨，自应切实查办，务使人赃俱获，方为认真办事。况常永在入陕西境首即经盘获，则其所带玉石车辆，自全在甘肃境内，无难踪迹，且赵钧瑞现已就获解省，该督自应迅速催提该犯到案严讯，其所带四千斤玉石寄存何处，或转卖何人，即当严拿转卖之人，方为实心任事之道。乃勒尔谨率据属员之禀，辄称其并无携带玉石，并不派委明干大员挨次严查，乃辄据属员报词，率行陈奏，敷衍了事，岂视高朴之明目张胆偷窃官玉谋利作弊为平常之事，漠不关心乎？勒尔谨办理此事荒唐太甚，天良何在？着传旨严行申饬，即行议罪具奏。”
勒尔谨的议罪折子还没递上来，乾隆又发现了新情况，认为勒尔谨身为陕甘总督，对高朴案之前的私贩玉石情况，未能事先察觉，应令其再行议罪。
十月二十日，乾隆再发上谕：“昨据毕沅奏，在西安省城搜获私贩玉石之吴凯洲等七人，并起出大小玉石一千三百余斤。此项玉石贩运在前，固非高朴偷贩之玉石。回疆私贩玉石久经查禁，伊等必不能越嘉峪关而过，即如毕沅在西安省城查获吴凯洲等七犯，大小玉石一千三百余斤，伊等所带之玉必须经过甘肃地方，方至陕西，何以毕沅尚能查获，而勒尔谨竟听其坦行无阻？是勒尔谨于查诘玉石一事，全然不以为意，并未遵旨办理，其错谬甚大。前因其拿获赵乡约（赵钧瑞）时不将其所带玉石切实跟究，已降旨严饬，令其自行议罪。今此案又复如此，其罪更浮于毕沅。着再传旨严行申饬，令其扪心自问，如何而可以稍蔽其罪。迅速由驿覆奏，将此六百里传谕知之。钦此。”
十月二十三日，陕甘总督勒尔谨给乾隆上了一道缴银赎罪折。勒尔谨在折子中写道：“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奉旨寄信前来，奴才跪读之下，感激悚惶，无词可奏。伏念，奴才满洲世仆，仰蒙皇上天恩，委以封疆重任，于高朴家人常永等私带官玉进关，既未能随时查察，又未能迅速跟究，实属罪无可逭。蒙我皇上格外优容，仅令自行议罪。奴才反复思维，此事即予以重谴，实属罪有应得。惟有勉图自新，以期稍赎前罪，可否仰恳天恩，准奴才交银四万两，以示薄惩。如蒙恩准，奴才于本年解交内务府二万两，明年再解交二万两。此后，奴才惟有加意奋勉，诸事尽心竭力，以期仰报高厚鸿慈于万一。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属员失职，总督分担其过，反映出清代官员问责的广泛性和连带性。这种官员问责的广泛性和连带性，时刻提醒着各级官员在“职场”做事，要如履薄冰、要如临深渊。
乾隆同意了勒尔谨的议罪请求，朱批：“览。”
四、山西巡抚巴延三
高朴家人李福自叶尔羌携带玉石起身，经过嘉峪关到达肃州后，由边墙一带行走至山西汾州，又从山西汾州进入河南，过浦口到达苏州。乾隆不明白，李福等是怎么通过山西境内的，为什么山西巡抚巴延三未能查获？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月十五日，乾隆谕令：“李福由肃州边墙一带到山西汾州府，由山西何处进口？因何并无盘诘？着巴延三明白回奏。”
十月十九日，山西巡抚巴延三跪奏：“查，高朴家人李福携带玉石到肃州，经过甘州、凉州，由边墙一带行走至山西汾州府，前赴河南，过浦口至苏州。臣详查地图，并访讯自边墙一带行走至汾州府路程。一从黄河东岸入山西境，即汾州府所属永宁州地方，由汾州前往河南，此为甘肃至江苏通行之路；一从北路保德州过河，经由五寨等县至汾州，路程稍远，又往北入杀虎口，经由朔平，亦可抵汾州府。今李福等驮载玉石潜入晋境，其由何路行走，地方官未经盘获，以致偷漏。臣不能先事稽查，疏忽已甚。蒙圣慈格外矜怜，不加严谴，仅令明白回奏。抚衷自问，感惧交深，惟有仰恳皇上天恩，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以为不能查察者戒，臣不胜激切惭惶之至，谨遵旨明白回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乾隆对巴延三的解释不满意，特别是对李福进入山西境内，身为山西巡抚的巴延三竟毫无觉察，不能理解。
十月二十三日，乾隆再发上谕：“巴延三平日不能稽查觉察，所司何事？甚属非是。即交部严加议处，不过革职留任，仍不足示儆。着传谕巴延三，切实自行议罪具奏。”
十月二十七日，巴延三给乾隆递交了一道赎罪折。巴延三在折子中说：“奴才仰蒙圣主豢养生成，事事自当实力稽查。乃高朴家人携带玉石由山西汾州经过，漫无防范，致被偷越，皆由奴才平日不能加紧督饬，以致地方官盘诘不严，实属罪无可逭。奴才惟有伏地叩头，感激涕零，不揣冒昧，愿自议罚银四万两，于本年尽力先缴二万两，其余二万两于明年后年各缴一万两，解送内务府，以冀稍赎前罪于万一，奴才不胜感激悚惶之至。伏乞皇上恩鉴、谨奏。”
