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高朴其人

高朴（？－1778），乾隆的宠臣，因是乾隆的旁亲，也因家族成员多在朝廷做事，备受乾隆的关照和厚爱。

乾隆三十六年（1771），高朴才是个正五品的都察院御史，而乾隆三十七年（1772），即在五品给事中任上越级提拔为正三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月，高朴以都察院副都御史署理工部侍郎（正二品）事务；七月，兼署兵部侍郎；十月，署理镶白旗满洲副都统。

乾隆四十一年（1776）正月，高朴兼署礼部侍郎事务、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十月，就任叶尔羌办事大臣。

案发前，乾隆给高朴的评语是：“其人尚明白，年力正少，遇事颇知奋勉，是以加恩擢用，更非他人可比。”

在朝廷众臣僚的众目睽睽之下，高朴在仕途上一路高歌猛进。

一、年少朴实

初入职场的高朴，“年力正少”，做事只知勤奋，还不太会察言观色、见机行事。更不知溜须拍马、争长论短。虽然高朴后来官至正二品，但他仍不注意官场上人际关系的日常打理，独来独往、我行我素。

乾隆三十七年（1772）九月，中秋佳节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后悔莫及、教训深刻。

这一天，依照朝廷定例，各部院除有差使的官吏外，一律放假，唯独因西部战事未果，兵部、都察院堂官照旧不得放假，一律在衙门值守。可是这天，兵部、都察院除了有差使的到岗外，其余堂官一个没来，高朴也在其中。

乾隆知道后，非常气愤，特别对高朴辜负皇上“非他人可比”的提携，大失所望，令将高朴“交部严加议处”。

此事对高朴震动很大，如果别人没到班，而他在岗，皇上一定会大大褒奖一番，还有可能再次提拔。他一直在为当时没能在岗，而后悔不已。他从中总结经验，为官不可随波逐流，逆流而上才能激起浪花，才会引起皇上的关注和重视。

二、初学钻营

衙门漏班被皇上令“交部严加议处”后，高朴一直在等待乾隆重新认识自己，使自己有“翻身”的机会。

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二月十六日，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天，闲来无事，高朴到八旗新建营房工地转悠，见新修建的营房，已有多处因人为不爱惜，而遭污损。他马上密奏乾隆皇上：“查验八旗新建营房工程，有随意污践不爱惜现象。”

乾隆接报后，将八旗都统德成叫来训斥一番。乾隆说：“新建营房自应倍加爱惜保护，承受恩泽，何致建造方新，已有任情污践之事？将此事交查旗御史，随时详查纠核！”

此事后，高朴得到了皇上的奖赏，但也因此在朝廷臣僚中结下了恩怨，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月，密奏八旗新建营房污损后的第二个月，高朴晋升工部侍郎，官及正二品。七月，任兵部侍郎。十月兼任镶白旗满洲副都统（武职正二品）。

乾隆三十九年（1774），先后任兵部左侍郎、兵部右侍郎。高朴在仕途官场上，可谓一帆风顺。而此时，他年龄不过三十出头，却已成为朝廷重臣、国家栋梁。

三、种下祸根

官场不可一日不打理，仕途不可一日不经营。高朴第一次体会到官场上有这么多的门道，仕途上有如此多的名堂。

勤打理、善经营，是官场仕途的要诀。高朴事后明白，没人会主动提拔重用你，你又不是皇上的近亲，你有本事、有能力，我可以视而不见，不用你；你直言不讳、刚直不阿，我可说你办事不沉稳、不练达，还需要继续修炼；你与朝廷上下臣僚和谐共事、打成一片，有可能被怀疑是聚集人气，为自己捞取仕途资本。高朴明白，要知道察言观色，要学会投其所好，要时刻了解皇上在想什么、皇上最痛恨什么、皇上最不能容忍什么。

乾隆三十九年（1774）七月的某一天，乾隆正在承德避暑山庄休息，闲来无事，见高朴来热河公干，便询问“近日外间有何见闻”。

本来高朴没什么事情可奏，见皇上今天心情不错，又这么信任自己，头脑一热，忘记了“祸从口出”、“无事生非”的古训，一心想说点儿皇上不知道、又爱听，且听后会更加信任自己的话。

于是，高朴鼓足勇气在乾隆耳边小声地说：“传说内廷太监中，有人将记名官员及朱批记载，泄露外廷。”

乾隆听后大惊，如果属实，这可是犯了宫中禁例的大罪。乾隆不敢相信，继续追问高朴，“有何实据”。

高朴这会儿清醒了许多，感觉说漏了嘴，不知如何收这个场。于是，高朴支支吾吾，只说了“身材矮小之太监，不知姓名”，再问就说想不起来了。

乾隆感觉高朴肯定知道更多，现在不说，就不勉为其难了，早晚他要说出来。于是，乾隆令尚书公福隆安“择日继续详细询问”。

福隆安，乾隆第一夫人孝贤皇后的侄子、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的儿子，也是乾隆四女儿和嘉公主的丈夫。乾隆二十三年（1758）即内定为和嘉公主的未婚夫，封为和硕额驸，在御前侍卫上行走。

