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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玛兴阿收拾好行囊，告别同僚准备动身起程时，时任和阗领队大臣、四品顶戴德风密奏朝廷，举报和阗钦差大臣常福“任意妄为”。

当时和阗地区归叶尔羌管辖，常福有罪过，玛兴阿是脱不了干系的。随后一道谕旨驰驿送到：“常福在彼任意妄为，玛兴阿岂无闻见？乃并未查恭，待德风揭报后，始行具奏，其咎实无可辞。玛兴阿此时不准回京，即作为和阗领队大臣，过三年再行更换。钦此。”

玛兴阿没有回京，却没能阻止高朴就任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到任后，面对官场上的明争暗斗，感叹“春冰薄，人情更薄；江湖险，官场更险”。他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发誓不参与当地的“人事斗争”，兢兢业业地干好本职工作，回报皇上对自己的一片良苦用心。

乾隆四十三年（1778）二月，高朴到任不久，正赶上甘肃派拨叶尔羌驻防绿营兵届满换班。按照以往惯例，换班兵丁应得到服役银两，该银两应从驻地政府银库中拨付。可是，当时叶尔羌库贮空虚、银两不多，不够支付兵丁银两，以往历届叶尔羌办事大臣，都要上奏朝廷要钱。

高朴想，如果从朝廷调拨，一来手续烦琐，二来初到叶尔羌，即向皇上要钱，很没面子。如果借此机会能改变以往奏报朝廷要钱的惯例，定会得到皇上的赏识和信赖。

于是，他通过调查了解，发现叶尔羌银库里存有不少的普尔钱。这种钱在当地每百钱可抵一两白银，可以用来支付兵丁服役费。

随后，高朴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甘肃派拨叶尔羌驻防绿营兵，届年满换班之期，例有借支整装银两。惟叶尔羌库贮往往不敷，须由内地调拨，未免烦琐。查，叶尔羌库贮普尔钱，在本处每百抵银一两。现在库贮充裕，请以钱抵银，支借换班兵丁。”

乾隆接到奏报后，内心喜悦，在多位部院大臣面前称赞高朴。不久，乾隆回复：“好，依议行。”

工作上得到皇上的首肯，加上又是皇上的钦差，高朴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工作中更加大刀阔斧的施展才干。

高朴初来乍到，带着一身朝廷满洲贵族的傲气，又是皇上的钦差，根本不把新疆小小的地方官——阿奇木伯克放在眼里。

阿奇木伯克是官名，在当地负责综合治理“回部”事务，品级从三品至六品不等。其地位犹如部落的首领，在当地具有一定的挟制权，朝廷派驻当地的官员，也要与他们协调沟通好，才能在当地站稳脚跟，行使应有的权力。

一次，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找到高朴，想利用叶尔羌当地盛产玉石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请高朴说服朝廷，在当地开办玉石贸易基地，一来可为朝廷增加财政税收；二来又可为当地回众增加收入，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事。可高朴连想都没想，就严词拒绝了。

好景不长，不知是高朴职场拳脚施展得过于洒脱，还是他太自信，不愿与当地少数民族官员打成一片。高朴最终遭遇色提巴尔第的举报。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十五日，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控告高朴在叶尔羌与苏州商人串通，私采玉石运进内地贩卖。

据举报人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说，密尔岱山盛产玉石，为防止当地回民私自开采，朝廷下令封山，严禁开采。高朴到任后，奏请将“久经封闭、严禁开采”的密尔岱山，隔年开采一次，“名为严防回民之涉险营私，其实与商人串通赢利”。

九月十七日，控告信送到京城，乾隆大为震怒，当即降旨：“将高朴革职，并传谕永贵严加究审，严行治罪。如果属实，一面具奏，一面将高朴即在该处正法。”乾隆将此案交永贵办理，想必是出于对永贵的信任。

永贵仕途还算一帆风顺。从乾隆九年（1744）的正五品一等吏部郎中，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已是从一品的署理户部尚书，并多次担任皇上的直讲官。

高朴之所以能够私采玉石贩卖，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盛产山料玉的密尔岱山，曾为防止当地回民私自开采，朝廷下令封山，严禁任何人开采该山的玉石。高朴就任叶尔羌办事大臣后，奏请将“久经封闭，严禁开采”的密尔岱山，隔年开采一次，以增加朝廷财政收入。此事乾隆曾奏准，这为高朴开采密尔岱山玉石提供了重要依据。二是根据以往规定，“五十斤以下之玉块，向来俱不具奏，因招商变卖，每斤定价一钱”，这为高朴的玉石买卖，提供了重要的理由。

高朴奏请密尔岱山“隔年开采一次”，乾隆没想到高朴会利用这个说辞，大肆私采玉石变卖，这也是乾隆为什么在高朴犯案后，从重、从快处理的因由。

关于“五十斤以下之玉，向不具奏，及招商变价每斤一钱”的惯例，乾隆并不认同，称“该例系何时所定？何人任内所办？曾否奏明？”

乾隆在给办案大学士阿桂等四人的上谕中说：“嗣后，此等犯禁偷出之玉石，无论多寡大小，一经盘获，该处之大臣官员自应一面具奏，并将玉石送京，一面将偷带玉石之人照例治罪，何以转送叶尔羌核办，致高朴得以操纵自如，滋生弊端。至五十斤以下之玉，向不具奏，及招商变价一钱之例，着查明具奏，并着传谕回疆办事大臣等。嗣后，凡盘获偷带玉石之回民商贩，即行具奏治罪，并将玉石开明斤重、块数解京，不得仍照前以较小之玉，私自变卖完结。如敢故违不遵，一经发觉，定行从重究治。至新疆偷运内地玉石，必进嘉峪关，例应盘诘。将此由四百里传谕知之。”

高朴私采玉石案发后，乾隆令大学士公阿桂、内务府大臣福长安、户部侍郎金简、刑部侍郎喀宁阿等四名大臣，组成调查班子，负责对高朴案件的调查工作。同时，令乌什办事大臣永贵负责整个案件的审理工作。

永贵以乌什办事大臣的身份来到新疆，除了有皇上的尚方宝剑和殷切希望，还有来自朝廷当年遭受高朴迫害臣僚们的呼声，加之他本人与高朴这个晚辈没什么深交，所以审起案来，快刀斩乱麻，毫无顾忌。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十九日，乾隆谕令：“传谕永贵，严加究审矣。着将原折抄寄永贵，令其究诘，务使水落石出，务得实情，迅速具奏。钦此。”

