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观音佛像

乾隆继承了皇父雍正的信奉，对藏传佛教尊崇笃深、信奉不移。

乾隆对观音佛像研究很深，什么样的观音配什么样的座、安什么样的背光、糊饰何种纹饰的背纸，都能娓娓道来，可谓句句在理、字字在行。

乾隆十五年（1750）三月十二日，造办处找出前朝旧藏白玉观音一尊。因制作时间较长、存放保管不当，观音下衣摆已有缺损，但仍不失为一尊玉料考究、制作精良的白玉观音造像。

当天，乾隆在观赏过这尊玉观音后，令太监胡世杰到造办处传旨：“将观音上缺处，着姚宗仁收拾好。再照静怡轩现供观音龛样，配龛安供。钦此。”

没过两天，乾隆又改变了主意，琢磨着配龛不如配莲花座，观音身后再安一背光，这样观音造像更显得光芒四射、光彩照人。

三月十六日，乾隆令太监胡世杰给专司此事的员外郎白世秀传旨：“白玉观音不必配龛，着配莲花座，上安独扇屏风背光。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

员外郎白世秀认为，雍正皇帝对玉观音有较深的研究，当时的观音造像设计更为美观大方。白世秀自认为经验丰富，他交代属下，用紫檀木、楠木料，精心设计制作样品，一切纹饰装饰均要照雍正皇上喜欢的样式承做。

白世秀低估了乾隆皇上的专业水准和欣赏水平，他哪里知道，此时乾隆早已成竹在胸、自有打算。

乾隆看过白世秀送来的样品，对前朝时期的观音造像装饰，并不满意。他令太监胡世杰传旨：“背光照样准做紫檀木边、楠木心。前面糊藏经纸，中间画鸟丝，鸟丝外画宋花边，中间写御笔字，后面亦糊藏经纸，着董邦达画画。其莲花座，着雕出莲花瓣内勾金道。钦此。”

这次白世秀谨慎了许多，为避免做了再改的无用功，他先将董邦达画的着色背光纸样呈送皇上御览，看看乾隆在此上还有什么新的设计方案。

果然不出白世秀所料，乾隆也是一面设计一面修改他最初的设计方案。针对董邦达画的着色背光纸样，乾隆要求白世秀“大线着染紫色，小线着染蓝色。北花纹着画绿色宋花边”。随后，乾隆再下旨，“着做雪花锦垫一件”。

五月初七，员外郎白世秀、司库达子，将白玉观音一尊，配得独扇屏风背光莲瓣座、雪花锦垫，交由太监胡世杰呈送皇上御览。

乾隆对承做的御用物品观察很细、要求很严，可以说近乎苛刻。他对此次承办的活计基本满意，但还是提出了批评意见，并以谕旨形式下发：“此垫子做得不好，暂且供着，再做锦垫一件，要五分厚。钦此。”

雍正朝遗留下来的玉观音佛像，有的佛头上的头发不是刻的，而是画上的。乾隆对此种设计样式并不喜欢，他追求的玉雕人物要有整体感，不应该在玉雕人物上人为装饰。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初二，造办处交太监胡世杰一尊雍正朝制作的白玉观音，观音头上染有青发，并随白玉背光、白玉莲花座紫檀木座各一件，呈送乾隆皇上御览。

乾隆见佛头上的头发不是刻上去的，而是后染的青发，对此甚为不满。乾隆要的是“真实”的头发，他遂下旨：“着将佛头上青发擦去，在白玉上做发。钦此。”

清朝宫廷殿内供的玉佛，一般都在百十斤重，而且所挑选的玉石材料，最终还要乾隆皇上亲自确定。

乾隆三十四年（1769）三月二十四日，乾隆令传旨，准备制作一尊文供玉佛。他请造办处派人到广储司银库挑选玉石，并照圆明园清漪园、清可轩殿内的文供佛样承造。

三月二十五日，造办处从银库挑得青玉二块，一块重一百一十七斤，一块重九十二斤，并由如意馆画得文供佛纸样一张，交太监胡世杰呈览。

乾隆御览后令太监胡世杰传旨：“照样准用重九十二斤青玉一块做文供玉佛。钦此。”

除了有与底座整体雕琢的玉观音像外，单独雕琢的玉观音像需另配紫檀木座。一般有两种木座：一种是莲瓣背光座，另一种是雕花背光莲花座。乾隆比较喜欢前者的莲瓣背光座，不喜欢后者的雕花背光莲花座。

乾隆二十五年（1760）七月二十五日，造办处转呈乾隆两尊玉观音，一尊是白玉观音，随紫檀木莲瓣背光座；另一尊是青玉观音，随紫檀木雕花背光莲花座。乾隆欣赏后，令太监胡世杰到造办处传旨：“将青玉观音，照白玉观音莲瓣背光一样，配做背光，安在莲花座上，其雕花背光拆下，做材料用。钦此。”

乾隆朝，玉观音也被皇上用来赏赐用，一般不赏赐给朝廷大臣官员，而是藩属国国君或特定地区的部族首领。

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二月，两广总督孙士毅平定安南国（今越南）叛乱后，原国王黎维祁被废黜，乾隆下“降恩谕，封阮平为安南国王，并赏玉观音、玉如意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