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乾隆对进献的态度

一、告诫停止互相送礼

乾隆元年（1736），此时由于乾隆忙于接手朝政，顾不上像请客送礼这样的琐事和小事，官员们之间的送礼之风又渐兴起。除州县官员给上司送礼外，多是司道府台给督抚大人送礼。礼品已不再是当地土特产品，而是涉及名贵华丽的珠宝玉器。

为此，有的官员以密折形式，向乾隆密奏官员之间的这种相互送礼的风气。

年仅二十五岁的乾隆，看到皇考世宗宪皇帝在位十三年来屡禁不止的送礼之风，在本朝又要继续下去，心存焦虑。自己是处世不深的二十五岁青年，而面对的又是满朝文武大员，有的甚至是辅佐过圣祖康熙皇帝的朝廷老臣。但乾隆在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上，还是表现出了政治家的老练和为人处世的老到，也表现出了作为一国之君应有的冷静和果断。

乾隆元年（1736）十二月，即位一年的乾隆皇帝，以生动的事实和形象的比喻，给官员们上了一堂自他上任以来的首次廉洁从政教育课。

乾隆在给军机处和礼部的题为《禁督抚受土宜》的上谕中这样写道：“朕闻近日督抚中，于属员馈送土宜物件，间有收受一二者，此风断不可长。夫吏治以操守廉洁为本，而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是以悬鱼留犊，前史著为美谈。而陆贽亦云：‘鞭靴不已，必及珠玉’，古名臣持身之谨恪如此。从前，州县陋规未革，所入本丰，即馈送上司，亦非尽剥削小民所得。自酌定养廉，各有定数，多者千金，少者数百金，仅足为养赡家口，延致幕客之资，安有余利交接上司？势必额外巧取，吾民身受其患。督抚为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馈送又不可少，层累递及，督抚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已不赀矣。且我皇考酌定养廉之意，原欲使上司下属，无丝毫之授受，则举劾悉出公心，无所瞻前回护。至督抚养廉之项，颇为宽裕，一丝一粟，不必取办于有司，而属员亦不得借端献媚。俾督抚得洁己秉公，尽察吏安民之职，如有暗中收受者，或经朕访闻，或被风闻参劾，必严加议处。”

乾隆朝，每逢端午节，只有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东等省有被允许呈进茶叶、绸、扇、香料等物的规定，其他省份一律不准呈进任何贡物。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朝廷又没有严格的律例规定，这种局面逐渐被打破，其他省份也纷纷效仿，在端午节前夕，呈进贡物。为此，乾隆对官场这种由来已久、根基深厚、难以摒弃的陈规陋习，异常恼火。

乾隆四十四年（1779）五月，乾隆给军机大臣写了一道上谕：“向来端午节督抚等并无进贡之例，唯两江、闽、浙、湖广等省所进土贡，有在端午节呈递者，如茶、扇、香、葛之类，并不随众同进。乃今岁各省督抚，亦复一例呈献，殊为非理。现已谕令奏事处，将山东、云南、贵州等省所进物件，概行发还，不准呈览。着传谕各省督抚，嗣后各遵向例，如有历年端午节进献土贡者，仍准照旧呈进。至向来并无土物进贡各省，不得踵事增华。”

二、痛惜进献劳民伤财

故宫乾隆花园内，有很多假山观赏石，其中巨型观赏石大多开采于北方地区，中小型的特殊观赏石，一般来自江浙一带地区。

对这些观赏性奇石，乾隆并未表现出特殊的兴致。在修建乾隆花园时，乾隆不主张将这些大型观赏石运至京城，认为此举劳民动众，实属荒谬。

乾隆十四年（1749）四月，乾隆听说总漕蕴著令属员在淮安河中挖掘巨型石一块，准备作为贡品，在修缮乾隆御花园时，供摆设之用。

乾隆闻此，立即给军机大臣写了一道上谕：“朕闻总漕蕴著，将淮安沙中所有大石一座，令山阳县知县雇夫掘起，用粮船运送，装载北上。似此累重之物，非轻便易携者可比，乃劳民动众，致令远近喧传，其举动实属荒谬。朕不知蕴著何以罔识轻重，一致于此。此事果否如此，黄廷桂何以不奏？着传谕两江总督黄廷桂，即速专差，查明所运之石现在何处，即于何处饬令停止。钦此。”