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月，福隆安迎娶和嘉和硕公主不久，即相继任命管理光禄寺事务、署理武英殿事务、管理圆明园事务。

乾隆三十三年（1768），福隆安任銮仪卫掌卫事大臣，官及正一品。以后，又受乾隆指派，兼署过兵部尚书、工部尚书、步军统领、太子太保衔、正白旗满洲都统等职。

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月，福隆安父亲傅恒过世后，奉旨袭爵。

此时，乾隆为什么找福隆安询问高朴呢？首先，福隆安是乾隆的女婿，属皇亲国戚，一直不离乾隆左右，深得信任。乾隆曾说：“福隆安久在朕前，习闻前后谕旨，深知朕心。”此外，福隆安多次奉旨查办大案要案，案件办得干净利落，乾隆甚为满意，深得乾隆信任。乾隆三十五年（1770），乾隆令其在紫禁城骑马，这可是不可多得的荣耀。找这么一个人询问高朴，不愁高朴不开口说真话。

高朴虽然已官位兵部右侍郎，也算和乾隆皇上沾亲，但在福隆安面前，也只有毕恭毕敬了。没问几句，高朴即如实招来：“蒋赐綮、观保、吴坛都曾在九卿班上谈及道府记载之事，蒋赐綮还曾和太监高云从耳语过。”

高朴居然一下子检举出三个朝廷大员：蒋赐綮，原任大学士蒋溥之子，时任户部右侍郎兼顺天府府尹；观保，乾隆二年（1737）进士，历任乾隆日讲起居注官、内阁学士、刑部侍郎、礼部侍郎、兵部左侍郎并在尚书房行走、镶白旗满洲副都统、正白旗满洲副都统、都察院左都御史、皇上直讲官、礼部尚书等朝廷要职；吴坛，吏部侍郎加尚书衔吴绍诗之子，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时任刑部侍郎。此后的询问中，又牵涉出大学士于敏中。

高朴口无遮拦地信口开河，得罪了部分老臣，未牵涉此事的朝廷大员们也不再和高朴过从甚密。这都为他日后因贩卖玉石而未经刑部过堂审理，即被在当地正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福隆安向乾隆汇报后，乾隆当即询问太监高云从，问他都和蒋赐綮说了什么。高云从除承认说了朱批谕旨情况，还供称，“在老家买地时被骗，曾请求大学士于敏中转托蒋赐綮办理，于大人也问过他道台记载事”。

乾隆听后，“不胜骇异”。朝廷早有禁例，严禁内监与廷臣交涉，违者严处。

乾隆将于敏中召见面询，于承认有此事，但“未允为转托”。乾隆听后，深感失望，即使没有转托，“但不即据实参奏，也实属荒谬”。

于敏中，乾隆二年（1737）进士一甲第一名、状元，当即被奉旨录用为翰林院修撰。随后历任日讲起居注官、山东学政、翰林院侍读既在南书房行走、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兵部侍郎、户部侍郎、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修撰《四库全书》正总裁、文华殿大学士、国史馆正总裁等要职，在朝廷颇有人脉，很聚人气，深得乾隆敬重和赏识。

此事发生后，乾隆曾无奈地感叹：“于敏中侍朕左右有年，岂尚不知朕之办事而思为此徇隐耶？于敏中以大学士在军机处行走，日蒙召对，朕何所不言，何至转向内监探问消息耶？”

乾隆有点左右为难了，对这样一个朝廷重臣，实在不忍心下手处置。于是，乾隆深思熟虑后，在处置于敏中问题上，想出了一个妥善的办法。

乾隆令内阁发了一道谕旨：“自川省用兵以来，于敏中书旨查办，大功告竣在即，朕正欲加恩优叙，仿大学士张廷玉之例，给以世职，乃事属垂成，而因此事相抵。于敏中，着从宽免其治罪，仍交部严加议处。”

但是，审讯观保等私议道府记载一案，就没这么简单了，观保等均不承认。观保和于敏中是同年进士，当年状元于敏中授职翰林院后，观保被封为庶吉士，多年在朝廷经营，有一帮幕僚好友。观保曾私下对探视的同僚说，高朴小人多事，不懂仕途规矩，早晚要遭报应。

审讯未果，乾隆不满地说：“观保等明知交结内监、探听记载情罪重大，为躲避重惩，不肯供认。设伊等果然无事，高朴何能凭空捏造？高朴何以不指他人而指观保乎？观保良心澌灭，必为天理所不容！”

最终，乾隆拿观保这些老臣也没有什么办法，关了两个月后，就以“尚无交通结纳、行贿营私大弊，加恩释放”了。蒋赐綮“加恩仍袭轻车都尉”，吴坛“加恩以刑部主事用，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观保是朝廷资深老臣，被乾隆给予了特殊关照，虽是“无顶戴之人，但仍在阿哥书房行走，效力赎罪”。

观保因此事患上了严重抑郁症，他也顾忌不上皇上的脸面了，逢人就大骂高朴，说高朴是官场唯利是图的小人，同僚的孽种，家族的败类。

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十三日，观保病死京城，享年六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