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官场互相排挤打压

乾隆四十六年（1781）八月，在和阗领队大臣职位上超期服役，并被乾隆下旨卸任回京另有任用的德风，在即将准备回京时，被乾隆打入大牢，听候处置。

原来，德风在接到卸任回京的谕旨后，甚为喜悦。朝廷官员来新疆供职，一般为“发配”，时间三年，而他在此岗位已经干了两届共六年。他揣测给自己打小报告并使自己在新疆多干一届的，一定是平日在玉石采办问题上，与自己意见相左的阿克苏领队大臣乌什哈达。特别是当听说接任自己职位的就是乌什哈达时，往日积怨和旧恨新仇，一齐迸发出来。

德风控告了乌什哈达。而乌什哈达也是当仁不让，揭发了德风在和阗任上的种种不端行为。二人的互讦一案，在朝廷闹得是沸沸扬扬。

德风的官场生涯一直风平浪静、一帆风顺。他是乾隆十七年（1752）的新科进士，十年后，即授予侍读学士。此后，科举出身的他，工作不断变化，职位不断升迁，先后就任“署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一等侍读、翰林院侍读学士、翰林院詹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安徽学政、殿试读卷官、盛京户部侍郎兼管顺天府府尹等职。

乾隆四十年（1775）九月，德风因属下顺天府县令福纲收受贿赂白银三千五百余两，而以失察罪遭到问责。此时，鄂忻在和阗领队大臣职位上已满三年，德风则被“加恩赏给四品顶戴，自备资斧，前往和阗换回鄂忻”。

德风在新疆一干就是六年，此次能够回京，还多亏了乌什办事大臣申保的举荐。申保在以《内地安民之道，以察吏为先》为题给乾隆的折子上，澄清了对德风的种种谣传和不实之说，称赞德风“颇能办事，能令回众感戴”。于是，乾隆依此下令，“乌什哈达接任德风为和阗领队大臣”，德风才有了回京的机会。

乌什哈达乃行伍出身，没有经过科举考试，属自学成才。无论是资历还是阅历、学历，乌什哈达都在德风之下。

乾隆三十四年（1769），乌什哈达才是一名护军校。著名的金川战役前，被提升至头等侍卫。因在金川战役中作战神勇、屡建战功，被乾隆授予正白旗蒙古副都统。

乾隆四十五年（1780）二月，乾隆令乌什哈达前往新疆阿克苏，任领队大臣，“驻扎库车办理事务”。但乾隆心里明白，科举出身的德风，与没有什么学识的武将乌什哈达，在办事风格和待人接物上，完全两类。所以，乾隆在给乌什办事大臣申保的指示中特别叮嘱：“乌什哈达更事未深，在办理贡玉等相关事宜中，德风与乌什哈达商酌办理。”

乾隆四十六年（1781）八月，在听说乌什哈达将到和阗供职后的第二天，德风给乾隆上了一道折子。他在折子中称：“乌什哈达收受阿奇木伯克的和阗子儿玉数块，由家奴带往内地售卖。”

乌什哈达当仁不让，随即也给乾隆上了一道折子，称德风在和阗采办贡玉中，“多派回民，私存玉石两千多块”，并在审理回民私藏玉石案中，“诈贼至二三千两之多”。同时，还揭发德风用办理贡玉银两，修缮衙署。

两人各说各的理，乾隆暂时没了主意。原本想于近期借调德风回京的事，也因此被搁置。

乾隆阅读二人的折子后，认为此事还是由新疆的官员自行处理为好。于是，乾隆决定：“德风暂不回京，绰克托、复兴秉公审办，毋得偏袒。”

绰克托，乌什参赞大臣，总理各回城事务。复兴，镶蓝旗满洲副都统。二人一文一武，表明乾隆对此案的重视和案件审理的公正性。

绰克托、复兴接手此案后，随即展开调查取证和询问当事人的工作。经过调查审理，二人给乾隆拟就了案件调查报告。

报告中说：“据德风供，存玉一千九百三十九块，系春秋两季贡玉结存，有印册为凭。关于在审理回民私藏玉石案中，诈贼二三千两之多，纯属道听途说。唯有用售卖贡玉银两修理衙署一事，尚且属实。查，乌什哈达家奴及伯克，并没有收受阿奇木伯克玉石数块之事。”

绰克托、复兴二人在调查报告中最后说：“和阗衙署年久失修，漆皮脱落，房顶开裂，有的屋宇逢雨便漏，修缮一下，实不为过。”

乾隆看过绰克托、复兴二人的调查报告后，也认为此案是二人互讦，“不过挟嫌诬捏，无甚关系，不可刻意寻求”。于是，乾隆传谕卓克托、复兴二人，“快速审完结案”。

此时，如果绰克托、复兴二人马上给乾隆写一个结案报告，这个案子也就了结了。可是，绰克托、复兴误会了乾隆的意思，以为乾隆将案件处理的权力交给他们二人，对此案就不会再过问了，二人在随后给乾隆的公务折件中，不再提及此事，这引起乾隆的极大不满和疑心。

乾隆在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写道：“昨绰克托奏折到时，朕以为必系审明德风、乌什哈达互控之事。及阅之，则系更换坐卡侍卫及补放伯克等无关紧要事件。绰克托于九月初一日即到和阗，于初四日始奏此事，数日之内，即可将德风、乌什哈达一案审明具奏。且复兴早到和阗，竟等待绰克托，延迟多日，并不办理，已令人不解。而绰克托到彼，又不即行审办，昨日折内并未奏及，有是理乎？绰克托、复兴必各怀意见，或袒护德风，或袒护乌什哈达，互相掣肘，以致稽迟不奏耳。绰克托、复兴着严行申饬。并传谕，速将德风、乌什哈达事审明，究系谁先起意，不得稍有掩饰。倘再迟延，必从重治罪。”