一个巡抚年薪银一万多两，仅仅是因李福等案犯从本省茫茫人海中经过而未觉察，就被罚相当于三倍的年俸银两，确实令人称奇，叹为观止。
乾隆认可了巴延三的自行议罪，朱批：“览。”
五、江苏巡抚杨魁
杨魁接到高朴家人李福等前往苏州售卖玉石的廷寄后，立即在全苏州查找李福踪迹，于城内将李福同伙张銮抓获，并查出玉器等物，“管押解京”。
乾隆对杨魁半年后才抓获张銮，不能理解。张銮在苏州半年中，已卖出大部分玉石，且用玉石承造玉器，而身为江苏巡抚的杨魁，竟然毫无察觉。乾隆越想越生气。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月初六，乾隆谕令：“张銮随同李福等携带玉料，在苏州半年有余，制造玉器卖银十余万两，为时既久，为数又多，断难掩人耳目。况苏州人情性喜悦新闻，此等奇诧之事，自早已喧传城市。杨魁身任巡抚，岂得诿为毫无见闻？若实毫无见闻，设更有奇于此者？亦无见闻，则用汝为巡抚何用？不几成死物乎？接奉朕旨，将张銮拿获，如此留心，谁则不能。杨魁以为严查确访而得，不几恬不知耻、丧尽天良乎？前已严谕申饬，并令自行议罪。着再传谕杨魁，令其抚心自问，切实自行议罪，迅速由六百里覆奏。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钦此。”
十月初八，江苏巡抚杨魁奏请交银三万两，赎李福等入境卖玉失察罪。杨魁在奏折中说：“高朴令家人李福串通商人贩卖玉器一事，奴才不能觉察查拿，昏聩糊涂，有负职守，业经奏恳天恩，将奴才从重治罪，以昭儆戒。兹复奉谕旨，令奴才自行议罪，跪读之下，感激涕零，倍深战栗。伏念，奴才汉军世仆，自县令荐擢今职，生成豢养，皆出圣主高厚隆恩。今获罪滋重（朱批：实在应惭愧，实在糊涂，岂有如此明目张胆如贼之事，而汝不知之理？），夙夜疚心，跼蹐难安。窃奴才历官二十余年，有节省养廉银二万两，不揣冒昧愿充公用，并于一年内，再缴银一万两，以冀稍赎罪愆。如蒙俞允，容奴才先后解交内务府查收。为此，沥情具奏，伏乞皇上恩鉴。谨奏。”
乾隆同意了杨魁的自行议罪请求，在杨魁折子上朱批：“拿交刑部，固不必；交部，不过革职留任，汝不惧。此亦足以蔽汝之辜矣。”
杨魁担心乾隆事后反悔，将自己革职查办，欲戴罪立功，将近日严审张銮后，拿获还未来得及详细讯问的玉商包万顺等五人，解京审讯。
为求有立功表现，杨魁加紧审讯张銮。十一月初十，杨魁上奏：“据拿获张銮案内冯致安供称，曾与张銮共同贩玉，苏州近日将到玉料万余斤，内大白者六七千斤。又据张銮供称，本年八月，在苏州开玉行的山西平阳府人李尚贤说，包万顺行内有六七百斤玉石，是山西人赵爱等人从阿克苏贩来的，后头还有七八千斤，又白又大。八个成色的玉石，能卖到一百两银一斤。臣当即密饬藩臬两司，督同府县各员，亲赴各玉行，将包万顺、赵爱、彭信义、董伯易等各犯拿获。臣查，各行内现存玉石五十二块，玉子儿六个，半块玉子儿两个，共重八百八十六斤一两。已卖出玉石五十六块，共重一千二百八十七斤十两，共得价银四万一千二百三十一两三钱。现将各犯供单并玉料银数清折账簿九本，恭呈御览。理合将臣查办缘由，由驿覆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杨魁的目的达到了，乾隆没有再提革职的事，但也没有因为杨魁再立新功，而降低他的罚银。
乾隆在杨魁的折子上朱批：“已有旨了。”
六、苏州织造舒文
李福、张銮等到苏州城售卖玉石，负责朝廷玉器承做、谙熟苏州玉器行业方方面面人脉关系的苏州织造舒文，竟全然不知，也令乾隆异常不解和恼怒。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月初三，领侍卫内大臣尚书额驸公福崧、内务府大臣侍郎和珅向舒文宣旨：“舒文于高朴家人在苏州半年有余售卖玉石，并乘坐大船，用高朴官衔旗号连樯北上。舒文置若罔闻，徇情故纵，不行据实参奏，实属负恩昧良，罪无可逭。舒文着革职并革顶戴，令其白身在苏州织造上效力赎罪，明白回奏。钦此。”
十月初七，苏州织造舒文接旨后，给乾隆写了一封检讨信。信中说：“奴才内府世仆，蒙皇上豢养，天恩授予织造重任，兼理关务，犬马报主之诚，虽梦寐隐微，无刻不图仰酬高厚于万一。今高朴合伙贩玉来苏，近在同城，理应事先觉察，查明参奏。乃奴才不能密访于平日，又不能查察于临时，以致李福、张銮贩玉如此之多，私相谋利，实属昏聩糊涂，如同木偶。仰蒙皇上不加重谴，仅令明白回奏，奴才感激私衷，实切沦肌浃髓。”
