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官员藏贡玉被正法

乾隆三十年（1765）七月，和阗办事总兵和诚，因私自藏匿玉石和派员索要当地回民的玉石金银等两项罪名，被乾隆下令，就地正法示众。

和阗办事总兵一职，虽系武职，但也是朝廷派驻当地的重臣要员，并为一方诸侯，享有相当大的权力。

和诚系乾隆二十九年（1764）就任和阗办事总兵一职，没有什么家族背景，靠在战场上殊死拼杀，一路从士兵走到总兵的职位。不成想，战场上没有被敌人放倒，反而是没有经得起物质利益的诱惑，倒在了主子的枪下。

事件缘由是这样：和诚就任和阗办事总兵后，虽是武职，但都市生活的灯红酒绿，也时时对他产生不小的诱惑。要享受就要有钱，和诚一年的俸禄只有区区二百零四两白银，单靠每年的那一点俸禄，根本无法满足他要改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的欲望。

和诚知道玉石在内地，特别是在苏州、扬州等地有巨大的市场，能换来丰厚的银两。于是，他利用监管贡玉开采的职务便利，私藏了十余块上好的哈朗圭塔克玉石，足有二百余斤，准备将来解甲归田时变卖掉，好好和家人享受退休后的生活。

第一次私藏玉石没有被发现，胆子也就大了起来。和诚心里明白，和阗总兵一职最多干三年，应该抓紧时间，利用手中还有的权力，到民间多淘些玉石宝物。

于是，和诚借巡查和阗所属六城的机会，多次派属员松科泰及管家李文，向当地回民索取玉器、金银器及衣物。但终归纸包不住火，两件事均被和阗邻城的官兵告发。

乾隆三十年（1765）五月，叶尔羌办事大臣额尔景额参奏：“和诚私采哈朗圭塔克之玉，隐匿不进。并于上年十二月，派阿奇木伯克阿什默特、署笔帖式松科泰、家人李文，假巡查六城为由，索取回民玉器、金钱、衣物等，众回民无不怨声载道。”

接到额尔景额的参奏后，乾隆大为震怒，令传旨刑部：“和诚以办事大员，任听属官家人求索所部，甚属不堪。和诚着革职拿问，奏内有名人犯，俱交伊犁将军明瑞、乌什将军阿桂，严审定拟具奏。”

谕旨中，乾隆对当地阿奇木伯克阿什默特的处置，体现了朝廷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官员犯罪，网开一面的特殊照顾。乾隆在谕旨中说：“至阿奇木伯克阿什默特，虽有干涉，若众人不行首告，即毋庸深究。”

七月，案件审理完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伊犁将军明瑞、乌什将军阿桂，联名向乾隆提交了结案报告，建议判处和阗原将军和诚，斩监候，待秋后处决。

乾隆认为，明瑞二人对和诚的量刑过轻，不足以警戒他人。乾隆立即谕令军机大臣：“和诚系特简和阗办事大员，似此贪婪败检，大干法纪，实出情理之外。可传谕明瑞等，将和诚即在该处正法示众，并传谕回民等知之。”

乾隆处置完了和诚，觉得此事的发生，叶尔羌办事大臣额尔景额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随后又补发一道谕旨：“和诚向日举止不端，额尔景额未免为之姑容，着传旨申饬。”

事后，乾隆也对此事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认为和诚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贪污贡玉、向民间索取钱财，除了缺乏有效监督外，同属官员之间互相轻视、彼此不相往来，也是重要原因。此次深刻而又沉痛的教训，令乾隆茶饭不思。

乾隆在用朱笔记下的朱谕里写道：“和诚在和阗隐匿应贡之玉，又重利盘剥回民，亦经治罪正法，其明鉴也。大臣等，果能洁己奉公、约束下人、抚辑回众、毋令丝毫扰累，并正己率属，与同官和衷集事，将来年满撤回，必加恩擢用。然，大臣等，遇事往往彼此歧视，莫不相关，以博长厚之名。虽有见闻，概行容隐。若果能以国事为重，于同官有不法之举，即行参奏，则不肖之徒知所顾忌，何致滋生事端。着传谕各该大臣等，嗣后，有仍蹈覆辙扰累回民者，邻城一有见闻，即据实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