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玉石大量进京

一、八万斤玉石进京

大清朝廷平定准、回二部后，新疆玉石得以大量开采，但也引发了一系列涉及官员私采、受贿玉石的腐败案件。仅乾隆四十三年（1778）一年，在密尔岱山开采和官员犯案查获并可直接运往京城的玉石，就累计达到了八万余斤，成为乾隆晚年大量制作筵宴用玉餐具的重要玉石来源。

从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月开始，这八万多斤玉石分三十二批次运往京城。

十月十日，叶尔羌办事大臣复兴等奏：“拟将采获密尔岱山并各处查出应行解京之玉石，分作三十二批，每批二千五百斤运送。从即日起，起运头四批，共计八十一块，重一万斤，解送到京。除交造办处查收、恭请御览外，理合奏闻。谨奏。”

十月十九日，起运三批次，共七千五百斤；十一月十七日，起运五批次，共一万二千五百斤；十二月二十七日，起运六批次，共一万五千斤等。

官办玉石的进京路线，仍旧走朝廷制定的官道，即，叶尔羌—肃州—甘肃嘉峪关—陕西潼关—山西汾州、永宁州—直隶涿州、良乡—京城。

运送玉石的交通工具是用牛车，每日行走不到三十里，异常艰辛。

乾隆四十六年（1781）正月三十日，走了近十五个月的头四批次玉石，运抵直隶。

乾隆急于想看到这些玉石，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派人去直隶总督府，询问玉石在直隶省的运送情况。

直隶总督袁守侗解释说：“四十五年（1780）十一月三十日，据内邱县禀报，叶尔羌解京玉石抵境。十二月十六日，运解玉石行抵正定，当即委员护送前进。”

乾隆对袁守侗的解释不满意。乾隆说：“内邱、正定等处距京不远，道路又甚平坦，行走自应迅速，何以至今俱未解到。”

袁守侗回称：“用牛驾运送玉石之车，日行二三十里，已于四十六年（1781）正月二十二日护送至涿州，即日内可抵良乡。”

乾隆对袁守侗的解释仍旧不满，并颁发上谕：“涿州至京不过两站，今已越七日，尚未见此项玉石运到，是伊所奏牛车日行二三十里之说仍未明确，实为外省相沿陋习。着传知袁守侗，务即催运赶到，毋迟。沿途仍小心防护，毋致疏虞。钦此。”

由于八万斤玉石解送进京，数量大、批次多、持续时间长，在引来沿途路人百姓围观的同时，也让窃贼惦记上了。

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月初九，陕甘总督福康安奏报：“叶尔羌运送之第二十六批次玉石，在泾州地区部分被窃。”

案件虽然很快破案，偷窃玉石之人海生莲也被绳之以法，但依照清代官员问责的有关规定，朝廷要对此事件的相关责任人做出处理。

经奏请乾隆皇上批准，将疏防之护都司千总马国泰、泾州营把总范璜革职，交刑部议处。

此事在护送玉石的官员们中引起不小的震动，大家从该事件被查处的官员中，吸取了深刻教训，在以后运送玉石的过程中，安全第一、严防死守，此后未再发生类似的玉石被窃事件。

二、最大一次贡玉

乾隆五十六年（1791）四月，从新疆和阗、叶尔羌等地一次进京玉石大小五千五百八十五块，创历年之最。但有五千一百三十六块“属无用，难以成做活计”的五等玉石，而交由广储司银库收贮，剩下的四百四十九块玉石中，二等玉一百五十五块、三等玉二百块、山料玉五十块，共计四百零五块。其中，能够马上画样承做玉器的只剩下四十四块。

由此可以看出，到了乾隆晚年，新疆贡玉的玉石质量已经大不如前，官方大量开采加上民间私采，已使新疆和阗等处好玉数量锐减。这仅有的四十四块可以马上承做玉器的玉石，乾隆谕令交京外“八处”承做玉器。

这一年的四月十八日，军机大臣奏明：“叶尔羌、和阗等处送到采获大小青白玉子五千三百九十二块、大小山料玉一百九十三块，共计玉石大小五千五百八十五块。奴才率启祥宫员外郎福庆、金江等，按件逐细查点数目，俱属相符。其内有堪可成做活计玉四十四块，查其形式，俱于本玉上画样，恭呈御览，如蒙允准，分发各盐政织造成做。”