舒文先做了深刻检讨，随后又为自己的过失行为做了辩解，并请求皇上治罪。
舒文在奏报中接着说：“苏城五方六处，百货聚集。自蒙皇上天威，开拓新疆以来，各处商人时有私贩玉料来苏之事，但不过零星运贩，未有如高朴、张銮伙贩至九十及五十余块之多。奴才与高朴素不相识，从无书札往来，因抚臣杨魁接奉廷寄，查拿李福、张銮等，方知该犯于三月间来苏之事。奴才当即调查过关号簿，并据在关委员家人等禀称，三月二十五日，有李福乘坐尖头船一只到关，查无应税货物，遂验放。九月十一日，李福乘坐太平船一只进京，曾来讨关，奴才当即饬委员家人，照例查报科税。据委员等查禀，装载箱笼四十余只、红木灯物等件，该船户投报税银七十九两零，放行，现有亲填印簿可据。查，高朴以侍郎身份在叶尔羌办事，系不应该办贡之人，奴才既然知道李福装载贡物过关，即应留心跟查，一面据实参奏。今奴才只令查报完税，未能将高朴家人李福串通西客，在苏州贩卖私玉，及过关时又不能查明办贡来历，实属辜负天恩。今蒙圣慈训饬，奴才如梦方觉，愧恨无地自容。惟有仰恳圣主天恩，将奴才从重治罪，以为糊涂昏庸者戒。所有奴才不能查出高朴在苏私贩玉料缘由，理合遵旨，据实明白回奏。伏乞圣主睿鉴，奴才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跪奏。”
舒文的织造职务被革了，本人也做了深刻检查，但乾隆对舒文的检查不满意，认为辩解太多，没有诚意，遂再令其“自行切实议罪，迅速覆奏”。
十月十二日，舒文给乾隆上了一道自行议罪折。舒文在折子中说：“今高朴同张銮合伙贩玉，令家人李福来苏州售卖，奴才近在同城，毫无察觉，又未奏及，实属昏聩糊涂，即将奴才重治其罪，亦属罪有应得。”
舒文不愿无辜被罚银两，即使被罚，他也要再做说明和解释。乾隆看出了舒文的用意，异常恼怒，对舒文的奏文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
舒文在议罪折中继续说：“李福、张銮等伙贩私玉来苏，诡秘掩藏，零星分售（朱批：舒文尚敢为此巧辩，实属胆大！），所以奴才被其蒙蔽，未能先事觉察。九月十一日，李福雇太平船一只进京，曾来讨关，奴才当饬委员家人，照例查报科税。据委员等查禀，装载箱笼四十余只及红木灯物杂货等件，查收杂货税银七十九两有零。高朴在回疆办事，系不应办贡之人，奴才既知李福装载绸缎灯物杂货，即应查明来历，跟究原委，据实参奏。乃只令完税放行，实属糊涂错谬（朱批：有心欺罔，况李福在苏州半载有余，制卖玉器逾十万。）。奴才昧然不知（朱批：汝且代李福上税，何谓不知？），不能查察于事前，面为陈奏，及至李福过关，又不查拿奏办，任其远去，负恩昧良（朱批：此四字是汝自招！），实属罪无可逭。前奉谕旨，奴才悔恨感惕，遵旨明白回奏。又蒙皇上如天之恩，仅将奴才革职，仍令白身在织造上效力行走，并令自行议罪（朱批：汝谓此任非汝不可乎？汝病死将不办此事乎？不但此也，满朝大小臣工皆如此。朕非赖尔等，方能办事者也！），奴才抚心自问，愧悚感激，沦肌浃髓，当即沥陈下悃，奏恳天恩，恭缴银二万两，稍赎罪愆（朱批：不足蔽辜，再议来。若因此于关上作弊，即汝之身家性命将安往？），奴才犬马私衷，亦得稍安。伏乞圣主睿鉴，奴才不胜悚切战栗之至。跪奏。”
乾隆认为，舒文在议罪折中对自己缴纳的罚银太少，“不足蔽辜”。除了在舒文的奏折上批注外，十月二十日，乾隆再发上谕。
乾隆在上谕中说：“本日，舒文明白回奏一折。舒文办此事错谬甚大，朕未将伊拿问治罪，已属格外施恩。今阅其回奏之折，种种欺饰支离，实为胆大可恶，已于折内抹出矣。李福、张銮等携带玉石数千斤之多，久在苏州，制器售矣，全城其必皆知。舒文织造衙门常有承办玉器之事，玉匠等时常出入，必相传说，舒文岂得诿为毫无见闻？虽饰词巧辩，岂能掩盖？适见其昧良自欺耳！至李福所供，自苏州起身时，曾持高朴名帖及高晋所给护牌。舒文曾说‘你主儿所带东西，你开单来，替你上税’，其说甚为确凿，业已屡经饬谕舒文，令其明白回奏，并再行议罪。今舒文此折，尚敢称为查报完税，而于代为上税之处，隐晦不吐，实属有心欺罔，丧尽天良。今其抚心自问，当得何罪乎？着再传旨严行申饬，仍遵前旨再行切实议罪，并即由驿站迅速覆奏。钦此。”