两江总督黄廷桂接到谕旨后，顿时感到困惑。他想，漕运总督蕴著虽然在我的地界上，但漕运总督是皇上的钦差，监督漕运总督蕴著的职能，应该是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分内的事。于是，黄廷桂急忙复信江南河道总督高斌，让他向皇上解释清楚。

高斌觉得此事确实是自己分内的事情，漕运总督、河道总督有互相监督的职能，前朝早有定制，皇上日理万机，可能忽略了。

高斌又一琢磨，这事我得查明奏报，因为这是我分内的事，但责任我不能承担。那么，这个报告怎么写呢？既得让皇上觉得我是在实事求是办事，而不是落井下石，又得让皇上觉得蕴著确实有他自己的人品问题，自己不是在有意推卸责任、栽赃陷害。

经过深思熟虑，高斌复奏乾隆皇上：“查总漕蕴著所办淮安河中大石，夫匠船只系发价雇运，尚非强索。惟指称进贡，远近传闻，声张多事，且为人举动轻浮，随口欺诈，喜听讹传，声名甚不安静。”

乾隆一开始就没想处置蕴著，进贡心意是好的，只是方式方法有欠妥当。高斌的复奏，让乾隆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三、饬禁各省督抚进贡

由于在官员进献礼物上没有明确立法，虽然乾隆屡发谕旨禁止进献，但都没有完全禁止。

立法管一世，口说管一时。乾隆虽然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也没能禁止官员进献之风，且使进献礼物进入了一个屡禁屡献的怪圈。

针对屡禁屡献、愈演愈烈的送礼现象，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月，乾隆以通知的形式，颁布了一道饬禁各省进贡的上谕。上谕首先说明了他收取少量礼物的本意。

乾隆在上谕中说：“向来各省督抚例进方物，如福建柑橘、荔枝之类，虽所产呈献，仍不外乎任上作贡之意。乃阅时既久，督抚等踵事增华，即有购觅古玩充贡者。其始因恭逢皇太后六旬、七旬、八旬万寿大庆，及朕六旬万寿，各督抚备物，以申忱悃，尚非过分。伊等逐习焉不察，于每岁万寿、年节，亦一例呈进。朕因其既已远致，不得不量收数种，以联上下之情。”

随后，乾隆对进献的礼物进行了评价，并对督抚提出规劝和忠告。

乾隆在上谕中继续说：“其实，内务府所藏古器珍玩，何物不有，岂借外间贡物，以为美观？且伊等进到者，仍充宴赉分颁之用。今积久愈多，又岂宜复令，日渐增益乎？朕简任封疆大臣，委以地方政务，惟视奉职程其殿最，岂因进贡衡其长短？即总督中，惟高晋不令属员代办，而伊所进贡品，亦不及他省，众所共知。朕因其平日实心办事，不愧封疆之寄，特加恩用为大学士，恩眷独优，亦众所共知者，不更可晓然于朕意之所在乎？乃伊等不能善体朕意，专以此为夸多关靡，甚无谓也。”

乾隆在上谕中，继续对古玩的性质，以及进献古玩可能带来的种种弊端进行耐心地解释和评说。

乾隆继续说：“古玩非布帛菽粟可比，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本非贵重之物。而一经各省购觅，市侩即从而高价居奇。其间自行售办者，固亦有之。而令属员代备者，恐或不免，并有以少报多，略领价值，以为逢迎结纳之具。此于吏治大有关系，不得不防其渐。至在京臣工，如王公及头品大臣，前因圣母及朕躬逢万寿，准其呈进庆祝贡品，今亦每年踵以为常，相率效尤，实所不取。且每逢节庆之前，发觉繁冗可憎，又何益乎？至藩司，尤系不应进贡之人，近亦有于陛见时，面为陈恳者，朕因业已加恩擢用，难以概行屏却，逐亦许其呈进略观，量存一二，究属非礼。又如，内廷翰林于年节书写诗册、诗扇及春帖子，恭进分所应然，又何必以购及古玩为事耶！至近日，人情渐趋于华，殊失淳朴之意。昨偶阅熊学鹏（广西巡抚，因办案失职，被乾隆革职抄家）入官物件，内有珠绣蟒袍，此必伊任巡抚时所办，或备而未进，或进而未收，俱未可定。此等费工价而不适于用，朕甚鄙之。”

