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初朝廷进贡制度

清朝初年，朝廷对属臣进献物品的范围，没有严格规定。各地官员每年进贡皇上的物品，多以当地土特产为主，有时也夹带一点金银珠宝之类的物件，但还没有破坏土贡的规矩。皇上往往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照单收了了事。

清朝，朝廷封疆大吏给皇上进献地方土特产，是清朝祖上定下来的规矩。外省的这些督抚大人们，将任务分摊到自己的属下，命令他们购买当地的土特产，然后自己再进献给皇上，已成为定制。

购买这些土特产的费用，自然出自属下自己的养廉银。督抚们将这些收上来的土特产，挑一些自己留用，已是不公开的秘密。属下们心里也接受这个传承下来的“规矩”，他们不会因为此事状告皇上，而丢了自己的前程。

大清朝，除了王公国戚、内外大臣进献贡物外，凡是臣服于大清的藩属国、地区部落，也有进贡旧例。他们进贡的目的，一是表示臣服于大清王朝的统治，二是表示对当朝皇上的尊敬和敬重。

当朝皇帝也会给来贡者送上丰厚的回赠礼物。顺治、康熙朝时，朝廷对外藩进贡，从次数、人数、路线、活动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定。

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吐鲁番部落首领阿布都拉，派贡使向大清国进贡。此次进贡，阿布都拉准备派出超过百人的进贡使团，除了进贡物品，还要携带充足的货物，沿途进行易货贸易。

顺治皇帝得此消息后，担心吐鲁番部落今后每年来人会不断增多，影响内地社会商业秩序，遂令理藩院尚书固山额真明安，转交他给吐鲁番国首领阿布都拉哈的亲笔信函。

顺治帝在信函中说：“尔吐鲁番国早识时数，贡赋维谨，今又遣使入贡，诚笃之意，实可嘉悦。念尔国远隔山河，跋涉不易，宜加赏赉，用劝忠诚。今遣使入贡，特赐尔缎三百三十八匹、绢七百二十三匹，以昭宠锡之意。自此以后，着五年一次来贡，进贡人员不得过百人，不许携带妇女。其进京人数只许三十人，其余留驻甘肃，俟来京进贡人归时，即令一齐出关，不得久留内地。至所带货物，许在京会同馆照例货市，不得沿途借端迁延骚扰。其进贡西马四匹、蒙古马十匹外，不必多贡，用体朕优恤远人之意。”

康熙四十六年（1707）十月，康熙皇帝长途跋涉，视察蒙古草原等地区。外藩诸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各率所属部落，进献马匹和骆驼，被康熙拒绝。

外藩诸王首领们全体跪地叩首说：“臣等祖父以来，受圣祖隆恩，抚恤豢养，俾各得其所已数世矣。逮及臣等，遭噶尔丹之变，父母、兄弟、妻子俱不能相保。蒙我皇上轸念，特遣大臣官员，将离散之人收养。又颁赏银、米、布、帛、牲畜等物，使永立生业，教之播种。比年以来，马匹蕃滋、衣食丰足、高厚之恩、万难仰报。今圣驾遥临边塞，巡视臣等生息，进献之物，倘能收纳，则仰沐洪福，嗣后，马匹愈加番盛矣。”

康熙回答说：“朕今教养尔等，人皆富庶，物尽蕃滋。尔等竭诚进献，朕心喜悦，即与收纳无异。嗣后，尔等其益勤生计，图维滋息，始副朕爱养之意。”

雍正即位后，从最初几年看，雍正在处理官员属下进献礼物的问题上，也显得矛盾重重。从他个人本意看，他主张“安民察吏，荐举廉干”，极力反对这种“重烦吾民”的不正之风。但真正处理这个问题时，又感到非常棘手。一是皇考康熙六十年来，虽多次颁旨停止进献，但最终也没有禁绝送礼之风；二是进献的物品大多用来赏赉臣僚，一旦完全停止进献，皇上将“无以联上下之情，而不合于圣祖之政”。

雍正在处理官员送礼这个问题上，多以“正己教人”为主，一般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虽然在位只有短短的十三年，但在禁献方面还是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和贡献。

乾隆朝，朝廷在进献、进贡方面，依旧没有什么新的举措。

从乾隆十年（1745）开始，地方官员已经不满足呈送土贡，金银珠宝类的贡物越来越多。特别是玉器等贵重器物，有的一次进贡几十件，已经不分该官员是否在玉石产地做事，只要是皇上喜好，他们都能够想办法弄到。

虽然乾隆三令五申，禁止进献玉石珠宝类的物品，并将大多数贡品驳回，但终因没有形成制度法律，使得这种严重败坏官场风气、影响官员公平竞争、动摇吏治体制根基、滋生官场势利小人的态势，始终没有被制止。

乾隆皇帝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对金玉珠宝等有特别的喜好，宫中御用器物是有清一代中最为华美珍贵的。但他反对王公大臣们进献此等珍玩，在这一点上，乾隆继承了祖上确定下来的规矩，而且处置此类问题，也比先祖们更为严厉。

对皇室成员进贡，皇上一般不会白要，往往要将进贡物品折成银两价值的物品回赠。一来表示皇上不缺任何东西，既然收了馈赠的物品，也不会白要，回赠的物品一定让送礼者满意；二来表示皇上对皇室成员的关心、体恤，以显示皇恩浩荡。

乾隆三十二年（1767）正月初八，正逢春节前夕，贝勒衔鄂兑泰从自己的收藏宝贝中，挑选了玉盘、玉碗等共十三件玉器，作为节日礼物，进献乾隆皇上。

总管内务府为此请示乾隆皇上：“据理藩院文开，贝勒衔鄂兑泰恭进玉盘、玉碗等玉器十三项。内有定价者照例作价，其无定价者，交买办副催长索往估价。该项玉器十三件，共作银二百六十二两。应折给官用缎十匹、缎十匹、宫绸十一匹、粧缎九匹。照例折赏缎匹外，臣等遵旨酌拟，再加赏官用粧缎一匹、蟒缎一匹。可否加赏之处，理合请旨。为此谨奏。”

乾隆在来文上批示：“知道了，准其加赏。钦此。”

这种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华送礼风俗，不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还是旧有的人情世故，抑或是本就应该彻底摒除的人类陋习。总之，到了清代，这种文化还是在延续着，尽管历朝皇帝都在努力禁止，但它还是在中华大地这片沃土上，滋生、繁衍，并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