十月二十四日，舒文接旨后再次回奏：“奴才跪读圣训，伏地汗流，悚惧战栗，无以自解。伏查，高朴伙同张銮私贩玉石，令其家人李福来苏州售卖一案，奴才节次钦奉圣主训谕，愧悔悚惕，无地自容，业经先后敬谨缮折，将李福进关出关日期，照例查验报税缘由，据实跪奏在案。兹蒙圣训严饬，奴才如梦方醒，何以昏聩糊涂一至如此。至令家人传谕李福代为上税之语，奴才自问，实属错谬不堪。今蒙圣慈训饬，奴才深自痛恨，愧悔内疚，实无可以覆奏，惟有另折沥陈犬马下悃，切实自行议罪，再缴银二万两，得以稍安万一。伏乞圣主睿鉴，奴才不胜战惧悚栗之至。跪奏。”
乾隆内心的愤怒，依然无法平息，他在舒文的折子上朱批：“竟不是人类！”
舒文两次自行议罪，先后缴纳银四万两。可乾隆认为，舒文在高朴玉石案中，确实负有非同一般的重要责任，即使革职，仍不足饶恕，况且四万两罚银并不算多。
十月二十七日，舒文再次给乾隆递交追加罚银赎罪折。舒文说：“奴才赋性愚昧，辜负天恩，于高朴伙同张銮私贩玉石来苏售卖一案，种种错误已极。荷圣主高厚隆恩，恩准奴才先后恭缴银四万两，并将每年织造养廉银一万两，叩求恩准奴才按年扣存，恭缴内务府，以冀稍赎重罪。但奴才获罪甚重，惟有跪恳圣主，俯准奴才再恭缴银一万两，解交内务府，俾奴才才得与昆虫草木同沾覆载深恩，从此痛改前非，竭尽血忱报效，实荷天地深恩于生生世世矣。伏乞皇上睿鉴，奴才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跪奏。”
这次，乾隆通过了舒文的自行议罪，不再和舒文没完没了。乾隆在舒文的折子上朱批：“览。”
“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舒文在危难时刻又遭人举报。举报人称其曾经购买过一块玉料，用来制作玉器。举报人是江苏巡抚杨魁抓获的玉商李业。
十一月初八，江苏巡抚杨魁奉旨约见舒文，当面询问购买玉石情况。舒文如实告知后，心里在想，我堂堂一个苏州织造，管理着整个苏州城的御用玉器制造，用自己的俸银购买块玉料，又算得了什么？如果不是赶上高朴私贩玉石案，别说买块玉石，就是开个玉铺，也不至于兴师问罪吧。舒文认为，这事还是先主动报皇上，别让皇上轻易听信他人的煽风点火、落井下石。
十一月初十，舒文为购买一块玉石事，奏报乾隆皇上。舒文在奏报中说：“十一月初六，抚臣杨魁面询奴才正月内曾否买有李业玉料之事，奴才当面将正月内购买玉料一块，现正在琢做告知。奴才伏查，苏州城内卖玉器虽多，但款式俱未能成规矩。是以，奴才历来均系自费购买玉料，自行仿照旧样，督匠成做。本年正月内，经玉匠头介绍，购买任公客栈李业玉料一块，重一百九十斤，折银八千二百两（朱批：此皆因汝等抬价赏买，以致奸商获利，朕若知此，早不收尔等玉器矣。可笑。然此非汝罪，罪在高朴之事。），当即令玉匠截绺去石性，依照材料大小，酌取得玉瓶、玉洗、陈设等共七件玉料，以及插屏料一对。因奴才六月间要进京陛见，以致延误，俱未做完。现将玉料连同式样一并进呈御览，应否照样成做之处，仰恳天恩，仍发给奴才成做完工，交造办处恭缴。再，扎下回残玉料大小八十块，计重四十七斤十三两，一并送京呈览。谨据实情缮折恭奏，伏乞圣主睿鉴训示。谨奏。”
乾隆的想法与舒文如出一辙，如果高朴不案发，舒文这是在主动创新工作思路，至多是玉价的上涨，与他大张旗鼓地承造御用玉器有关。
乾隆在舒文的折子上朱批：“览”，表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吧。
七、两淮盐政伊龄阿
同舒文一样，两淮盐政伊龄阿也遭遇到私自购买玉石的举报。举报信送到乾隆手里，乾隆仍令江苏巡抚杨魁当面询问伊龄阿。
杨魁问：“高朴的同伙徐舜如供称，他曾到阿克苏、叶尔羌地方贩运玉石。本年三月间，在扬州将玉料二块，计重二百二十斤，在王宝玉行凭焦麻子、闵东藩撮合，卖与淮关监督，得价银七千两，是否确实？”
伊龄阿回答：“确有其事。”
杨魁知道伊龄阿是“内府世仆”，深得乾隆的信赖，绝非同于朝廷一般官员，加上有上一次舒文的前车之鉴，杨魁请伊龄阿自行向乾隆皇上奏报，自己就不便多问了。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十二日，伊龄阿为购买玉石一事，奏报乾隆皇上：“奴才今春在淮关时，找买需用玉玩，着家人闵东藩向扬州玉行寻觅。据禀，现成玉玩中，没有适用之件，惟王宝玉行内有玉料二块，重二百四十余斤，值价银一万零五百两，系该行作保，现有押帖为凭。奴才诚恐来历不明，再三诘询。因系牙行出帖作保，不复疑虑，遂于二月二十八日，着家人闵东藩照价认买，现在令玉匠成做，尚未完工。今据抚臣杨魁面述前因，虽与奴才所买玉料月份、银数、斤重俱未相符，但撮合之闵东藩系奴才家人，玉料属徐舜如之物无疑。奴才闻信之下，不胜惶悚。奴才系受恩深重之人，即有需用玉料，自当详查来历，方可承买。乃因牙行作保，率行买用，实属冒昧（朱批：此系常有之事，何必引罪。）。奴才谨将原买玉料及现在成做未完如意六柄、腰圆洗一件、虎彝一件、桃料一件，一并上缴，并情愿照原价银一万零五百两充公，以为冒昧者戒。伏乞圣主睿鉴。谨奏。”