最后，乾隆在上谕中告诫各省督抚：“嗣后，各省督抚，除土贡外，毋得复有进献。在京王公头品大臣，及内廷翰林等，亦一体遵照，并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乾隆详尽地叙述了官员为什么在土贡中夹杂着古玩一同进贡的缘由，为什么他不主张官员进献古玩珍宝，古玩到底是何物，他是以物取人还是以实干用人等等，字字恳切，句句真情。

话已至此，可有的官员仍旧熟视无睹，继续进献。谕旨发布的第二个月，长芦盐政西宁进贡一统樽等玉器十余件，宣德梅瓶、宣德玉壶春瓶各一件，均被乾隆驳回。当年年底，云贵总督图思德进贡滇玉玉器时，夹带旧玉碗、旧玉笔筒等件，也均被乾隆驳回等等。

尽管如此，多数督抚大人们对乾隆的训谕，还是有所震动，发布谕旨后稍微安静了一年，但从第三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初二日云贵总督李侍尧进献开始，包括漕运总督鄂宝、贵州巡抚图思德、四川总督文绶、广东巡抚李质颖、江西巡抚郝硕、浙江巡抚王亶望、陕甘总督勒尔谨、广西巡抚吴虎炳、山西巡抚毕沅、湖南巡抚李湖、直隶总督周元理、云南巡抚裴宗锡、山东巡抚国泰、福州将军永德、河南巡抚郑大进等，共进各种白玉、脂玉、青白玉、青玉、碧玉玉器，宋钧窑、宋龙泉窑、宋官窑、宣德窑、成化窑等瓷器，以及其他珍奇珠宝，共计三百余件。其中，还有注明“新出土商铜簋”的青铜器。

以上进献礼物虽然都被乾隆驳回了，但也有一件例外，就是云贵总督李侍尧进献的白玉松山耕织图，被乾隆颁旨，“此件收了”，而入了乾清宫。

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对官员进献的物品都一一过目了。对特别喜好的物件，还是没有抵挡住诱惑。物品只是被驳回，而没有处置意见，个别好物件，最终还是收了，原来通谕中所说的那些规矩，只能是一纸空文了。但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皇帝，在整肃官场作风、净化社会风气等方面，可以说已经是做得不错了。

四、痛斥官员旧习不改

饬禁各省进贡通谕发布后的第三年，即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到山东巡幸，各省督抚又各备贡折呈进，乾隆再次被这种屡禁不止的进献礼物之风激怒了。此时他能做什么呢，如果立法禁止官员送礼，这是否有悖祖上旧例和人之常情。属员一没渎职懈怠，二没贪污受贿，更没有刑事犯罪，只是送个礼就给法办了，实无先例可鉴。

乾隆此时唯一能做的事情，还是“通谕知之”。不过，因为官员们的屡教不改，使得乾隆过于生气和不满，此次连官员们送的土特产，也一概拒绝了。

乾隆在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说：“朕前岁阅视河工，临莅天津，督抚有远道进贡者，曾降旨通谕饬禁。兹因平定两金川，巡幸山东告成阙里，各省督抚呈递贡折者甚多，殊属无谓。朕銮辂所经，如本省大吏呈递方物，尚非过分。即各盐政、关差、织造间进绸缎等项，以备赏赉，亦属有因。乃各省督抚，竞相率远致珠玉、皮张、缎匹等物，为夸多斗靡之举，朕非但不喜，且觉其烦渎可憎。封疆大吏，朕委以地方政务，惟视奉职程其殿最，岂因进贡衡其长短。伊等何不知善体朕意，冒昧若此乎？所有此次各督抚呈进方物，已谕令奏事处，概行掷还，仍着传旨申饬。嗣后，遇朕巡幸，务恪遵此谕，毋得复有进献。将此通谕知之。”