高朴玉石案的主角是高朴，但从事贩玉过程的是高朴的家人李福等人。他们受高朴的指派，携带高朴私藏已久的玉石和银物，从叶尔羌起程，远赴苏州等地贩玉。由于叶尔羌阿奇木伯克的举报，李福等人从叶尔羌起程后不久，就遭到沿途各路官员的围追堵截。

乾隆四十三年（1778）三月，受高朴的指派，李福与高朴家中管理笔墨事项的北京人熊濂，以及家在苏州、长期在甘肃做生意的山西人张名远，一同携带玉石到苏州售卖。

他们所带的玉石共九十块，在叶尔羌过秤共计二千八百余斤，共卖得白银约十二万两。这些玉石是“在高朴的任内所积下”的。当时，张名远在叶尔羌做玉石生意，结识了高朴。高朴托张名远售卖玉石，得银后“按股分成”，高朴得五股，张名远得二股，李福、熊濂共三股。

李福三人从叶尔羌携带玉石出发后，从小路抵达山西汾州，因熊濂要回京探母，即与李福、张名远道别，并相约在苏州会面。

李福、张名远到达苏州后，找到张名远在苏州的玉石生意合伙人，将玉石重新过秤。因叶尔羌秤大，苏州秤小，玉石重量比原来多出四百多斤，实际重量三千二百六十九斤。对多出的四百多斤玉石，张名远建议售卖后，由张、李二人平分。

第一次售卖玉石就卖掉了六十二块，按市场价九十四折计算，获银十一万九千零六十七两。其中高朴五股，得银五万九千五百三十三两；张名远二股，得银二万三千八百一十三点四两；李福、熊濂三股，得银三万五千七百二十点一两。剩下的二十八块玉石，二块准备制作玉器，二块有人看重拟售出。余下二十四块共重五百四十七斤。

李福见玉石赢利巨大，当场要求买下，作价每斤白银四两，共计二千一百八十八两，该银从李福应得的银两内抵扣。玉石仍由张名远售卖，卖得的银两归李福。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三十日，署两江总督萨载、淮安关监督寅著，向乾隆奏报了拿获李福等人的情况。

萨载在奏报中称：“臣萨载，一面遴委干员前往江宁密访查拿，并委员于淮扬一带沿路侦缉，一面札会江苏巡抚臣杨魁、两淮盐政臣伊龄阿暨臣寅著一体严密访拿。臣寅著自管理关务以来，因淮关为南北往来要道，诚恐奸匪偷越，每日启放之时，亲诣泊船逐细稽查。兹于本月二十六日，据派委家人回禀，见有太平船一只、尖头船一只离关停泊，臣寅著立即亲诣盘诘。太平船内即系高朴家人李福并方八儿、李三元及山西人任效曾；尖头船内系高朴任所办事之熊濂并伊家人郭兴，遂一并拿住，飞札知会臣萨载，会同查办。臣萨载星夜驰赴淮关，讯明实系高朴家人李福等，随将各犯并在船银物押至清江，会同臣寅著搜查。共有大小玉器八十四件，杂色银二万四千八十两，钱二百四十九两四钱，金镯二只重四两，并绸缎衣服零星等物，通共四十余箱。并搜有汇票、期票、收票、账簿等项。臣等检查李福所带账簿，内开：买卖玉石，共银十二万八千八百五十九两。而李福船中所带之银，仅有二万四千余两，加以汇票四张，共银一万一千七百九十两，期票一张，银三万五千五百七十一两，与所卖银数不符，是必另有寄顿存留之处。遂提李福等到案，督同淮扬道松龄、河库道李奉翰、淮安府知府荆如棠等，隔别严讯。”

审讯高朴家人李福时，并未费多大力气，李福就全盘供出。使案情获得重大进展。

据李福供称：“小的是高朴家人，跟随家主（高朴）在叶尔羌任所。家主有陆续积下玉石共二千八百余斤，共计九十块，存在城外庄上，想要带到南边售卖。适有山西人张銮（张名远），向在叶尔羌贩卖玉石，上年十月里才与家主认识。家主托他销售，议明卖出银两七股分派，家主得五股，张銮得二股。差小的与张銮同行。还有在家主处管理笔墨的熊濂，家主托他同来照料，许愿卖出玉石，得有利息帮助他四千两银子。随于十月十一日一同起身到了汾州府，熊濂则分路进京，小的同张銮于今年三月内到苏州。小的与张銮将玉石重加秤验，苏州秤比口外之秤较轻，秤出盈余四百余斤，实重三千二百六十九斤。小的与张銮私下计议，将盈余玉石算给小的一股。张銮经手，陆续卖了玉石六十二块，共讲成市平行银十二万八千八百五十九两零，九四折算，实银十一万九千六十七两零。家主该得五股，银七万五千七百四两零；张銮该得二股，银三万二百八十一两零；小的该得一股，银一万三千八十二两九钱零。余盛玉石二十八块，做料用了四块，其中两块做成玉器二件，另交存张銮两块，开出都是石性，未经做成，放在张銮家内。尚有二十四块，共重五百四十七斤零，因玉色平常，一时卖不出去，小的认买，每斤作价四两银，共银二千一百九十两，即在小的应得一股银内抵算，其玉石仍交张銮在苏零卖，俟卖出时归还小的价银。所有家主名下应得五股银七万五千七百四两，已收银二万一千两，即系箱内搜出的。又，张銮，欠银三万五千五百七十一两零，立有期票，约至四十四年（1779）二月底，到京交清。又，张銮经手交付汇票四张，共银一万一千七百九十两，汇到京中。声闻银号等店兑付，又给张銮银四千两，立有收票；又买金子四十九两四钱，用银九百三十八两六钱；做玉工钱并雇船等项，用银二百八十一两五钱。另有元宝三个，作色银一百六十五两二钱零。小的名下应得一股银一万三千八十二两九钱零，买金子二百两，用去银三千八百两；买郭四、贾三玉器十二件，共用去银三千六两。尚有元丝银三千两、元宝十八个、纹银一百两、相同大小玉子十七件、山料玉二十四块，俱寄存张銮处。那十七个玉子内，十二个是家主的，五个是小的的。那跟随小的的方八儿，是二十两银子典的；李元三是在苏州用二十四两银子买的，俱有白契可验。那玉器内，有如意二件、桃洗一件，是同船任效曾代卫姓带到京里去卖的。熊濂是今年八月到的苏州，他去年在路上曾借过张銮银五百五十两，原说在家主许的四千两银内扣除。小的先后共给熊濂银三千四百两，连张銮扣回借项，共成四千两。熊濂先于九月初七日在苏州起身，小的是初十日起身，约会熊濂在镇江上船。张銮现在苏州取讨欠银，住黄鹂坊桥地方，可以拿来质问。”