乾隆不认为伊龄阿购买玉料是罪过。不过，现在是高朴玉石案的风口浪尖上，有人举报，你伊龄阿也愿任打任罚，作为在高朴案中奉行“严打”的乾隆，也不好多说什么。
乾隆在伊龄阿的奏报中朱批：“览”，表示认同伊龄阿在奏报中的陈述和罚银。
八、署两江总督、江南河道萨载
萨载的职务是署两江总督，淮安关在其管辖范围内。淮安关监督寅著搜去李福船上护牌后，萨载没有及时过问并验看，引来乾隆强烈不满。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月十六日，乾隆在发内阁的上谕中，点名批评了署两江总督、江南河道萨载。
乾隆在上谕中说：“萨载尚属晓事之人，既经李福供明寅著收去伊护牌之事，即应向寅著取讨，据以人告。乃竟匿不上闻，只顾袒护同官，不复知有国法，初不料萨载竟至如此。着传谕萨载，自行议罪具奏。”
针对乾隆的申饬和通报批评，一直认为自己与高朴玉石案无太大干系的萨载，此时也有点坐不住了。
十月二十一日，萨载向乾隆递交了自请交银赎罪折。萨载在奏折中说：“前于淮关拿获李福，押至清江审讯。据其称，督臣高晋给有护牌一张，已被寅著搜去。奴才旋与寅著共同阅看，内写‘过关照例纳税’字样。查，各处办送贡物进京，给以护牌，令其过关纳税。虽系外间常有之事，但既系高晋所给护牌，自应一并具奏。而奴才前折未曾声叙，亦未将护牌呈缴，实属昏聩糊涂。今蒙圣明训饬，如梦方觉，自恨自愧，追悔莫及，即将奴才革职治罪，亦咎由自取。乃蒙圣主洪慈不即加以严谴。今奴才自行议罪，天恩逾格，感激涕零，容奴才缴银二万两，稍赎罪愆。本年先交一万两，明年再交一万两，均解内务府查收，以充公用。伏乞皇上恩鉴，奴才不胜悚惕待命之至。谨奏。”
随后，萨载在自行检讨的基础上，开始追究负有失职、失察责任的属员，而且下手狠、出手重。他要以此取得皇上对他的谅解。
萨载在随后给乾隆的奏请中说：“臣于江宁事毕至扬关，提审该关值日书办家人郑启福等，逐加严讯。臣查，设关原以稽税，今李福等张挂高朴官衔旗号，连樯北上，不即查拿，并将应纳税货物，任其讨关通过。常镇道孙恬、于李福等九月十七日过关，虽先在清江办事，但其不能督率在关人员严密稽查，以致纰漏，殊属有负职守。查，货物漏税，例应罚半充公。今该犯船内钱财业已查抄，无从追罚，相应请旨将常镇道孙恬革职，在该道名下罚银一万两，勒限一年完缴，以为委管查办关税不实者戒。至该关书办郑启福、殷元舒家人胡元和刘玉，不将李福等船内箱匣逐细查验，至被漏税，未免轻纵，应将郑启福等，于关口各枷号三个月，示众满月后重责四十大板，分别革役，递籍安插。伏乞皇上睿鉴训示。谨奏。”
在高朴玉石案中，严厉查处失职、失察的官员，正是乾隆的本意，否则，高朴怎么会在案发十天内，就被正法。萨载惩罚失职官员的奏请，照以往惯例虽然重了很多，但它涉及高朴玉石案，这样的处置正合乾隆的意，不会遭到反对。
乾隆在萨载的奏请中朱批：“知道了。”
九、淮安关监督寅著
寅著虽然收缴了高朴的护牌，但没及时呈送皇上御览，被乾隆斥之为“匿不上闻，袒护同官”。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月二十一日，寅著给乾隆上了一道徇私罚银赎罪折。寅著在折子中说：“当日拿获李福船只时，搜见护牌一张，奴才曾与署督臣萨载共同阅看，愚昧之见，以为此护牌有‘关津持验放行’字样，便视为外省常有，因此，交随同审办之淮安府知府荆如棠存案。但高朴偷盗官玉业已败露，非寻常可比，奴才竟未随折呈奏，实属昏聩糊涂（朱批：不过仍欲回护耳！）。今奉谕旨训饬，如梦方醒，罪无可逭。仰蒙皇上格外施恩，谨令自行议罪，感激百叩，涕泪交零，惟有恳请天恩，俯准罚缴银二万两，交造办处充公。于年内缴银一万两，余银一万两，容俟明春缴清，以冀稍赎罪愆于万一。所有高晋护牌，已向淮安府荆如棠取回，封呈御览。理合遵旨恭折，由驿覆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乾隆原谅了寅著，也同意寅著缴银赎罪。但为发泄心中的不满，乾隆还是在寅著的折子上批了几个字：“实在可恶，下贱之包衣奴才！”
十、江宁织造基厚