皇上对进献立场的暧昧和态度的不坚决，让善于钻营的人找到了可乘之机。有的官员见皇上对玉瓷杂玩等物一概退回，就打起了制作更加奇特的物件进献送礼。

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时任广东巡抚的图萨布，因在审理一个人命案时，与两广总督孙士毅意见不合，遭到乾隆的训斥。正在郁闷和不开心的时候，正逢乾隆万寿节前夕。图萨布发现，近十多年来，各省督抚进贡的珍宝玉玩中，没有镶嵌金珠的物件，如在器物上镶嵌金银珠宝等，皇上一定会喜欢。

图萨布急忙派人到广州珠宝行定制了一批镶金嵌珠的物件，准备在乾隆万寿前夕呈进。七月，图萨布差人将此物件送往京城，呈献给了乾隆。

乾隆在阅看各省督抚贡折时，看到了图萨布呈送的这批镶金嵌珠的贡物，感到不满和惊讶。他在写给军机大臣们的上谕中说：“昨图萨布呈进贡物，内有镶金嵌珠等物，殊属无谓，已将各件全行驳回矣。从前遇有督抚呈进贡物，内镶嵌金珠等件，屡经降旨饬谕，不准再行进献。今图萨布又复以此呈进，岂任土作贡之道？况此等金珠物件，尤非雅玩器，尚可供陈设之用？实觉鄙俗可厌。图萨布何以侈靡相尚若此。着传旨申饬。嗣后，该督抚毋得再以此等无用之物进献。特此谕令知之。”

五、斥责官员代商行贿

职场上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形：能干的人，办事干练、大刀阔斧，不会瞻前顾后，工作中总会萌发出一些创新的点子，但往往说话过于直率、毛病也多，结果也往往是得不到上司的提拔和重用；而无能的人，办事按部就班、谨小慎微、瞻前顾后，工作局面就像一潭静静的湖水，做事往往让上司挑不出太大的毛病，结果却往往会得到上司的欣赏和青睐。乾隆皇帝就遇到了同样的职场问题。

乾隆四十一年（1776）初，淮关监督伊龄阿因工作真抓实干，遵旨承做的宫廷玉器，总能又快又好地完成，按时送往京城；关税岁收逐年递增，且工作有开拓创新，遂调任两淮盐政。

十月，军机大臣奏报，两淮盐政伊龄阿欲代苏州制玉商人任真，向皇上呈送玉器银两贡物等。

乾隆接到奏报后，大为光火，遂令太监鄂鲁里传旨：“伊龄阿来京面见！”乾隆随后又一想，为什么非要来京当面批评，浪费公帑，在哪儿不是批评。乾隆在朱批后面补充说：“不过，欲代商人呈进银两贡物，借以献勤讨好，所见甚为小气。伊龄阿不必来京，传旨严行申饬。”

乾隆认为，只是批评一下，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官场上的这种不正之风。他决定采取官员轮岗交流的形式，将伊龄阿调回淮关监督岗位。乾隆为此给军机大臣下了一道谕旨：“督抚两司婪索属员赃物，尚不多见，随时发觉，严行惩治。若盐政于商众，借公事为名，派索分肥，其事甚易。伊龄阿此次代商进贡玉器银两，必不能不派累众商，或竟因此从中染指。寅著人尚诚实小心，谅不敢稍存瞻顾。今调寅著为两淮盐政，伊龄阿调往淮关。”

寅著调任两淮盐政后，工作谨小慎微、业绩平平，虽没给皇上惹什么麻烦，但每年的玉器制作、盐政岁收，还是维持在原有水平，没有新的增长。而伊龄阿接替寅著就任淮关监督后，又回到了他原有的岗位，工作起来如鱼得水，遵旨承办的玉器和关务大有起色，乾隆甚为满意。

综合考虑后，乾隆决定把伊龄阿再调回两淮任上。

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月，乾隆再次传旨军机大臣：“两淮现有查办场灶余盐事宜，必须盐政悉心妥定章程，方能有益。而寅著人甚糊涂，遇事推诿，断非伊能经理。因念伊龄阿尚属能事，已降旨，仍调两淮盐政矣。”