关于李福等所乘船只持有兵部侍郎护牌的事情，李福也没有丝毫隐瞒，如实供出。

李福供称：“我起身时，主儿对我说，到江宁时问四老主儿（高晋）要一张护牌，以便回来好走。我将这话回了四老主儿，当日就给我一张用印的牌，叫我路上不要生事，若有带的东西，到关口照例报税。至牌上写的什么，我不识字，实不知道。我从苏州起身时拿了主儿的帖子并护牌，到过织造衙门，舒大人传出话来说，船户自带的货是要上税的，你主人的东西，你开单来，我替你上税罢。我就将所带绸缎等物件开单送进去，也就过关了。我过闸扬关也出示了帖子、护牌，管关人也验放了。到了淮关，就被拿获了，寅大人将护牌拿去了。”

萨载、寅著立即派员赴黄鹂坊桥，将熊濂拿获，随即突击审讯，熊濂如实招供。

据熊濂供称：“我原是镇江驻防汉军，乾隆二十七年（1762）裁出旗为民，进京入大兴县民籍，向来教习清书。于三十六年（1771）代高朴写折子起，高朴替我捐纳监生，在四库馆充当誊录。四十一年（1776）冬间，高朴带我到叶尔羌办事，上年又借给银三百六十两，加捐州同职衔。八月内，我要回京，高朴说，我现在积下几块玉石，要带往苏州变卖，叫我与李福同走。我当时再三劝阻，高朴就是不听，并说，你去走走，将来有利息，送你四千两银子。于是，我就于十月十一日，同李福、张銮在叶尔羌起身。我因要进京探望老母，路上曾借过张銮五百五十两银子。我在汾州府与李福、张銮分路，他们往南走了。我于今年闰六月二十九日出京，八月初八日到镇江，十二日到苏州与李福、张銮会面。他们说玉石已经卖了，李福等两次给我市平杂色银共三千四百五十两，连前借张銮银五百五十两，共成四千两，立有收票。我陆续置办了衣服等项，用去一千余两，尚剩银二千二百三十五两，已在箱内起出。”

随后，萨载、寅著建议乾隆，拟将高恒隔离讯问。二人称：“查，高朴之父高恒，曾任两淮盐政，熟悉商人，难保无嘱托代销玉石情事。而督臣高晋，与高朴为同堂伯侄，江宁织造厚基其时尚未调任，与高朴系同祖兄弟，李福到宁，焉有不通音问之理，拟加究诘。”

乾隆对此不置可否，因为萨载、寅著提到的高恒等人，都是皇室或乾隆本人的亲支近派。他要仔细权衡考虑后，才能做出决断。

乾隆对萨载、寅著拿获高朴家人李福等，表示满意。但对李福等人大摇大摆地通过扬州关和淮安关，表示强烈不满，令淮安关监督寅著说明情况。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月初三，乾隆发布谕旨：“李福、熊濂由苏州采用大船装载物件银两，并有箱笼四十余只，且船上张挂高朴官衔旗号，众所共见。其经过淮关时，寅著因何并不查验，任其过关北上，不即据实具奏。寅著屡获罪惩，朕皆曲加宽宥，今于此事复敢徇私容隐，良心何在？着传谕寅著，令其速行明白回奏。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钦此。”

同时，乾隆对“放纵”李福等过关的苏州织造（兼理关务）舒文革职查办。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月初三，乾隆发布上谕：“高朴家人李福等在苏半年有余，携带玉料值银至数十万两，肆行售卖，公然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已属众所共知。况李福等于九月中旬乘坐大船，装载箱笼四十余只，张挂高朴兵部左堂旗号，必由浒墅关经过。舒文管理关务，船只过关时，岂有竟不查验货物上税，听其北上之理？抑系讨关免税，或径行放过，二者必居其一。于此，舒文乃敢徇情故纵，不行参奏，其罪实无可逭。前因其在任办事，尚属认真，加恩擢授武备院卿。乃于此等大案，敢于徇私欺隐，如此深负朕恩，实属天良丧尽，自问应得何罪？舒文着革职，令其白身在苏州织造上效力行走，并自行议罪具奏。若再不知愧悔悛改，其获罪更重，不能复邀曲贷矣。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领侍卫内大臣尚书额驸公福崧、内务府大臣侍郎和珅，遵旨传谕苏州织造舒文。钦此。”

案件的另一个主角是玉石商人张銮。张銮又名张名远，祖籍山西，长期驻扎新疆从事玉石贩卖生意，在业内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高朴之所以看重他为自己赴苏州售卖玉石，也是基于这一点。

张銮除了协同李福赴苏售卖玉石，他自己的玉石买卖，也可谓生意兴隆。据在高朴玉石案中抓获的其同伙冯致安供称，他曾与张銮共同贩卖玉石，近期运到苏州的玉料就有上万斤，其中“白大者，六七千斤”。

永贵接受案子后，仅用了一周时间，就草草将高朴罪名上奏皇上。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此断头案是零口供，高朴在几天的审讯中，始终低头，一言不发。高朴可能知道，此杀头罪，再辩解也没用。况且，办案人又是过去自己得罪很深的人。