受高朴的委托，李福等曾去江宁织造基厚衙门请安。乾隆认为，基厚错在“不加询问，毫无盘诘”，应当斥责。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月二十三日，乾隆令内务府大臣福崧、和珅传谕基厚。
乾隆在谕旨中写道：“今年三月，李福路过江宁，到总督衙门送信物、请安后，又到织造基厚衙门去请安。李福既至基厚衙门面见请安，言明赴苏州办贡，基厚何以不加询问？况伊等所过浦口，岂非基厚龙江关所管之地，何以毫无盘诘，任其坦行无阻，已大不是。高朴事已败露，基厚尚始终掩饰，不急自行举首，实属徇私负恩，获咎甚重。着令其即速明白回奏。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钦此。”
十月二十八日，基厚奏请赎罪。基厚说：“高朴差家人李福贩卖玉石南来，奴才任其坦行无阻，毫无盘诘。李福至奴才衙门，适值奴才出署遇见，李福近前请安。面询，李福称高朴差伊赴苏州办买贡器、绸缎，带有高朴寄给奴才书信，并黑羊皮、回布。奴才将书信接收，其羊皮、回布即嘱令交与门上。奴才回署，李福赴奴才叔父高晋衙门，即往苏州去了。伏思，奴才于李福投书之时，既未逐细查出贩卖玉石之事，又不自行举首。奴才愚昧糊涂，实属深负圣恩，惟仰恳皇上天恩，将奴才交部严加治罪，以为掩饰者戒。为此，据实明白回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基厚的检讨，言词并不夸张，也没提及罚缴银两，乾隆却通过了。毕竟高朴家族的人均被处置了，且基厚在此案中，所担当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也并不算重大。
乾隆在基厚的折子上朱批：“此次姑宽汝。”十月初六，基厚被乾隆从宽降二级留任。
十一、安徽巡抚闵鹗元
高朴家人李福等赴苏州贩卖玉石，也过境安徽州县，安徽巡抚闵鹗元难辞其咎，乾隆谕令其“查明参奏”。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初十，安徽巡抚闵鹗元奏报乾隆皇上。奏报中称：“兹据布政使农起、按察使秦雄飞详称，李福等私带玉石，应由安徽省凤阳府所属之宿州入境，经灵璧县至凤阳县之临淮关出境。所有经过地，不能盘查职名系：宿州知州金明源、灵璧县知县徐德怀、凤阳县丁忧知县于万培、定远县知县西登额、滁州知州李秉义、涂县知县冀迈建、平县知县杜明德、广德州知州石应璋；不行查察之道府职名系：凤阳府知府兼护庐凤道福保、太平府知府沈业富、宁国府知府恒豫。以上应请开参，听候部议。至失察两司职名系：布政使农起、按察使秦雄飞，请旨交部分别议处。至臣，自任封疆，乃于奸徒私带玉石经过地方，不能督察稽查，实非寻常失察可比，相应请旨，将臣交部一并严加议处，以为疏玩者戒。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闵鹗元是官场上的明白人，他没有做任何无谓的辩解，在乾隆对他自己问责之前，他已经拟定了对手下失职失察官员的处理意见，并一并上报乾隆皇上，取得了乾隆的信赖和谅解。
十月初六，乾隆发布谕旨：“闵鹗元着从宽，免其革任，仍注册。钦此。”
十二、浙江巡抚王亶望
李福、张銮携带玉石，进入苏州的最后一站是浙江的泗安。时任浙江巡抚王亶望，也受到了乾隆“查明参奏”的追究。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十三日，浙江巡抚王亶望奏报：“臣查泗安地方，系湖州府所属长兴县所辖，设有巡检一员。由泗安至苏州，有水路二处：一由官塘，一由太湖。其经由何道行走，必须确切查明。据张銮家属刘庆供称，实由泗安、长兴、太湖而至苏州。臣又遴委干员，前赴该处逐细查勘。由泗安至虹星桥，计程七十里；由虹兴桥至夹浦，计程六十里，均系长兴县地界，并无关隘。由夹浦出口入太湖，便可直抵苏州。现将所有浙江境内，不能查察之泗安巡检吴超、长兴县县丞萧学儒、长兴县知县耿学模、前任湖州府知府杨成龙、杭嘉湖道孔毓文、按察使国栋、前任布政使孙含中，相应查明参奏，请旨交部分别议处。至臣亶望，身任封疆，于此等新疆违禁之物，不能督率属员实力盘诘，咎实难辞，仰恳皇上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玩视地方者儆。臣谨奏。”
在李福贩卖玉石过境的省份中，浙江只沾了一点边。乾隆也知道，如果过重惩治王亶望，也难寻强有力的说辞。乾隆在王的折子上朱批：“该部议奏。”