人是调回来了，乾隆自然要为调回来的原因向大臣们做个交代。他说：“伊龄阿前在盐政任内，屡派商人多办贡物，伊出名呈进讨好，颇露高兴。朕所不取，又恐其日久累商，因将伊调往淮关，俾知改悔。伊在淮关两年，承办玉器及关务渐有起色。伊龄阿仍调盐政，务宜仰体朕悔成全之恩，痛改前非，勿萌故智，仍蹈前辙。”

乾隆单独找伊龄阿谈话，进一步警告他要认真总结经验，深刻吸取教训，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乾隆说：“若再不知悔改，断难逃朕之监察，必将从重治罪。”

与此同时，乾隆也没忘了在此向伊龄阿交代一下寅著这两年在淮关任上的工作“业绩”：“寅著调任盐政以来，每岁所进，仍与原盐政无异。是盐政办贡，惟取给于商人，而本任所得养廉，大率存留不动。所谓慷他人之慨，谁则不能？且惟以夸多关靡为事，日甚一日，长此安穷。商人行盐，固有自然之例，然亦当令其稍留余润，为盐政者，可不知计及乎？”

伊龄阿回到两淮盐政岗位，吸取教训，痛改前非，工作更加勤奋。

六、严惩进献大搞摊派

乾隆朝，由京外“八处”的织造、盐政、监督等官员负责监造的宫廷御用物品，费用由朝廷开支，年终统一结算。而这些官员逢年节给皇上的贡物，则用养廉银自办。乾隆也知道办贡的钱出自他们自己的腰包，所以每次除了象征性地“赏收”几件外，其余都返还了，其目的也很明确，返还的器物可以就地变卖，仍可以换回银两，以使这些官员们的养廉银不受什么损失。

可是，有的织造、盐政，由于掌管为朝廷置办御用物品的权力，随意支配商人为自己置办物件，牟取私利。在逢年节给皇上筹办贡物时，原本应由自己置办的贡物，转交商人出资办理，皇上退回器物时，变卖的银两也不退还商人，而是私自留存匿藏，如果没有被发现，就据为己有了。

乾隆五十八年（1793）正月，另有任用的长芦盐政穆腾额，在新年之际，为乾隆皇上筹办了最后一批玉器贡物，因为他已经接到轮岗交流到两淮盐政的调令，不久将赴扬州就任，扬州可是他朝思暮想的好地方。所以，穆腾额此次精心地为乾隆准备了一批玉器，包括“白玉万年福寿吉祥如意一柄、白玉天保九如山一件、白玉吉祥洗一件、‘乾隆年制’款青玉盖碗一对、碧玉笔筒一件、青白玉暖手二件”等。

对于穆腾额的贡物，乾隆按照以往惯例如数退回。但事后有人密奏乾隆皇帝，穆腾额呈贡的这些玉器，是由天津商人出资为其办理的。乾隆闻讯后大为惊讶，令军机大臣调查后复奏。

军机处的调查结果显示，穆腾额自上任长芦盐政后，即与当地商人打得火热，经常借公务之机，接受商人宴请，出入当地商人开办的豪华娱乐场所。几年来，令当地商人出资为自己置办玉器贡物，共花费商人白银二十五万两，只返还商人玉器折银一万六千余两。据穆腾额家人供述，这样做，一来可以节省养廉银的花销；二来玉器被皇上退还后，可以等日后升值，赚得一笔银两后，再将商人办贡银两退还。

乾隆接到军机大臣的调查报告时，穆腾额已经在去扬州上任的路上。乾隆急令“山东、江南督抚，即查穆腾额行抵何处，传旨将其革职拿问，解京治罪”。

乾隆在处理穆腾额借权向商人搞摊派这个问题上，没有追究穆腾额的生活小节。官员出入奢华娱乐消费场所，乾隆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你想禁也禁不住，朝廷不可能每天二十四小时派人盯梢。颁布谕旨禁止，更是一纸空文，禁献禁到自己快退休了，不是还没禁住吗？乾隆想得明白，只要你不做太过分的事情，不引起当地民人的愤怒和举报，御用器物和盐务税收都办理得妥当，为官一任也就算称职了。有一点生活小节问题，可以理解和不究。