永贵调查高朴私采玉石案的罪状，主要有以下七条：

第一，串通商人，私自开采玉石，运往内地贩卖。

第二，役使当地回众三千人，使回众苦不堪言，积怨日深。

第三，已缴获玉石大小一百九十一块、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七斤。

第四，抄家搜出家信，内有带银物回京等语。

第五，高朴送金简(署工部尚书，高朴密友)玉扳指二个、小玉镜一个。

第六，托带寄京银两二千余两。

第七，由叶尔羌带回京城珠宝玉器，计有：白玉莲花碗、白玉有耳盅碗、葱玉碗、墨玉大碗、葱玉有耳碗、青玉拉古鲁碗、葱白玉有盖盅碗、葱白玉有耳盅碗、青玉葵花大碗、白玉大碗、青玉海棠双耳碗、青玉碗、青玉双耳碗、青玉盅碗、葱玉盅碗、葱白玉盅碗、葱白玉小碗、白玉盅、葱玉双耳盅、葱白玉四方莲盘、白玉嵌宝石花瓶、葱白玉有花玉锁链有盖执子壶、葱白玉六马滚阵图陈设、白玉有盖花壶、葱白玉有花如意、葱白玉有花双耳樽、白玉单耳盅、白玉有花单耳杯、白玉剑把、白玉杖头、青玉净水盅、青玉盅、碧玉盅碟、葱白玉小盅、墨玉攒盒、玉手串、珊瑚手串、玉镜、葱白玉镶宝石刀、白玉花刀把、碧玉单耳酒杯各一件，玉戒指、玉翎管、青玉单耳水盛、玛瑙大碗各二件，玉手镯一对，金手镯四个（重二十两），葱白玉栀子花托菊花盘、玉把剑、白玉套盅、玉簪各五件，白玉羹匙、白玉扳指各六个，金条大小二十一个（重一百四十两），以及绸布料十二匹等。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二十日，乾隆在接到永贵的奏报后说：“今高朴家内查得的金珠玉碗等物，与色提巴尔第所称约略相仿，其事断非虚妄。阅单内开载玉碗甚多，且其家信云系极好者。高朴每次所进玉器不过几件，又俱甚平常，今乃以佳者留藏家内，即此一端，亦可见其天良尽丧矣。”

随后，乾隆向永贵下了执行死刑的命令：“将高朴审明，即于该处正法。”

高朴玉石案中，共搜查出各类玉石十万七千余斤，除了挑选出贡玉三万一千余斤并先期解送京城外，其余七万六千余斤玉石，永贵拟陆续解送。其中，密尔岱山中存留有大玉九块，准备在一两年内运京，其余七万多斤玉石，拟分做数年解京。

高朴私采玉石案发后，京城调查班子成员大学士阿桂、福长安、金简、喀宁阿等，遵照乾隆的旨意，立即下令对高朴抄家。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二十一日,阿桂等奏报：“奴才等奉旨查抄高朴家产，详查得高朴现有住房一所，计一百十三间，坐落涿州等处，地四十二顷八亩、家人男妇大小八十名、制钱十五串、大小玉器八十四件、人参二两、金银花四十二枝、零星首饰九两、银杯盘匙三十七件、皮棉夹单衣共二百四十八件、各色皮褂筒十一件、银鼠三百二十个、羊羔皮七百二十张、缎绣纱十八块、珊瑚手串一挂、珊瑚帽顶三个、香木朝珠七盘、钟二架、铜器四十六件、锡器一百零一件、新旧房地人口契纸五十九张等。”

奏报中，阿桂等人对查抄的高朴家产，提出了处理意见：“将房屋银钱交内务府，地亩交户部，人口交该旗照例办理，其玉器衣服及一切什物，俱交崇文门变价。所有查出高朴由叶尔羌寄来玉器等物，奴才等逐一点明，严密封识，俟回銮时呈览。其余什物内有应行进呈者，奴才金简会同奴才和珅，另行查明呈览。至高朴所有房地财产，除现在查出之外，有无隐匿寄顿之处，交该旗另行详查核办。”

查抄高朴北京家时，没有多少确凿证据。福长安、金简、喀宁阿在呈报乾隆的折子中说：“高朴于上年四月间始抵叶尔羌，乃于上年八月间即托带寄京银两，前后已有二千余两之多，而其他金子、玉器、缎匹等件陆续寄回，又复不少，是其到任未久贪黩妄行情形已确。但查其家内，只有京钱五吊，而寄回银两并无留存，殊难凭信。”

福长安等人认为，高朴托带寄京银二千二百两，是倒卖玉石所得，这是不是高朴本人的合法收入，还有待于“严切根究”。他们怀疑高朴的胞弟高栻、堂侄双庆，应该知道详细内情，遂传唤。

福长安讯问高栻、双庆：“尔家世沐国恩，以前高恒犯罪之后，皇上又加恩尔家，将高朴用至侍郎。今伊如此私营不法，尔等若再不据实供出，不但辜负天恩，并且一并有罪，还不趁早供吐么？”

高栻、双庆回答：“我等俱系另居，他（高朴）家中的事，实不能详细晓得，并未听见有售卖玉石的事。”

随后，福长安等又将高朴在京家人韩渭“隔别严审，并镣刑吓问”。福长安说：“尔若从实说明，并无干涉。倘稍有隐瞒，你主儿在外供出尔等，倒有不是了。”

韩渭不冷不热地回答：“我主儿寄回玉器原不少，现俱存贮家中，但实无成块玉石带来，亦不见曾卖过，况有屡次寄回的原账可以查点得的。今蒙如此开导，安敢再有隐匿。”

高朴私采玉石案定罪要件，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私采玉石”之说，确有不妥之处。一是，叶尔羌密尔岱山虽“久经封闭”，但高朴于到任当年五月间，已上奏朝廷，请求隔年开采一次，为朝廷提供贡玉，并获批准。二是，高朴此次赴叶尔羌就任办事大臣，其使命之一就有为朝廷解办贡玉的任务。所以，该案用“官采私藏私卖玉石案”冠名，似乎更确切些。但为尊重原称谓，仍用“私采”。

高朴托带寄京银两二千两，实际不能算多。高朴官居正二品，年俸一万二千两，当时高朴已在叶尔羌工作四个多月，寄往家中二千银两，应该是分内的钱。

高朴送同在内务府共事多年的密友金简几件小玉器，似乎也在人情之中、情理之上。况且，有的外廷官员逢年节，一次进献乾隆的玉器就有几十、上百件。虽被驳回，但也没有受到乾隆的处置。

与此同时，乾隆谕令刑部，对主要协助高朴贩卖玉石的商人张銮、赵钧瑞抄家。

张銮，又名张名远。居住地，山西省朔平府郭之右玉县杀虎口。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月十二日，署山西布政使事、按察使李承邺奉旨率员查抄张銮家产。

查得张銮家产：银九百一十一两，祖遗住房一所，土房十五间，玉器玉料、瓷器佛头、皮统粗重衣物等。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初七，江苏巡抚杨魁请旨，将查抄张銮家产中，除玉器玉料等项委员解京外，其余分别解送内务府崇文门变卖。

赵钧瑞，又名赵乡约。居住地，陕西省渭南。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月二十日，陕西巡抚毕沅奉旨查抄赵钧瑞家产。

查得赵钧瑞家产：住房二十四间半、店房一所（计房二十二间）、旱地七十八亩、银一千四百余两、谷麦十余石、马骡牛驴六头、衣物三十余件、行李车四辆。阿克苏、叶尔羌等处客店四座、饭铺一所、住房一所、骡马十五头、骆驼七十只等。肃州有出雇骆驼九十余只等。

