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轻处官眷私带玉石

乾隆四十三年（1778）发生的高朴玉石案，对乾隆晚年影响很大。抑或是处置过于匆忙，抑或是对手下大臣下手太狠。总之，到了乾隆晚年，虽然他的玉石政策没有改变，但他对朝廷大臣或其亲属偷贩玉石，不再像处置高朴那样从重从快，而是留有情面。

乾隆五十五年（1790）四月，江苏巡抚员缺，乾隆令由在叶尔羌任领队大臣的福崧调补。

早在两个月以前，福崧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在阿克苏领队大臣这个岗位上，已经快四年了。当年在浙江巡抚任上，因浙省各属仓库亏缺过多，发誓按期限补完，而最终未完成，被乾隆以“不能实力督催，逾限不完，又复公堂立誓，有乖政体”为由，改任山西巡抚。后又因属员犯案，监督不力，被以“获罪之人”身份，前往新疆阿克苏就任办事大臣。

福崧将自己将要调补江苏巡抚的好消息告诉家人，让家人准备行囊，为及早离开这个让他孤寂难耐、无限伤感的地方做好准备。

四月，即将从叶尔羌动身的福崧，被令暂缓起身。原来，乾隆接到阿克苏办事大臣雅满泰的奏报，说“福崧之车夫丁三贵私带玉石搜获”。

雅满泰系满族后裔，历任正黄旗蒙古印务参领、正白旗蒙古副都统、伊犁领队大臣、库车办事大臣、喀喇沙尔办事大臣、西藏办事大臣等职。虽曾被乾隆以“获罪之人”，在西北地区长期游走，但他的忠诚，深得乾隆的赞赏和信赖。此时，雅满泰的职务，是新疆玉石交易中心阿克苏的办事大臣，理当有责任保一方平安。

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库车办事大臣秀林也向乾隆报告，说也搜出福崧家人曹大保私带的玉石。这回，福崧可要大祸临头了。

乾隆接到雅满泰、秀林的报告后，较以往处理此类问题时，冷静了许多，他令雅满泰、秀林继续调查，待正式结果出来后，再奏报处理。

据调查，此次福崧家人曹大保、车夫丁三贵私带玉石一事，福崧确实不知情。这些玉石大小二十一块，重一百五十六斤，均为叶尔羌地区山料玉，系平日二人用京城带来的一些日用品，与当地回民换的，准备这次随福崧大人一同带往京城。

说福崧不知道此事，是因为福崧起程之前，为避嫌疑，特别寄信给雅满泰、秀林二人，请在他们回京的过往关卡，派人检查。

雅满泰、秀林二人以往碍于情面，对新疆换班大臣都不予以检查。这次福崧要求检查，本想敷衍一下，不料竟查出私带玉石的犯案大事。所以，二人也不敢耽搁，马上向乾隆做了汇报。

此时，乾隆已是年届八旬的老人，但对玉石被偷带的问题，还是很敏感，可在处理上，要比过去慎重得多。

乾隆阅览雅满泰、秀林二人奏折后，决定暂不处理福崧的车夫和家人。一是此次福崧主动寄信给雅满泰、秀林，请二位大人派员在关卡派员检查，这在新疆大臣们中，还尚属首次；二是尽管私带玉石犯法，但毕竟福崧家人和车夫未动用公款，而是用私人物品与当地回民两厢情愿的交换，于情于理，此事都不应该严处，以免“猛政伤众”。

乾隆决定给内阁发一道上谕，他要对以往在处置玉石案件问题上的一些做法，有一个较圆满的解释和交代。

乾隆在上谕中说：“阅雅满泰、秀林奏折，系福崧由叶尔羌起身之前，先寄信与雅满泰、秀林二人，要二人详细搜查。是以，雅、秀二人各派人搜出。福崧尚系谨慎晓事之人，恐伊家人、车夫等私带玉石于起身前自行搜出，仍寄信沿途搜查，而伊家人、车夫仍敢故犯。看来，每岁由各回疆换班之大臣、侍卫官员等，其家人、车夫私带玉石，自必常有之事，显系各城驻扎大臣等，平日意存瞻徇，怠忽从事，并不实心搜查，是以未经缉获。即如此次，因福崧预行寄信与雅满泰、秀林，伊二人始行搜出。不然，伊二人亦必瞻徇情面，不肯如此办理也。着传谕驻扎各回疆大臣等，嗣后，新疆大臣、侍卫、官员等回京时，所至关口，各派人严行搜查，毋得苟且塞责，不以事为事。倘仍有徇纵，经他处搜获者，必将经过地方各大臣等，从重治罪。福崧着申饬。”

福崧不但没有因此获罪，最终还是被乾隆调回了内地，由叶尔羌参赞大臣，调补江苏巡抚员缺。

新疆官员家属私带或替商人夹带玉石的事情，屡见不鲜，但皇上处置起来，各有不同。

嘉庆元年（1796）七月，已调任四川成都副都统的阿克苏原办事大臣佛住，因被人控告家人私代商人夹带玉器，被“解任质询”。由于佛住确实不知内情，被嘉庆“加恩将伊所袭世职仍留本身”。

佛住的父亲三泰子爵，是雍正的老臣，曾任光禄大夫、经筵讲官、议政大臣、协办内阁大学士事务、礼部尚书兼管太常寺、鸿胪寺事，世宗（雍正）实录总裁官等职。

乾隆二十四年（1759），佛住承袭父亲子爵、散秩大臣世职，并受乾隆的赏识，历任正白旗蒙古副都统、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察哈尔副都统、理藩院左侍郎、正红旗蒙古副都统、镶黄旗满洲副都统、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阿克苏领队大臣、理藩院右侍郎、阿克苏办事大臣等职。

佛住因家人私代商人夹带玉石被解职后，被嘉庆发往四川充军。同年十一月，在一次剿匪作战中阵亡。

嘉庆二年（1797）十一月，在佛住阵亡一周年之际，嘉庆发布谕旨：“予四川阵亡散秩大臣佛住，祭葬世职，如都统例。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