乾隆针对军机处的复奏，颁了一道上谕：“穆腾额自到长芦盐政任后，令商人按次缴银，自办贡物，共缴银二十五万两。五十七年（1792）以前，并未将贡余发还，惟本年于交印之后，传商具领贡物，约值银一万六千余两。此事大奇，不料穆腾额竟敢如此。该盐政所进贡物，既令商人折银自办，则所办物件，俱多出自商人己资。乃呈进赏收之外，发回贡物并不给还商人，直至卸任之后，始行发还今年之数件，明系为掩饰地步，实出意想之外，不得不严行查办。穆腾额除此项借端侵用银两外，有无别项劣迹，着巴宁阿一并查明。穆腾额于九日起程，计此时尚未抵新任，着传谕山东、江南督抚，即查穆腾额行抵何处，传旨将其革职拿问，解京治罪。并询问穆腾额，今将每次贡物，何以令商人折银自办，及发还物件，何以并不给还商人之处，据实供明，先行具奏。”

谕旨写到此，乾隆还是有点不放心，又加了一句：“穆腾额起身后，恐事经发觉，自必心怀畏惧，该督抚等务饬委员，小心押解进京，毋致疏虞。”

乾隆将此事交巴宁阿办理。巴宁阿原为正蓝旗满洲副都统，穆腾额调任两淮盐政后，由其接替穆腾额的长芦盐政职位。穆腾额出此事后，被乾隆免去两淮盐政新任职务，改由巴宁阿调任。同时，巴宁阿还要负责调查穆腾额借权搞摊派事件。

经过调查，巴宁阿在给乾隆的调查报告中说，穆腾额令商人为自己承办贡物的银两，部分已经返还，剩余部分也正在筹划返还，并未查出据为己有的实证。而且，“所有运库，盘查无亏”。

乾隆见没有更多可以治罪的证据，最后“赏给”穆腾额这位宗室成员、屡获乾隆奖赏并就任要职的皇亲国戚，“圆明园拜唐阿”一职，调他到圆明园管理后勤杂务去了。

七、玉商控告办贡欠银

有一种情况，京外“八处”织造、盐政、监督等，在为朝廷在当地承做或置办玉器，由朝廷出资，当地玉商依照朝廷下发的玉器式样，挑选当地民间玉作坊的玉匠雕琢制作。当然，这些被朝廷认定的玉作坊，在当地是著名的玉作坊，汇集了当地制玉的能工巧匠。官员与当地玉商在办理贡玉过程中，有赊欠银两的不成文行规。一般是：一年借，二年还。尽管不合理，商人为了挣官府的大钱，也会默认。但有时欠银过多，被逼无奈，玉商也会上告朝廷，寻求公正。

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月，两淮盐政伊龄阿奉旨调回京城，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其两淮盐政职务，由原任淮关监督全德接替。

伊龄阿回京上任不久，扬州玉商江广达，代表当地数家为朝廷承造玉器的商人，状告伊龄阿拖欠商人银两的状子就递到了京城。状子称：“伊龄阿任内，去冬今春购买玉器等项欠账，约计银六十余万两，现各买卖人索讨。”

乾隆接到军机处转来的状子后，令刑部尚书喀宁阿调查，“据实禀报”。

据刑部调查：“伊龄阿于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由淮关监督调任两淮盐政。到任后，工作尚属勤奋实干。惟近两年，有购买朝廷玉器私欠银两六十余万两之事，而且在离任交接班时，并未向现任两淮盐政全德通报，实在不可理解。据全德称，伊龄阿赏借银两，有任意支取分发之嫌，且在交结工作时，并未提及此事。”

乾隆看过刑部的调查报告后认为，伊龄阿过去一直在内廷做事，忠厚老实，一向得到朕的信赖和重用，怎么会为六十万两欠银断送前程呢？乾隆令刑部，继续调查这批银两购买器物的去向，同时要伊龄阿据实交代。

乾隆在给刑部的调查报告回复中写道：“购买玉器等件，既系商办，朕沿途所收无几，其余若现在仍留扬州，即着据实开单奏闻，以便饬交全德，查明划抵公项。若已随带来京，及此外别有应行交纳之项，据实奏出归公，以备抵款。伊龄阿受恩深重，任意支发，公私拖欠，已难辞咎。若再不激发天良，尚有不实不尽，续经发觉，必将伊加倍治罪，恐伊龄阿不能当此重咎也。”