王亶望的奏报递上去后，自己的顾虑反而多了起来。他听说有此过节的同僚，一般都以交纳罚银了事。于是立即在递交奏报的当日，追加了一道赎罪折。
王亶望在折子中说：“张銮、李福携带玉石过境，臣不能率属员实力盘诘，现在另折陈请议处。臣蒙皇上天恩，由知县拔至巡抚，生成教养，服官二十余年。乃奸臣携带玉石于境内行走，毫无觉察，扪心自问，愧悚交集，无地自容，即严加议处，亦不足以赎臣之罪。今愿认缴银二万两，分作两年解交内务府充公，稍赎臣愆，俯准恩赐赏收，臣不胜激切惶悚之至。谨奏。”
王亶望的责任，应与闵鹗元一样，同为“过境失察”，且只是一般性过境责任，高朴家人并未在泗安久留和售卖玉器。王亶望只是担心不主动缴纳罚银，会招致乾隆皇上更加严厉的惩处。
乾隆在高朴案中处置的官员太多了，此时也没有过多地考虑王亶望缴纳的罚银是否合理。王亶望署理的浙江，虽然在李福过境中只是“擦边而过”，但也是过境失察。既然王亶望同意交纳罚银，乾隆也没有阻拦的道理。
乾隆在王亶望的折子上朱批“览”，表示认可。
十三、原任织造、盐政西宁
清代官场问责，有牵连的，必问责无疑；无牵连的，但有父子关系的，也必问其教子无方、有损朝廷形象之责。
只因李福前去请安，基厚受到了问责。又因基厚是西宁之子，曾任织造和盐政的西宁，也受到了乾隆皇上的问责。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月二十五日，乾隆谕令基厚，对李福的请安“毫无盘诘，徇私负恩，明白回奏”后，再发上谕，对追究西宁的责任，进行了说明。
乾隆在上谕中说：“西宁虽系高朴堂伯，但相隔甚远，朕不肯因其侄而累及。高晋给与护牌之事，已令高晋自行议罪。然西宁系高晋亲兄，朕亦不肯因而相累。李福至基厚署中请安，基厚毫无盘诘，当时既不奏闻，事后又不举首，实属徇私负恩。基厚系西宁之子，西宁岂得诿为不知，其将何辞以对？着将张銮、李福口供，抄寄西宁阅看，令其明白回奏。”
十月二十六日，西宁给乾隆写了一道议罪折。西宁在折子中说：“奴才之侄高朴，在叶尔羌贪婪无忌，私采玉石运赴苏州售卖，罔顾法纪，实为从来所未闻未见之事。今蒙圣训指示，奴才详阅抄寄张銮、李福口供，始知奴才之子基厚于本年三月间，在江宁织造任内，李福亦曾到署投书。窃念基厚仰荷皇上格外天恩，补授织造，自应事事留心体察，小心秉公。今高朴如此贪婪不法，李福至基厚署中，基厚毫无盘诘，错谬如此，实堪痛恨，惟有仰恳皇上天恩，将基厚交部严加治罪，以为徇私负恩者戒。高朴系奴才堂侄，奴才亲弟高晋又有给予护牌之事，皇上即将奴才治罪，亦属罪有应得。况基厚系奴才之子，又何敢以不知自诿。仰恳皇上天恩，将奴才交部严加议处，以示惩戒。伏乞皇上恩鉴，奴才不胜战栗恐惧之至。谨奏。”
乾隆对西宁的自行议罪，甚不满意。交部议处，不过革职留任，西宁现已无官一身轻了，交部议处还能议处出个什么结果来。乾隆本意是要罚款，罚款对于已经退休的官员来说，要比降级触动大得多。
乾隆在西宁的折子上朱批：“此事岂交部议处完事？汝自议来。钦此。”
西宁是官场上的明白人，清楚自己的责任大小和乾隆皇上的真正用意。
十一月初一，西宁接到乾隆的上谕后，再次陈奏：“奴才一家，父子弟兄叔侄，世受殊恩，理应互相诫勉。今奴才之侄高朴，贪婪狼藉至此；奴才之弟高晋，又复办理错谬；乃更有奴才之子基厚，当李福路过江宁投递书信，既未盘究于前，又未举首于后，奴才父子之间，毫无觉察，清夜自思，昏聩实甚。仰蒙圣慈，谕令奴才自议，皆出圣主格外天恩。奴才感激涕零，情愿罚银一万五千两，稍赎前愆。仰恳皇上格外鸿慈，奴才于年内先交银五千两，解赴内务府充公。其余一万两，讨限三年，自明年起分年完交。伏乞皇上恩鉴，奴才不胜惶悚之至。谨奏。”
西宁毕竟是退休人员，薪酬不多，能出一万五千两罚银，已属尽力而为了。
乾隆认可了西宁罚银数量，朱批：“览。”
十四、驿站官员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高朴除私采私贩玉石罪外，其家人还供称，高朴前往叶尔羌任职路上，曾指使家人向沿途驿站索要银两。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月二十三日，乾隆发布上谕，严厉训斥直隶总督周元理、山西巡抚巴延三、陕西巡抚毕沅、陕甘总督勒尔谨等涉及管辖驿站的朝廷大员，对他们隐忍不参奏，表示不满。