高朴私采玉石案发生后，乾隆除了传旨彻查严审相关人员外，还提出在关口堵截运送玉石车马。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十九日，乾隆谕令：“因思甘肃嘉峪关及陕西之潼关，均系大路总汇之区，各商进口，必由该关行走。着传谕陕甘总督勒尔谨、陕西巡抚毕沅及其属员，在关口留心盘诘。如有客商私贩玉石经过者，即行严拿，奏明治罪，并将所带玉石搜查送京。钦此。”

吏部也行动起来，遵照皇上的谕旨，行文相关各省：“失察高朴家人私玉过境各官，分别作降职、革职处理。山西、陕西、甘肃三省，滥给高朴家人银两之驿站，各员降职、调换。”

但是，玉石商贩一般不会走乾隆所说的“官路”，而是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形成的“小路”。“小路”的路线有多条，行走时不固定，有时是一条走到底，有时是多条交叉行走，目的都是躲避关卡和官员的盘查。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二十七日，陕西巡抚毕沅在给乾隆的奏报中说：“商人自知偷卖情虚，多有不由潼关及大路行走者。查商州之龙驹寨，及汉中兴安等处，原系通江水路，而朝邑之大庆关，及黄河上游一带，处处具有津渡，并恐有绕至榆林口外草地偷越者。”

高朴家人李福、熊濂，以及玉商张名远一行三人，即使有高朴这面“官府大旗”，但也没敢走运送贡玉通常所走的路线，而是另辟小路行走。

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月十一日，李福、张名远、熊濂从叶尔羌起程，人、行李、玉石共计十六马车。十二月二十四日到达肃州休整，改换马驮。

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初九，一行人马休整后从肃州动身，经甘州（张掖）、凉州（武威）、宁夏府中卫县，穿越黄河，经陕西靖边县、吴堡县，再渡黄河，经山西绥德、永宁、汾阳、平阳，安徽宿州、临淮关、定远、滁州，江苏江浦县的浦口，坐船至江宁（南京）。

李福一行从江宁上岸后，将高朴给叔父高晋的请安折及青玉碗一件、黑羊皮套筒一件、回布四尺、催生石佛头一副，一同送到高晋府上。得到高晋颁发的通行牌照后，一行再次登船，由江宁经泗安入太湖，于四月到达苏州城。

经过扬州时，两淮盐政伊龄阿奏报称：“李福一行于今年携带物料约值价银数十万两，乘坐大太平船一只、尖头船一只，船上有兵部左堂旗号，有箱子四十余只，并持有官照路牌，所以一路通行无阻。”

乾隆四十三年（1778）八月，熊濂到达苏州，并与李福相约在镇江会面，张名远则留在苏州结账。

九月二十六日，李福、熊濂的船只在淮安关外停泊等待张名远时，被抓获。

九月三十日，张名远前来会合时，也被擒获。

乾隆对高朴能大摇大摆地将几百斤重的玉石运往内地，百思不得其解。他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十七日的一道上谕中说：“叶尔羌至内地，处处俱有关隘盘查，其商人图利，藏带小块玉石偷过者，尚属有之。今以数百斤重玉石，竟至携带行走，俱系地方大臣官员日久懈弛，不以事为事所致。况稍大块头玉石，官运尚且费力，今高朴如何将数百斤重玉石运至内地，伊等所查者何事？！”

江苏巡抚杨魁在给乾隆的奏报中，讲述了李福到苏州以后的玉石售卖情况。

杨魁在奏报中说：“臣查，苏州、江宁等处，向多买玉商人，不难跟究李福踪迹（朱批：如此留心，谁则不能！）。当即密札司道府等严查确访，一面即于苏州城内委员访察，有山西人张銮寓居苏城，出售玉器甚多。并查有李姓同伴来苏州。臣随即亲督两司府县等，前赴张銮家查讯。据张銮供明：上年八月，同高朴家人李福自叶尔羌起身，至本年三月内到苏州。李福带来玉料九十块，张銮自带玉料五十一块。李福所带玉料六十二块，议价银十二万六千六百两，已收银五万九千一百余两，未收银三万五千九百两零。尚有张銮名下应派分银三万一千六百余两，即以玉料抵算。其余李福玉料二十八块，除自做玉器四块外，尚有二十四块存在张銮家中。张銮将抵算玉料，同自己带回至玉料做成玉器，并有交存匠作尚未成做各件。其李福已带卖玉银二万一千六百余两，又汇票至家中，付银一万一千七百余两，又金子合银四千七百余两，所制货物约值银二千数百两，并大小玉器十余件，于九月初十日自苏州城进京。所有查出李福、张銮携带玉料各数，及现在应行解京玉器、玉料各件，谨分析开列清单，并将起出账簿，恭呈御览。”

乾隆看过杨魁的奏报，没有任何批语。乾隆心里想的是，杨魁只是在叙述过程，毫无自查自责之意，待案件审理得差不多后，所有失职渎职的官员，一定依律严肃处理。

清初，朝廷并没有制定私贩玉石治罪的法律条文。高朴案发前，乾隆曾批准了高朴的“间年开采一次密尔岱山”的奏请，并允许商民、官兵认买一些玉石并过关赴内地售卖。

高朴玉石案发生以后，乾隆处置了一批官员、商贩。为了整肃玉器市场，严禁客商私贩玉石，以前奏准的各项贩玉、采玉事项，乾隆本人均不予以认可。

现任陕甘总督勒尔谨认为，尽管现在不再执行以往奏准的定例了，但也应该向乾隆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即使被革职议罪，也要实事求是地陈奏。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初九，陕甘总督勒尔谨给乾隆上了一道折子。勒尔谨在折子中说：“伏查叶尔羌等处采办玉石，前经原任侍郎期成额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奏准，新疆开采的玉石，除了挑选质地好的玉石进呈朝廷外，其余编列号数，令官兵商民认买。无论山玉河玉，总以五十斤为度，发给照票。五十斤以外的，概不估变。数年以来，臣严饬关津渡口，细加搜查，凡有携带玉石之人，都有照票，是以依照原议，验票放行。高朴任叶尔羌办事大臣后，曾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奏准，于本年为始，间年官为开采一次密尔岱山，选取色润整重者办理送京。其余玉石，六成令商民领票认买，四成赏给采玉回众。同时，高朴到任后议定，以期成额原议五十斤为度，未免将整块玉石凿破，亦觉得拘泥可惜（朱批：此即伊作弊本意！），嗣后，河玉仍照原议五十斤，其山玉变价改为一百五十斤为度。自此以后，商民贩玉进关较多于往昔，守关人员及经过地方官员，见有照票者甚多，未免稽查疏懈，以致无票私玉亦得以潜行过境，实为臣未能随时严饬之所致。惟有仰恳天恩，将臣勒尔谨交部严加议处。至失察之地方官，容臣查取职名，另折参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对勒尔谨的奏报，乾隆仍不提以往奏准的事项。对勒尔谨的说明，乾隆也不予以评论，既不否定，也不肯定。而对勒尔谨本人，也不提议处的事。乾隆只在勒尔谨的折子上，朱批了模棱两可的六个字：“该部严察议奏”。