军机处随奏报附上造办处拟做玉器派活清单：“拟交两淮盐政全德成做玉六块，内一块做凫鱼壶一件、一块做双环瓶一件、一块做宝月瓶一件、一块做双管瓶一件、一块做象耳瓶一件、一块做汉瓶一件；拟交苏州织造征瑞成做玉八块，内一块做文王鼎一件、一块做英雄合卺觥一件、一块配做杯盘壶各一件、一块做汉瓶一件、一块做苍龙觥一件、一块做双环瓶一件、一块做云龙洗一件、一块做马一件；拟交长芦盐政穆腾额成做玉三块，内二块做册宝四份、一块做牛一件；拟交杭州织造基厚成做玉五块，做宴盘十件，余玉做轴头四对；拟交江宁织造同德成做玉六块，做宴碗十二件，余玉做轴头六对；拟交凤阳关监督刁玉成成做玉七块，做宴碗十件、宴盅一件；拟交九江关监督福昌成做玉四块，做宴盘四件、宴碗三件、宴盅二件；拟交淮关监督董椿成做玉四块，做宴碗七件、宴盅一件；交如意馆成做玉一块，做苍龙觥一件、扳指一件。”

此时，八十一岁高龄的乾隆，玉器欣赏重点已转向青史留名的玉宝、玉册，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一般玉器物细致查验，逐项审核，只是以“知道了”，回复了事。

三、回族贡玉

新疆地方少数民族部落进贡朝廷玉石，可以追溯到清以前。但当时的玉石进贡，不是朝廷委派官员采办玉石，而是地方部落首领为表示对朝廷的敬重，而送上的礼物，数量也非常有限。

大清定鼎中原后，新疆当时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没有马上向大清朝廷进献贡物，他们不知道大清朝的江山是否能够稳如泰山、天长地久。

在观察了一年后，二部落的首领们认为，大明政权确实已经穷途末路、日落西山，遂于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二十六日，以“表贺平定燕京”的名义，向大清朝廷进献了第一批玉石。

顺治皇帝命内务府，“查收贡物，将贡使安顿馆驿，加意抚恤，以称朝廷柔远至意”。

第一次批量到京的贡玉，是在平定准、回二部后的第二年正月。这个月的十五日，太监胡世杰收到新疆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运送而来的青白玉大小一百二十块，放置在造办处库房前的空场。

乾隆亲自前往查看，甚为喜悦，并对身边的造办处官员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说：“着交如意馆选用。”

如意馆的玉匠们，将此批玉石分为三个等次，这是清代宫廷玉石分类设等的雏形。最好的三十五块，较次之的二十三块，选剩下青玉六十二块，共计一百二十块。

造办处员外郎白世秀，再次请来乾隆验看。乾隆看后当场表示：“将大小青白玉石子三十五块，留如意馆；青白玉大小二十三快画样，交苏州织造安宁带往成做；其选剩青玉石子六十二块，交内务府银库收贮。”

从中可以看出，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时，用好玉料制作玉器的任务，还是留在宫内。即便是最低等次的玉石，乾隆也不会丢弃或随便赏赐，而是作为财富，放入存贮金银珠宝的广储司银库。

回疆第一次正式批量进贡玉石，乾隆甚是高兴，除恩赏押送玉石进京的来者外，还指示如意馆，将分配给苏州织造的这二十三块青白玉画样，批准后，再交由苏州织造安宁带往苏州承做。

如意馆领会乾隆的心情和感觉，专挑乾隆平日喜欢的器型画样，特别是还画了一件“回民进宝”陈设，以表示新疆部族对朝廷的顺从。

这二十三件玉石共画得：“回族进宝”陈设、拱璧、圭、碗、荷叶洗、山高水长陈设、汉瓶、鸠、月斧、骆驼、马暖手、异兽、松鼠暖手等。其中，拱璧三件、圭三件、汉瓶二件，均刻“大清乾隆仿古”款；碗二件，刻“乾隆年制”款。

画样和木样呈送乾隆御览后，乾隆令太监胡世杰传旨造办处：“俱照样准做，着交苏州织造安宁带往，细致里成做。钦此。”

四、贡玉进京路线

汉唐时期内地通往西部的交通线，即今天所称“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丝绸之路是广义的载体，它既是军事路线，又是联系东西方经济、文化和宗教等的交流路线。