其实，对德风与乌什哈达不和的原因，乾隆早就心知肚明。二人出身不同，一文一武，在办理地方事务时，政见不同必不可免。但真正的原因，是德风看不起乌什哈达。一是乌什哈达没有经过正规的科举教育，系习武出身，头脑简单，脾气暴躁；二是乌什哈达系东三省人，京城汉官对东北满洲官人向来持有偏见和轻视。而乌什哈达也瞧不起德风，私下传言：一朝科举终身受益，不管你后天是天才还是蠢材，不提拔重用似乎就对不起你。自己是靠打仗拼命干出来的，没有我们，你们能踏踏实实地坐在衙门内里吟诗论道吗？

在等待绰克托、复兴审明具奏的日子里，乾隆已经将此案自行审结了。他的观点立场、是非曲直，已鲜明地体现在他给内阁的上谕中。

乾隆在给内阁的上谕中说：“据称，德风以乌什哈达系东三省之人，竟存轻视，凡遇一切事务，有意饬驳，而严词甚厉，以致乌什哈达不能隐忍，互相控揭。德风私动售卖玉石钱文修理衙署，拟以绞监候。乌什哈达留于边卡侍卫上，在乌什效力。”

同时，乾隆决定以发布上谕的形式布告天下，欲通过此事，对朝廷内外官员进行一次打破帮派体系、相互平等尊重、真诚和谐共事的思想教育。

乾隆在通谕中说：“德风、乌什哈达同城办事，何以不能和衷，挟嫌互控，成何事体，深负朕恩。此事究系谁先起意，借词妄控，屡降旨，令绰克托等确查具奏。今据奏，竟系德风遇一切事务，不肯为乌什哈达稍留地步，以致乌什哈达不能隐忍，始将伊动用卖玉钱文，并风闻数事，开列呈控。新疆大臣若皆如此，又何以做事。且为人臣者，在自己果有才能，而又得帮助办事之人，彼此和衷，自不致有掣肘。如自身才能不及，尤需帮助有人，何可轻忽相视，任意专擅耶。即如吉林之人，岂非朕之世仆乎？既受朕恩，即属一体臣仆。同城共事之臣，往往以此生嫌起疑，实属恶习，不成事体。”

在谈到汉族官员与满族官员和谐共事时，乾隆在通谕中写道：“皇祖圣祖仁皇帝（康熙）时，满洲大臣即有轻视汉大臣者，今尚无此等习气。乌什哈达系吉林之人，若果行事不循法纪，德风即应据实参奏。乃无故轻视其人，因嫌滋事，甚属不堪。朕办理事务，一秉至公，从不稍为偏倚，此天下所共知者。着将此通行传谕新疆将军、大臣等，办理诸事务，须和衷商榷，断不可似德风轻视乌什哈达为吉林人，以致滋生事端。”

乾隆刚刚处理完德风和乌什哈达的互控案件，绰克托、复兴的奏折就以六百里加急递到。二人知道皇上已经为此动怒，草草将查办案件过程又陈述一遍，仍没有说明谁最先挑起此事，以及事件的起因，乾隆甚为不满。

乾隆在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说：“本日，绰克托、复兴奏折，由六百里加紧递到，朕以为必系紧要大事，乃展阅时，仍系查奏德风、乌什哈达控告之事。绰克托乃历练之人，似此无关紧要事件，徒劳驿站，致烦朕虑，甚属糊涂，着严行申饬。至德风、乌什哈达互控，究系谁先起意，绰克托、复兴屡次折内并未声明，乃朕询问，始行查奏乌什哈达先控德风。而绰克托、复兴有意袒护德风，希图息事，是以含混具奏，甚属不堪，着严行申饬。”

乾隆看在德风亲兄德保（乾隆七年二甲进士，时任礼部尚书）的面子上，最终没有对德风处以绞刑，而改为终身监禁。

两年后的一天，刑部尚书喀宁阿面奏乾隆皇上，说狱中的德风已经“罹患重病，不能行走”，请求皇上批准德风保外就医。又说：“德风入监两个月时，其父病逝，妻子改嫁，老母年迈多病。每个月探监之日，老母均由其兄礼部尚书德保陪同前往，两年多来，甚是艰劳。”

乾隆这时才想到，德风囚禁已近三年，而其兄礼部尚书德保，从未在自己面前提及家中的变故及德风的狱中之事，“做事堪称勤勉实在”。乾隆动了恻隐之心。

乾隆四十九年（1784）闰三月十五日，乾隆给刑部尚书喀宁阿发了一道谕旨：“德风获罪监禁已逾二载。伊系文职，乃与乌什哈达忿争，互相讦奏，咎已难辞。又复动用库项，私盖官房，是以将伊治罪。然，究与侵蚀入己者有间，着加恩释放。钦此。”

德风出狱两个月后，因病重医治无效，病逝家中，享年六十五岁。

对德风的处理，乾隆事后觉得确实过重了,但人死不能复生，乾隆只能日后对其兄长德保更加关照和器重了。

乾隆四十九年（1784）八月十六日，乾隆曾令礼部尚书德保、吏部尚书刘墉、工部尚书金简一道兴建的辟雍，正式在太学内落成。乾隆颁旨：“明春举行临雍典礼，即临雍讲学，届时着礼部尚书德保、吏部尚书刘墉，一同陪侍前往。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