随之而来的问题，令乾隆不得不发话了。据与高朴合伙贩玉的赵钧瑞供称，乾隆四十年（1775），叶尔羌办事大臣雅德、玛兴阿曾发售过官玉万余斤，“我本人从中购买了四千二百余斤，俱给有官票”。

永贵随即对雅德询问。雅德称：“乾隆四十年（1775）间采办大玉，除挑选进呈外，其余零碎平常玉块，于折内声明照例变价，分给官兵认买。我尚未奉到朱批，即奉旨调喀什噶尔，所有叶尔羌官玉变价之事，系玛兴阿、淑宝接办，我不得深知。”

随后，永贵了解到，乾隆接到雅德的奏请后，奏准了变价官玉这件事。永贵据此建议乾隆，继续变价零碎官玉，被乾隆及时纠正。同时，乾隆也第一次承认，以往的奏准，实有不妥之处，它最终导致了高朴私贩玉石的严重后果。乾隆决定发布谕旨，正式告知天下。

十一月十六日，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将乾隆的上谕，字寄新疆诸办事大臣及吏部尚书。

乾隆在上谕中说：“此项官玉，虽经雅德奏明变价认买，但原定之价，为数过轻，若再照高朴所定之价出售，则伊等渔利尤重，更不成事体矣。总之，发卖官玉，实开影射私玉之端，从前所办，本属未妥，而且日久弊滋，遂至高朴勾串官商赃私狼藉若此，不可不彻底严惩。至叶尔羌官兵与喀什噶尔、阿克苏无异，劳逸亦同，何以他处俱无，独叶尔羌酌赏，亦未平允。永贵前奏仍欲官玉变价，是未知去弊之根源也。前已谕令永贵，嗣后将官兵、回民议给赏玉之处，一并停止，并谕知永贵，将密尔岱山即行永远封禁，丝毫不许夹带偷漏，方为正本清源之道。永贵深体朕意，妥议行之。至玛兴阿等从前办理此事，是否照所定官价发卖，抑或系轻价收买官玉，重价发给商人，从中牟利染指。及雅德尚未经手，既交给玛兴阿办理之处，是否确情，着永贵详细确查，据实迅速覆奏。”

大学士于敏中，在得知乾隆官玉变价的立场后陈奏，拟将叶尔羌官兵过去分买的官玉，追缴价银，入官入库。

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二十九日，大学士于敏中奏请：“据称，乾隆四十年（1775），叶尔羌发卖官玉，分给官兵认买。照期成额乾隆三十五年（1770）‘酌定’之例，每斤玉石缴官银一钱，所有玉石共计五千七百八十斤，系官兵九百三十四人承买。玉石发卖，俱照官兵差使轻重，官员每员八斤至十斤不等，兵丁每名四斤至十斤不等。这些官兵除已班满撤回外，现存驻扎者只有二十九人。这些官玉被赵钧瑞等买去，每斤玉石给价银五钱至一两不等，核计现驻扎官兵买玉二百四十余斤，余皆已撤官兵所买。售卖之价逾官价数倍，应照从前叶尔羌官兵承买库车拿获的私玉之例，各缴价银三十倍。”

同时，于敏中还建议乾隆，是否在罚缴银两三十倍的基础上，把官兵购买玉石的成本也一同收缴。

乾隆阅览于敏中的折件后，令永贵查明叶尔羌官兵承买库车私玉后，提出意见奏报。

永贵不想扩大事态，不同意于敏中的做法。永贵在奏报中说：“库车曾拿获私玉一千六百五十斤，解送叶尔羌官为变价，除高朴、淑宝等认买外，其余由文武官员等分买。此事已向皇上奏报，钦奉谕旨：‘不必深究，缴价入官’。各官感激，俱原照官价三十倍缴银。”

永贵还建议乾隆皇上，当年承买库车私玉，均为官员所买，现叶尔羌官兵认买官玉，大多为兵丁，兵丁生活清苦，若三十倍缴银，未为妥协，不如以十倍缴银入官。

于敏中闻此，不依不饶，继续奏请：“今此项变卖官玉五千七百八十斤，虽与库车拿获私玉承买不同，且认买者兵丁众多，亦与库车私玉均系官员承买有间，但兵丁买得官玉，辗转售与奸商，恣行牟利，实有应得之咎。应如前所奏，官兵所买玉石五千七百八十斤，除先缴价一钱外，仍照前例以三十倍赔缴，用示惩儆。”

乾隆对此事有点拿不定主意，一边是朝廷重臣大学士于敏中，一边是高朴玉石案办案有功且深受信赖的永贵。乾隆最终决定，由军机大臣议奏。

军机大臣们明白乾隆的用意，如果乾隆倾向于敏中的意见，自然不会为此犹豫不决。因为于敏中是大学士，位居永贵之上，论资历，永贵也不可及。依照职场定例，职位高的官员，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自然要比职位低的分量重。即便是同级官员，排名在前的，也要比排名在后的有更多的话语权。这明显表明，乾隆倾向永贵的意见，只不过是让军机大臣们过渡一下，以给于敏中一个台阶下。

军机大臣们经过商议，向乾隆陈奏：“于敏中奏请、永贵覆奏兵丁变价官玉一折，钦奉朱批，令臣等议奏。兵丁令其十倍缴银，实属格外施恩。今臣等照永贵所奏议复，并遵拟谕旨，一并进呈。谨奏。”

随后，军机大臣们代乾隆皇上拟定了一道谕旨，一并送呈乾隆审批。

乾隆同意了军机大臣们代拟的谕旨。谕旨全文如下：“据永贵奏，叶尔羌官兵承买官玉转售商人，均情愿照原价各缴银三十倍。现经军机大臣议准具奏，固伊等咎所应得。但念官玉变价，令兵丁承买，从前办事之员经理本属未善，况叶尔羌驻防官兵与和阗、喀什噶尔无异，何以叶尔羌之官兵独应沾惠，所办尤未允协。但其事在乾隆四十年（1775），非高朴案内之玉，而兵丁亦非官员可比，若均照三十倍缴价，兵丁未免拮据。着加恩令其照原价十倍完缴，以示格外体恤之意。余依议行。钦此。”

