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赏赐

一、赏臣下

乾隆一生很少用精美的御用玉器作为赏物赏赐臣下，因为御用玉器为皇上专用。它既是身份地位的显示，又是皇权的象征。但乾隆登基伊始，在他对玉器还没有形成完整、成熟的认识之前，也曾批准属下将一些不太好、质量下乘的玉器，赏赐给内务府官员，以鼓励他们倾心尽力地为朝廷做事。

乾隆元年（1736）二月二十五日，总理事务兼管内务府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学习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和硕和亲王弘昼、领侍卫内大臣兼内务府总管事务果毅公讷亲王等联名上奏，请求皇上将广储司六库所存“年久不堪应用之物”，变价或赏赐。

乾隆批准了他们的请求，除了将玉花瓶、玉杯、玉砚、玉盒、玉牌、玉笔筒、玉香炉等一百二十五件玉器变价外，还批准赏赐了所谓“不堪应用”玉器共计一千七百九十八件（套），主要有玉花瓶、玉杯、玉香炉、玉砚、玉人、玉兽、玉磬、玉壶、玉笔筒、玉板、玉笔架、玉碟、玉扳指、玉镇纸、玉炉顶、玉别子、玉牌、玉戒指、玉罐、玉套环、玉圈等。

上述玉器赏赐给了内务府的大小官员。它们是明代以前，或明代，或顺治、康熙、雍正朝的玉器，其中数量较多的品种有：玉花瓶二百二十二个、玉钩二百零七个、玉套环一百九十四个、玉杯一百六十九个、玉扇坠八十三个、玉罐六十七个、无盖玉壶六十四个、玉盒五十二个、玉香炉五十一个、玉鸟兽五十个、玉炉顶四十个等。这是乾隆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大规模的用玉器赏赐内廷官员。

到了乾隆中晚期，由于新疆贡玉源源不断地送进京城，京内外各处承做朝廷玉器都“比学赶帮、力争上游”，因而，朝廷玉器数量明显过剩。当时除了变卖一批用于补贴内廷开销外，也拿出很少一些玉器作为赏赐臣下用。

有些玉器上，有特为皇上或皇室专门制作的文字或符号等，如“福”、“禄”、“寿”、“禧”等字样，如赏赐用，就要将这些字或符号去掉后才能赏用。

乾隆五十一年（1786）三月二十八日，乾隆令造办处找一些如意呈览，并准备挑一些作为赏赐用。当日，员外郎五德、库掌大达色、催长金江等即呈上“嵌玉三块紫檀木刻字圆杆如意十一柄”。木圆杆上多数刻有“福”、“寿”等字样。乾隆令来人“将如意上字刮去，交刘秉忠做赏用”。

二、赏西藏

历史上，西藏作为清朝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其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高官，像其他清朝地方官员一样，也常得到乾隆皇帝赏赐的宫廷物品。赏赐的物件多以珠宝瓷玩为主，很少有玉器，即使偶尔有赏赐，也多是一两件，可见乾隆对玉器的珍惜贵重程度。但是，在赏赐达赖喇嘛物品时，却完全不同，排在赏单的头一两件总是玉器，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对达赖喇嘛的尊重和对西藏地区的关注和重视。

乾隆三十九年（1774）正月初二，西藏僧侣受达赖喇嘛的委托，进京朝贡。乾隆令军机处转交达赖喇嘛“白玉观音一尊”，作为赏赐物品，而当时赏赐班禅额尔德尼物品中却没有玉器。

乾隆赏赐班禅额尔德尼的物品比达赖喇嘛的要少，一般赏达赖的物品中有玉器，赏班禅的则没有。但也有个别时候，乾隆也赏赐给班禅玉器。

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初二，乾隆让造办处从茶房找来一件青白玉碗，令“照宁寿宫团圆桌上现设玉碗之金玲珑托座一样配座，得时赏班禅额尔德尼”。

正月十二日，造办处将玉碗照宁寿宫团圆桌上玉碗之金玲珑托座一样，配得合牌托座样呈览。乾隆审阅后，令“照样准做”。

三月初六，造办处将做得的金托座呈览。乾隆看后，令传旨“交如意馆刻‘大清乾隆年制’款”。

三月十八日，造办处将刻得“大清乾隆年制”款的青白玉碗和金托座，一并呈送乾隆御览。

乾隆仔细琢磨着这件即将赏赐给班禅的玉器，玉碗上有款，而金托座上没款，将来时间长了，这金托座还不知道是谁赏赐的呢？乾隆一般赏赐给朝廷大员或皇室贵戚或外藩首领器物时，可没这么费心思，最多在器物本身上刻年号款，一般不会在座上刻年号款。但西藏可不一样，地处边远，民族、语言、宗教、文化等都与内地有较大差别，朝廷要对他们给予特殊的厚爱和关照，要让西藏教领们与朝廷中央政府保持密不可分的联系。