乾隆在上谕中说：“据高朴家人常永供称，伊跟随高朴前往叶尔羌时，沿途驿站索要银两，少者四两六两，多至五六十两。直隶境内少些，到了山西一带，渐渐多了起来。从前，各省驿站遇有钦差大臣官员过境，往往预备公馆，随同小吏也备办供应，任意开销。而大臣官员之家人，前站亦每有索要骚扰之事，曾屡降谕旨严加饬禁。乃高朴奉差前往叶尔羌，沿途经过各驿站，纵容家人索取骚扰，该督抚岂竟毫无闻见，何以不行参奏？况高朴曾在保定喝令鞭打办差家人，周元理安得诿为不知？乃竟隐忍不言。伊等不过因高朴系兵部侍郎，出差驿站事务亦其专管，故而畏惧逢迎，甘心徇隐。假设钦差大臣势位更有大于此者，沿途地方官员又将如何应酬乎？此事于吏治甚有关系。着传谕周元理、巴延三、毕沅、勒尔谨，将因何不行查察、参奏之故，明白回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十月二十七日，针对“高朴曾在保定喝令鞭打办差家人”一事，直隶总督周元理先行回奏：“据深州知州郑制锦回称，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间，高朴过境住宿西关。历来官员过往，总在公祠内安歇，并未另设公馆。据高朴家人李玉说：‘高大人吃饭时，想要好清酱，我因进城买不及，用红糖调盐水送去。高大人以为我搪塞，拿马鞭把我打了一顿。那时是冬天，衣服穿得厚，并未受伤。’臣查，郑制锦经管驿站，高朴家人被打，即应据实禀报，乃竟隐忍不言，咎无可逭。臣身为封疆，事无大小，俱应细加体访。乃高朴过境滋事，近在省城，臣竟毫无觉察，实属昏聩，无可辞咎。惟有仰恳皇上天恩，将臣及深州知州郑制锦一并交部议处，以仰我皇上整饬吏治之至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对周元理的自行议罪，乾隆不太满意，直隶臬司专责驿站事宜，为何没有处理意见？乾隆在周元理的折子上朱批：“该部严察谨奏。”
十月三十日，陕甘总督勒尔谨、陕西巡抚毕沅回奏乾隆的上谕，共同递交了一道整顿沿途驿站折。
二人在折子中称：“陕甘地方，幅员辽阔，差使往还络绎不绝，驿站应严定章程、认真查办。驿站易滋弊窦，奉差大臣官员若不能约束家人，势必借端需索，并由与管号、长随私相勾结，以为浮开使费之地。臣等现在钦遵谕旨，详议熟商，必须将各驿站大加整顿，以求诸弊尽绝，永远遵行之良法。所有一切应行改革事宜，容臣勒尔谨、毕沅悉心定议，并与直隶督臣周元理、山西巡抚巴延三互相札商，彼此关会，以便严饬各站，一律遵行。臣等此次仰蒙训饬，务必详筹妥办，断不敢稍有徇隐。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十一月初一，乾隆对直隶臬司隐忍不报高朴家人需索，直接提出处理意见。
乾隆在上谕中说：“各省驿站遇有钦差大臣官员过境，向每预备公馆，承办供应，屡降谕旨，严加饬禁。地方大吏如果遵旨查饬，力除积弊，遇有需索骚扰之事，即行参奏，钦差过境自皆不敢妄行。直隶为各省首途，直隶如此，他省自效尤滋甚。需索骚扰之弊，皆由直隶而起，已无可辞咎。今高朴纵容家人需索骚扰，即在达尔吉善任内，直隶臬司专营驿站事务，乃容各州县违例支应，达尔吉善所司何事？至高朴责打家人一事，达尔吉善近在省城，岂得诿为漫无闻见？乃竟匿不具奏，其获戾尤重。达尔吉善着交部严加议处。”
十一月初六，乾隆对勒尔谨、毕沅甘愿自行承担高朴家人需索的责任，不行参奏陕甘沿途地方官员的责任，发布上谕。
乾隆说：“高朴家人沿途勒索，其经过各州县如何迎合应付，原可逐程查核，无难追出实情，秉公参奏。现在，周元理已将直隶逐一参查，交部严加议处。直隶既能如此办理，陕甘何独不能？乃勒尔谨、毕沅仅自请交部议处，重不过革职，朕亦必加留任，该督抚故意独立承担，而于属员意存袒护，此岂封疆大臣秉公整饬之道？勒尔谨、毕沅着传旨严行申饬，将高朴沿途经过各地方官逐站详查，据实参奏，毋得稍有徇纵。钦此。”
吏部依据乾隆的几次谕旨，拟将高朴家人索取银两的各驿站官员，降职调任。乾隆认为，此为历史遗留问题，现在一并严加处置，对现任驿站官员未免有失公允。
乾隆四十四年（1779）二月初六，内阁奉乾隆上谕：“吏部议山西、陕西、甘肃三省，滥给高朴家人银两之驿站各员降调，现加恩从宽留任。驿站官员滥给银两，予以实降，固属应得之罪。但此三省员数过多，特从宽典。所降之级，从宽留任。如已出缺离任者，仍着发往该省，交该督遇有相当之缺补用。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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