乾隆的谕旨，就是最后的决定，于敏中最终不再提及此事。

这次高朴玉石案，各地督抚也抓获了一些与本案无关的玉石商贩，他们的玉石被官方收缴，人员解京训问。

赵钧瑞，陕西渭南县人，回族，常年在叶尔羌、阿克苏等地贩卖杂货，因办理商贸等手续，与高朴相识。

乾隆四十三年（1778）三月，赵钧瑞欲回陕西做生意，到高朴衙门领取路牌。自认为老相识的高朴，将私存玉石一千五百斤、侍卫纳苏图玉石五百斤、高朴家人常永玉石一千斤，共计三千斤，一并交由赵钧瑞带回内地销售，并令常永随同。

赵钧瑞、常永二人原定在肃州销售，因客户出价过低，交易未果。二人决定前往苏州售卖。

八月二十一日，常永自肃州起程，九月初一日行至凉州。常永担心官兵盘查，令随行马万金等先行。

九月初二，马万金行至大诃驿住宿，遭管理马号的长随肖得福敲竹杠。要求马万金留下一车玉石，或付银一千两，否则报官。马万金无奈，找人借银九百七十两，肖某才放行。

九月十二日，常永一行行至靖远县麋子滩，常永担心黄河渡口盘查，将四千斤玉石放在随行马守宾家，用柴草盖好，并叮嘱马守宾、马万龙、马万金，俟赵钧瑞到时，令赵带往苏州，常永则先走一步。

九月二十五日，常永行至陕西长武被抓获。随后，赵钧瑞在甘肃固原被抓获。审讯后，起获藏匿玉石四千三百多斤，并解交京城。

在处理高朴玉石案中，涉及很多苏州玉商，有的官员为逃避自身失职、失察责任，欲以扩大处置他人范围，来代其自身之过。如李福、张銮将玉石转交苏州玉商售卖，江苏巡抚杨魁欲戴罪立功，扩大处置玉商范围，引起乾隆的警觉。

十月初五，乾隆给两江总督署江南河道萨载、江苏巡抚杨魁发了一道上谕：“张名远（张銮）手内转售者，苏州玉铺自皆不能免，亦无不知系高朴家人从新疆带来之玉，恐杨魁欲图稍救其过，以致矫枉过正，辗转追求，株连必多，即不免于扰累，殊非朕不为已甚之意，已谕令杨魁分别妥办。萨载奏报所称，拿获之顾姓，及顾姓家人郑全，若有干碍张名远之处，自当一并解京；若无，亦无庸波及，萨载等仍行遵旨照办。”

由于皇上对高朴私贩玉石案异常重视，各地在查出高朴家人私贩玉石中，不免波及与此案无涉的玉商，有扩大打击面的倾向。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初四，陕西巡抚毕沅奏报，抓获私贩玉石客商若干，他们均与高朴玉石案无关。

泾阳县知县葛晨，拿获雷英私贩玉石，共计一百二十九块，重六百二十斤十三两，其中玉子大小十三个，重三十七斤三两；孙全德私贩玉石，共计四十二块，重三百零九斤二两；王德章私贩玉石，共计十九块，重八十七斤。以上三人均与高朴私贩玉石案无关。

靖边县知县赵赞署、巡检李尚志，拿获樊迎吉、李文芳私贩玉石，共计一百零一块，重八十三斤十三两，玉鱼一件。以上二人均与高朴玉石案无关。

咸宁、长安二县知县王朝爵、丁尹志拿获施贵私贩玉石，共计二十六块，重六百六十三斤，后施潜逃，但与高朴玉石案无关。

上述与高朴玉石案无关的私贩玉石事件，乾隆最终都谕令释放了，但玉石都被收缴。

为了缩小打击面，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初十，乾隆发布上谕，凡没有直接从高朴家人李福、张銮处购买玉石的商贩，“不必查办波累，不必追究。朕办事，不肯使稍有株连”。同时，严厉训饬了矫枉过正的陕西巡抚毕沅，并将与高朴、张銮无关的新疆玉商张英等，谕令予以释放。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二十七日，高朴在案发十天后，在叶尔羌被就地正法。

永贵事后说，乾隆给高朴定死罪，既正常，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有比高朴还贪婪、家产还富足、声名还狼藉而躲过一劫并毫发无损的官员，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谁让高朴为人过于张扬，做事过于跋扈，不知平衡上下左右关系呢。你得罪了大家，最终自己也“得罪”了。

永贵不会忘记高朴走向刑场时的场景。当时叶尔羌城外，秋风凛冽，大风刮起阵阵沙石。摘去顶戴花翎的高朴，一身囚装，五花大绑。多日没有修整的胡须，使他显得格外苍老。他独自低头走在行刑队伍的前头，仍是一言不语。但心里似乎在说：时至今日，后果只能自己承担。如果有来世，宁做一介普通草民，有个其乐融融的家，温饱度日足矣。

后据举报人色提巴尔第回忆说，高朴是个实实在在为朝廷做事的人，但他没学会与当地少数民族官员打成一片，不知道要立足，先要站稳脚跟的道理，而总是高高在上、盛气凌人。

嘴上虽是这么说，色提巴尔第仍为自己的密报，使高朴丢了脑袋而恐惧和担忧。他将心里的感受说与永贵。

永贵心里也有同样的感触，他决定借色提巴尔第之口，找皇上为自己鼓劲打气。他随即上奏乾隆：“高朴在叶尔羌城外就地正法，回众皆悦服，惟色提巴尔第以此案因伊控告，恐不知者谓其挑衅，实深愧惧。”

乾隆亲自下令杀了既是宠臣又是亲戚的高朴，自然也要自圆其说。属下都坐不住了，如果皇上再不撑腰打气、说出道理，将来自己不就成了孤家寡人、千古罪人了吗？

了解了永贵的想法后，乾隆令军机处传旨：“高朴平素扰害回民，众皆痛恨，今见其明正典刑，无不欢悦，自属情理。至此事由色提巴尔第发觉，颇为奋勉，朕尚当施恩嘉奖，有何愧惧之有？即着永贵传谕，令其实心办理，以承恩眷。钦此。”