身为新任总管内务府大臣的伊龄阿，接到皇上的谕旨后，大为吃惊，深感冤枉，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他急忙复奏：“两淮向有赏借银两，各商每年领借，事有大小，用银不无多寡，均有原禀、原详，文案可查。其溢借商人银两，系众商办理庙工、船只、道路等项之用，由运司据情转详批准。至江广达等购买玉器，皆出自商众诚心。曾据江广达面禀，尚欠银六十余万两，因商众等会称，支用属实，始行批准给领。所有各项支借银两，俱有文禀可凭。因交代匆迫，未暇告知全德，实系疏略。谨奏。”

乾隆有点搞不明白了，不知道是刑部调查报告的结论正确，还是伊龄阿解释得对。乾隆对伊龄阿充分信任，毕竟伊是跟随他三十多年的老臣，平日办事诚心细致。但为秉公办事起见，乾隆还是决定进一步调查核实。

乾隆原本想将此事交给两江总督萨载承办。但考虑到萨载与伊龄阿是儿女亲家，有亲缘关系，办理此事必涉及双方利害关系，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理应采取回避。

乾隆在给刑部尚书喀宁阿的谕旨中这样写道：“此事前据全德奏到，竟似伊龄阿任意支发，又不与后任交代清楚，以致公私拖欠。今据伊龄阿复奏，批借银两，俱有案可查，且系随用随归，并不用具奏咨部。伊二人所奏互异，事关库项，不可不查询明确。若将此事交与两江总督萨载查办，该督与伊龄阿系属儿女姻亲，恐未免竟存庇护，应予以回避。江苏巡抚闵鹗元平日办事尚属持正，着传谕该抚，即速赴扬州，传唤总商，并提集运司衙门案卷，逐一清查，秉公据实具奏。伊二人究竟孰是孰非，毋得稍偏袒庇护。伊龄阿奏折，抄寄阅看。”

一个月后，江苏巡抚闵鹗元的调查报告送到乾隆的手里。闵鹗元在折子中说：“遵旨前赴扬州，将伊龄阿盐政任内各商领借各卷宗，逐一查核。两淮运库，从前陆续奉发赏借本银，共一百五十六万余两，例听商人随时禀借，按月收纳归款。遇有商人接济课运办公事件，均准借支，总不离借本之外。全德因借放银款，较之原本有溢，是以据实具奏，俱属因公起见。至伊龄阿，因商人办公动借正款，并不奏咨，实有不合，应请交部议处。”

这样的调查报告，似乎对伊龄阿并不利。按一般常规，借银六十余万两，且不据实奏咨，至少也要免职处分。可是，乾隆并不想处分伊龄阿，伊龄阿是目前任总管内务府大臣的最佳人选。且刚刚到任不久就被免职处理，有皇上选人、用人不当之嫌。

乾隆在调查报告上朱批：“此案伊龄阿任内，批借商人银两，俱有卷宗领状可凭，尚无挪移捏冒情弊事，伊龄阿于此事，竟属无过。惟据全德所奏，商人代办玉器一节，已将伊龄阿于本年南巡途次所进节次贡单，发交闵鹗元查对。除伊龄阿自有物件外，其商人代办之件，曾经进呈未收者，若伊龄阿已交还商人领回，则此时物件自在扬州。设或伊龄阿历任时，竟将物件存留带回，则伊有不是。着传谕伊龄阿，即将本年商人代办贡物，经朕驳出，有无带回京中之件，据实详细开具清单，明白奏出。”

刑部最终修改了调查报告，结论是：伊龄阿并未虚报银两，或私吞玉器变卖银两。凡是被乾隆驳出的玉器，都已送还扬州库内，等待退还商人。

乾隆对调查结果甚是满意，他在刑部最终调查报告上朱批：“伊龄阿具有天良，经朕加恩询问，自无丝毫虚提也。所有闵鹗元所请议处之处，着加恩宽免。至全德初到盐政之任，因商借溢额过多，举动未免过当。着将此旨并闵鹗元奏折，抄寄伊龄阿阅看，并传谕闵鹗元、全德知之。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