汉唐时期的玉石之路，实际上是这条交流路线上的某一区段。汉唐从于阗运玉石至内地，在新疆境内经行路线主要有三条：一是自于阗东行经昆仑山北麓的汉代西域北道；二是于阗北行沿河，至天山北麓的汉代西域北道；三是于阗向西绕行今喀什，至汉代西域北道，然后再转至楼兰道和伊吾道至内地。由于受史料的限制，很难断定汉唐时期新疆玉石运往内地，是经由上述哪一条路线。

从明代开始，新疆玉石运往内地的路线已经基本确定。特别是到了乾隆朝，朝廷每年春秋两季（乾隆晚年改为一季）从叶尔羌、和阗等地区置办玉石送京，有一条进京的“官路”，途经今天的新疆、甘肃、陕西、山西、河北等省份，共分为六个主要站点。

第一站，嘉峪关。嘉峪关是大路总汇之区，也是进京的必经之路，朝廷在此设立关防重点守护。

嘉峪关关楼，位于嘉峪关市西南隅的嘉峪山麓。这是一座古老巍峨的关楼，象征着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万里长城的终点，就在这里。

其北侧有合黎山、马鬃山，南面有祁连山，其间夹着一条狭长的戈壁滩，古“丝绸之路”即从这里通过。

由于嘉峪关扼居咽喉要道，地势险要，因而又有“天下雄关”的美誉。所以，清朝派重兵在此把守，查验过往路人。其中，严防不法商贩将西域玉石偷运内陆，也是守卡官兵的重要职责和任务之一。

第二站，肃州。肃州是古代称谓，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的西端，即今天的甘肃省酒泉市。

清代，肃州是商人买卖玉石的地方，但周边大片地区是荒郊戈壁，土地辽阔，千里无人烟。从新疆运往内地的玉石，无论是官运，还是私贩，都要从这里经过。为此，朝廷在肃州设置关卡，查验过往路人。

第三站，凉州。这是甘肃省境内的最后一站。凉州是古代地名，即今天甘肃省西北部的武威。它地处河西走廊的东端，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史有“四凉古都，河西都会”之美称，自古以来就是“人烟扑地桑柘稠”的富饶之地。

出了凉州，主要是沿着古长城一带行走。进入陕西后的首站是陕西长武县。

第四站，潼关。潼关历史悠久，闻名遐迩，史上曹操为防关西兵乱，于建安元年（196）在此始设潼关。潼关也是大路总汇之区。

清朝不断扩建潼关，使其北临黄河，南跨凤凰、麒麟二山，东至东西大路临黄河南延上麒麟山，西至东西大道靠河南沿上象山，并设置六个独立城门，每个城门有两个洞，进出有序。

潼关是陕西的东大门，地处陕西省关中平原东端，位居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是连接西北、华北、中原的咽喉要道，有“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之称，是进京的必经之路。

第五站，渭南县。陕西渭南县，即今天的陕西渭南市。清朝政府在渭南设八县一州一厅，渭南县是其中之一。

渭南县地处陕西省东部，东濒黄河，西临西安，南倚秦岭，北接延安，是陕西省和西部地区进入中东部的必由之路。渭水横贯其中，是八百里秦川最宽阔的地带，素有“三秦要道，八省通衢”之称。清朝在此设立关卡，查验过往路商贾，从此进入山西。

第六站，汾州府。汾州，即今天的山西隰县。唐朝称汾州，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设立汾州府。清代朝廷贡玉由此进入直隶地区，直至京城。

五、私玉贩运路线

商人私自从叶尔羌、和阗地区采办玉石，除一小部分在当地或周边地区售卖，大部分要运到苏州等内地销售，这样才可以卖出好价钱，赚大钱。

为躲避朝廷所设关卡的盘问和查验，这些商人要冒极大的风险走小路。通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实践和探索，逐件形成了一条由新疆贩运玉石至苏州的“地下通道。”这条私贩玉石路线，基本是沿着城边小路行走，不能离城太近，以免被官府或关卡稽查官兵发现并查抄。但又不能离城太远，离城太远会给粮草补给带来困难。

私贩玉石的商人，在叶尔羌、和阗地区采办到玉石后，在当地回民的帮助下，就地装箱，或装入粗麻布袋，用骡马车驮运，运往内地。

私贩玉石人马出叶尔羌后，进入内地基本走以下路线：

沿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至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 、凉州（今甘肃省武威）边缘地带行走。这里地广人稀、空旷无垠，很少有官府的兵马出现，比较安全。