于是，乾隆令太监鄂鲁里传旨：“将金托座上亦刻‘大清乾隆年制’款。钦此。”

不但如此，第二天，乾隆又“赏班禅额尔德尼玉观音一尊（随龛）、青玉双环樽一件”。以示对西藏地区的厚爱和特别重视。

赏赐西藏的物品，乾隆要亲自下旨配箱，用黑毡马皮包裹运送，以示隆重。

乾隆二十五年（1760）正月初三，奏事总管王常贵到造办处对催总六达子说，乾隆有旨：“赏赐公班第达青玉鳌鱼花插一件等，着交造办处配箱盛装，棉花塞垫，黑毡马皮包裹，发报。钦此。”

乾隆赏赐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西藏首领的朝廷玉器，并没有一定之规。有时乾隆觉得新做的玉器有比较可心的，就会拿出几件赏赐达赖、班禅等人。而这种情况在满汉大臣们中，是极少出现的。可见乾隆对中国边远地区西藏政教首领们的重视与厚爱。

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一月初十，两淮盐政伊龄阿送到最近刚刚制作完成的青白玉如意十三柄。乾隆一向对玉如意厚爱有加，特别是这种颇费玉石原料的整雕玉如意（因浪费玉石材料，于乾隆晚年下令“禁止制作”），在乾隆的玉如意谱系中，更是不多见。

此时，乾隆还是令太监鄂鲁里传旨：“玉如意十三柄内三柄，交王成赏达赖喇嘛二柄，班禅额尔德尼一柄。其余十柄换珊瑚珠回头穗收贮。钦此。”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二十七日，乾隆又令军机处传“赏达赖喇嘛碧玉如意一柄”。

乾隆晚年，用玉器赏赐西藏宗教领袖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多，乾隆皇帝对祖国边陲西藏日益挂念，对当地宗教领袖们如何精心治理藏区、使藏区黎民百姓早日摆脱贫困、过上富足生活，甚为关心和牵挂。此时，远在内地的乾隆，只能用赏赐来抚慰他内心的这种担心和忧虑。

乾隆五十五年（1790），适逢乾隆八十大寿，此时，乾隆又牵挂起远在雪域高原的西藏民众。新年刚过的正月十八日，乾隆传谕军机处：“赏达赖喇嘛玉佛一尊，随小龛一座，碧玉如意一柄。钦此。”

乾隆五十七年（1792）正月初一，京城下了一场史上罕见的大雪，乾隆又想起在边远地区的西藏广大黎民百姓，连续下旨赏赐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玉器。此时，乾隆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藏区的这些宗教领袖们感受到朝廷的厚爱，以此来暗示他们要善待当地藏民，尽快摆脱边区贫穷落后面貌。

正月初三，乾隆令传旨军机处：“赏达赖喇嘛有盖玉碗一件、玉佛一尊（随龛）、碧玉如意一柄、永昌款玉碗一件；赏班禅额尔德尼玉碗一件。”

三月初一，乾隆次令太监鄂鲁里传旨军机处：“赏达赖喇嘛玉如意一柄，配匣盛装，包裹黑毡马皮，棉花塞垫，发报。钦此。”

四月初六，乾隆再令军机处传旨：“赏达赖喇嘛玉嘎不拉鼓一件、玉铃杵一件、玉如意一柄；赏班禅额尔德尼玉嘎不拉鼓一件、玉铃杵一件、玉无量佛一尊（随龛）、玉如意一柄；赏岁本堪布玉如意一柄。钦此。”

乾隆五十九年（1794）正月初三，乾隆即将退位，他平生最后一次做出赏赐达赖喇嘛等西藏宗教领袖玉器的决定。他令军机处传旨：“赏达赖喇嘛玉佛一尊、碧玉如意一柄，赏济咙呼图克图永昌款玉碗一件，赏第穆呼图克图永昌款玉盘一件。钦此。”

从赏赐的玉碗盘中频现“永昌”款可以看出，已近八十五高龄的乾隆皇帝的良苦用心。他是希望西藏的广大民众能够幸福永远，社会繁荣昌盛。

三、赏玉料

除了赏赐官员玉器外，有时乾隆也准备一些玉石材料作为赏物，赏赐手下官员。虽未见史料记载赏出，但少量赏赐臣下玉石原料，应该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

乾隆二十九年（1764）四月十九日，乾隆令太监胡世杰到造办处传旨，“将如意馆收贮玉石预备呈览，备赏用”。

当日，造办处就将如意馆准备的一千零五十一块玉石，在造办处库区前分列摆放整齐。造办处大小官吏在乾隆的指挥下，挑出乾隆准备赏赐官员用的玉石大小九百四十四块，摆放在一旁，听候乾隆的指令。

乾隆最终改变了主意，没有做出赏赐官员的决定，而是令造办处官员先收起来，以后做赏赐用。乾隆说：“此内着赏用的玉石九百四十四块，交银库收贮，余玉一百零七块仍收贮。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