以往嘉奖，要不加官晋爵，要不赐赠物品，而此时只是口头对色提巴尔第“施恩嘉奖”，表明乾隆似乎也觉得未经刑部审理，十日内即就地正法，已属过于严厉，再奖赏告发者，于情于理，于幕僚好友，实在有点说不过去。至少，现在他只能这么做。

高朴在叶尔羌被正法后，乾隆在朝廷重新组织调查班子，彻底调查高朴私采玉石案的相关人员。据统计，高朴玉石案被查办或牵连的大小官员，有几十人之多。

高朴因私采官玉贩卖被处死，最重要的原因，是乾隆将其与谋叛等同看待。乾隆在高朴被正法后曾说：“若高朴以大臣而明目张胆偷盗官玉，与奸商合伙贩卖，此而尚相容隐。推此量也，虽谋叛亦可也。”

不过，高朴被乾隆正法，还有一个致命的原因，就是高朴夺了乾隆所爱。乾隆视玉石为生命，你非要染指其间，那就犯了致命的错误。

大贪官和珅在被赐自缢时忏悔道：“皇上所爱，臣子要投其所好，不可夺其所爱。”你可以用珠宝玉器上贡，即使乾隆三令五申，不准进献珠宝玩物，但也不会把你治罪，因为你多少也是一片良苦用心，怎么能随便治罪友善送礼之人呢。这就是进献屡禁不止的原因。但是，你不能白拿、占有或分享皇上认为本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或他自己所爱的物件，因为你摆错了君臣关系，这是对皇上的大不敬，这就犯了致命的大忌。

高朴最终没能把握住自己，因私采玉石贩卖被正法。随后，和阗办事大臣玛兴阿又被乾隆下令，“前赴叶尔羌，暂管地方及采玉等事”。

尽管乾隆在处置高朴这个问题上多次解释和说明，但朝廷上下还是有不少说法。针对种种置疑、担心、猜测和谣传，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月初一，乾隆给内阁发了一道长篇上谕。

乾隆首先简要陈述了高朴私采玉石案的缘由，并强调已将高朴就地正法。

乾隆在上谕中说：“高朴在叶尔羌向回民勒索金宝诸物，又多累回民开采玉石，串商牟利，并公然遣家人赴内地私卖，种种贪黩款迹，均出情理之外，已降旨将高朴革职严审，即于该处正法矣。”

在谈到朝廷驻疆大臣的职责时，乾隆重点强调了职责和责任。

乾隆在上谕中说：“回疆办事大臣精力该处事务，责任匪轻，当体朕意，抚辑回民，俾得安居乐业，断不宜稍有派累滋扰，致蹈素诚覆辙，贻误国事。即间有不能诘己畏法之人，意图染指，或向商人私分余润，未必非事之所无。然亦幸而不发，得逃法网。乃高朴在叶尔羌勒取回民财货，赃数累累，已属从来所无。”

在针对朝廷内外有官员说高朴量刑过重，私采私贩玉石罪不至死这个问题上，乾隆重申量刑依据，并称这已经是从宽处理了。

乾隆在上谕中说：“先期开采久经封闭之密尔岱山，预为作弊地步，遂派回民三千余，至该山采取玉石，致诸回民受累含怨。且与苏商串通，以官玉私获厚利，并差家人装运多车至内地各处，冀得重价，实属从来所罕见，是直全无人心，非复人类之所为，朕岂能废法，稍为曲贷。即现在如此办理，已属从宽矣。”

对总理新疆事务的绰克托，乾隆在上谕中也表露出对其失察失职的不满。

乾隆在上谕中说：“绰克托为总理回疆事务大臣，各城之事，皆应留心体察。乃高朴狼藉若此，且在彼回民无不抱怨。乌什距叶尔羌不远，且绰克托亦曾至其地，岂竟毫无闻见？何以不据实指参？其徇隐之事，实无可逭。”

淑宝在叶尔羌是高朴的副手，高朴职场犯事，乾隆认为他也有重要责任。

乾隆在上谕中继续说：“淑宝与高朴同城办事，高朴肆行不法，赃迹累累，更不得诿为不知。若讯明与高朴通同作弊，亦当解京，即正典刑。设仅系畏惧高朴，不敢举发，误国家回疆重务而不顾，其罪更重于绰克托，亦不能轻宥也。”

对于色提巴尔第举报高朴，传说是乾隆有意安排其在高朴身边工作，以监督高朴的职场行为。

乾隆在上谕中解释说：“今年三月，鄂对病故，高朴即奏请以鄂对之子鄂思满接办该处阿奇木伯克事。朕以为，若此父子相继办事，竟以叶尔羌之阿奇木伯克为伊家世职，久之，与唐时藩镇何异？因将色提巴尔第调至该处，以鄂思满调赴喀什噶尔，意在为‘回部’伯克防微杜渐，并非令色提巴尔第往查高朴之事也。色提巴尔第到彼，闻知高朴贪婪不法各款，及回民抱怨情形，并据高朴代其遣人至采玉处取回元宝五十个，色提巴尔第即将元宝交伊通事萨木萨克封贮，一面将高朴之事向永贵呈控，其事乃得败露。若照高朴之奏，令鄂思满在彼为阿奇木伯克，鄂思满知其父鄂对与高朴相好，有碍颜面，且伊年轻未能更事，必顺从高朴所为，扶同徇隐，不能如色提巴尔第之和盘托出矣。”

朝廷内外还有一种说法，令乾隆不能接受。说永贵办事能力远不如绰克托，此时乾隆将永贵替换绰克托来审理此案，是朝廷与高朴结怨的大臣们，担心绰克托与高朴同城共事，案件审理会出现不公。

乾隆在上谕中最后说：“永贵往乌什，因绰克托年班已满，而永贵适有市恩李淑芳之事，身获重谴，随即革职示惩。念其向在新疆年久，事尚熟悉，因赏以三品衔，派令换绰克托回京。然犹恐永贵才力未必能如绰克托之周到，更不冀其有整顿稽核之效也。乃永贵一接色提巴尔第之呈，即据实参奏，且迅驰往叶尔羌亲身查办，遂令高朴赃款水落石出。假使绰克托不换，虽得色提巴尔第之呈，未必能如永贵之秉公办理也。色提巴尔第之调缺，永贵之换班，朕初意并未逆臆及此，乃因二人到彼，而高朴之事使得败露，回众借以辑宁。若无此调换，其事必不能破，回众积怨日深，一二年内必致如昔年素诚在乌什激变之事。而叶尔羌地大城坚，较乌什尤甚，倘复成何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