过了凉州，进入宁夏府中卫县，过河进入陕西靖边县，至吴堡县渡河，再进入山西绥德。绥德位于陕西省北部、榆林市东南部。

过了绥德，进入永宁，即今天的宁夏银川永宁县。但不经过城区，而是沿着古城墙边行走。从这里到汾州有两条路，一路是由黄河东岸进入山西境内，这是一条近路，但官府衙门较多，私贩玉石的车队不敢从这条道走；另一路是北路，从保德州过河，经由五寨等县又迤北进入杀虎口。

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境内、晋蒙两省（区）交汇处，北倚古长城，西临苍头河，为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一代雄关，地势险要。其东西两山之间形成一条三千三百米长的狭长走廊，自成天然关口，“走西口”中的西口，即是杀虎口。清朝，此关口已被废弃，无人把守，成为流民出走关外的必经之路。私贩玉石的商人车马队，即从杀虎口通过。

过了杀虎口，经由朔平进入汾州。这条路虽然较为绕道，但较前一路安全得多。

从汾州直接进入平阳，即今天的山西临汾市。这是山西的最后一站，从此进入河南。

由河南的灵宝、新安、偃师、商丘，经安徽省凤阳的宿州入境，再经过灵璧县，进入东北部的临淮关镇。

临淮属凤阳市，地处淮河中游南岸、蚌埠市东部，古称濠州，安徽四大名镇之一。从临淮至浦口，还要经过安徽定远县、滁州至江苏的江浦县等地，最终在今天南京市西北部、扬子江北岸的浦口登船，过地处秦淮河与长江交汇处、素有“六代豪华之地”称谓的江宁，经今天浙江省西北部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泗安，一路绕道到达苏州阊门。

阊门，即今天的江苏西中市，是贩玉商人要到达的最终目的地。

乾隆朝，阊门是万商云集的商业城，城外有吊桥通往码头，城内就是阊门至枫桥的十里长街，是典型的水陆城门。这里店铺林立，多达数万家，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居货山积，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是当时阊门繁华商业的真实写照。《红楼梦》在开篇写道，“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阊门也因此成为当时苏州的代名词。商人为此冒杀头坐牢的风险远赴新疆叶尔羌、和阗地区贩运玉石，其巨大的商业、金钱、情色诱惑，在此可见一斑。

六、官玉不得变卖

叶尔羌、和阗等地开采出来的贡玉，在当地即进行分类筛选，好的先期运往京城。而石性、绺道过多的杂玉，也要随后运送进京，不得流散在当地民间。

清政府平定准、回二部后，新疆运往朝廷的玉石“始成恒贡”，玉石的开采量逐年增加。于是，一些官员就将“不入流”的玉石筛出，就地变卖给商人或当地回民。

乾隆闻此事后，虽几次降旨饬禁，但因“天高皇帝远”，采获的玉石数量又很大，官员变卖次杂玉石的事情，仍时有发生。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二十日，乌什办事大臣、吏部尚书永贵，见当年采获的玉石高达十余万斤，其中次杂玉石就有七万余斤，将这些次杂玉都运往京城，费时费力，未免劳民伤财。于是，永贵给乾隆上了一道折子，建议将挑选出来的贡玉三万一千余斤，运往京城。余下的七万六千余斤杂玉，“六成招商承买，四成赏给回民”。

乾隆认真阅览折件后，当即在折子上批示：“其事断不可行。发卖官玉，实开影射私玉之端。从前所办，本属未妥，永贵仍欲招商承买，官为变价，是未知去弊根源也。前已屡降谕旨饬禁，永贵此奏自尚未接奉谕旨，着再传谕永贵，所有变卖官玉一事，即着永远停止，并不许丝毫透漏。其未奉节次谕旨，以前或将零星玉块赏给回民，即不必复行查追，致滋烦扰。钦此。”

乾隆四十年（1775）左右，买卖玉石可以赚大钱，已经成为朝廷官员和内地商人心目中的共识。他们不惜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从事着朝廷明令禁止的私贩和买卖玉石的活动，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大捞一笔，或作为升官的贿赂金，或一生享受荣华富贵，从此“金盆洗手”，颐养天年。乾隆的三令五申，对他们而言，已经不重要了，从而引发了诸多震惊朝野的玉石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