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改做

说乾隆毁坏文物，那是今天的说法，当时乾隆可是至高无上、贵为天子的皇上，损毁几件玉器算得了什么。不过说毁坏，乾隆也是将前代或前朝的玉器修整改造、为己所用而已，但在今天，这确实是一件犯忌的大事，其行为不可想象。

清代有着繁缛纷杂的国法家规，皇上也必须遵守照办。不过，小小的文玩旧物，怎能入法入规，怎能和国家的民生大计、国泰民安的大事相提并论。所以，这里不说毁坏，而用“改做”的称谓，还是较为妥帖的。

乾隆崇信藏传佛教，对一些有明显“杀生”特征的器物，他是一定要改做的。

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月初三，太监鄂鲁里奉旨从造办处库里找来一件白玉猫。此猫玉质上佳，色泽润白，手感细滑而不腻手，猫口中含着一只蝴蝶。

乾隆对白玉猫很喜欢，唯独这只蝴蝶被猫咬着，让信奉佛教的乾隆觉得美中不足、于心不忍。乾隆遂令太监鄂鲁里传旨：“交启祥宫，将白玉猫含着的蝴蝶扎去。钦此。”

乾隆喜好改做玉器，不论此玉器是前朝哪位留下来的作品，只要他不喜欢，就会下令改做成其他式样的玉器。

乾隆元年（1736）三月二十九日，太监毛团奉旨从造办处找来一件宫内旧藏青玉如意，呈送乾隆御览。

乾隆拿着这件青玉如意仔细地观看，认定应该是一件明朝旧宫的遗存，但做法明显不合清朝的款式规范。

乾隆令太监毛团到造办处传旨：“此如意，玉情材料还好，但做法不好，尔等酌量改。钦此。”这是乾隆登基后第一件被改做的玉器。

乾隆初年，类似这样改做前代或前朝的玉器，有很多很多。

乾隆改做前朝或前代的玉器，主要集中在乾隆朝的前十年间。这一时期的玉器制作，无论是宫廷玉作、如意馆，还是苏州，都还没有形成规模。由于人手有限，制玉的周期也很漫长。乾隆赏玩玉器，主要还是宫内前代或前朝的旧藏。这些被改做的玉器品种主要有：宝玺、图章、水盛、卣、磬、花插、盒、杯、罐、文房等。

一、旧器改做

乾隆十年（1745）正月二十九日，乾隆批准改制一批前朝玉文房，这是乾隆朝旧玉器改做量最大的一次，而且改做后的新玉器也令人难以想象。

这天，太监胡世杰奉旨交给造办处七品首领萨木哈玉笔五十支、玉笔管三十八个、玉笔帽十四个，并传乾隆的口谕：“着改做玉别子、轴头用。钦此。”

一般情况，制作玉别子、玉轴头都用制作玉器剩下的边角料，或库存的碎小玉料，大规模用旧玉器改做，一是当时前代或前朝旧存玉器较多，二是乾隆打心眼里就没有认可这些旧存的玉器有什么特殊的保存价值。

对汉代玉器的改做，在乾隆心里也没有“文物保护”的意识。只要是他看着不习惯、看着不顺眼的汉代玉器，一定要将其改做成其他器型的玉器。

乾隆十年（1745）十月十五日，太监胡世杰交给乾隆一件配有旧座的汉代玉杯。乾隆认为这件汉代玉杯的杯耳不好，耳内还有纹饰，这不符合当时的审美习惯。

乾隆令太监胡世杰到造办处传旨：“将汉玉杯耳，磨半圆耳，内花纹去了，另配文雅座。其汉玉杯旧座，另配糙些古玩用。钦此。”

乾隆对汉代款式的玉杯耳不甚喜欢，在改做这类玉器时，除了将杯耳改成其他样式外，有时也直接将杯耳去掉了事。

乾隆十一年（1746）五月十四日，太监交给司库白世秀一件用“黄缎夹袱”包裹着的汉代白玉单耳杯。从玉耳杯的包裹看，这是前代皇帝很看重的一件器物。

但乾隆不以为然，他令太监胡世杰传旨：“将耳子扎去，其去耳子之处将花纹接上。钦此。”杯耳去掉了，再将杯耳处左右边的花纹接上，使之成为一个新的完整器物。

碗一般不带耳，带耳形似碗的一般应称为杯。有时因为称谓上的疏忽，也会使本来挺好的一件艺术品面目全非。

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初一，太监胡世杰奉旨交给员外郎白世秀青玉碗、青玉双耳花边碗各一件。此时，乾隆依据下面上报的物品清单的名称，误将此青玉双耳花边杯看做是一件碗。他下旨：“青玉双耳花边碗照青玉碗一样，将耳子扎去，花纹磨平，俱配高木座、文锦匣，得时在热河宴桌上摆用。钦此。”

有时玉器绺道过多，但去掉绺道部分后还可以利用，乾隆也会下旨改做他用。碗改做碟，用途比较近似，但也是一种局部改做。

乾隆二十五年（1760）八月十七日，造办处员外郎安泰、金辉接到一件押帖，并附白玉碗一件。此碗上口沿部分有绺，影响器物的整体审美效果。押帖上有乾隆的朱批：“着如意馆齐绺扎去五分，改做碟子。钦此。”

二、变换造型

乾隆改做的玉器中，玉盘子最容易改做成插屏，去掉边沿即可。这种完全变换器型的改做，也是乾隆一朝宫廷改做玉器最多的品种之一。

乾隆十九年（1754）二月初一，太监胡世杰奉旨交给员外郎一件白玉腰圆双蝠盘，并传皇上的口谕：“着交如意馆将盘上双蝠磨去，四面扎方，成做插屏一件。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

再如，乾隆四十年（1775）正月初四，太监胡世杰呈送乾隆二件内廷旧藏青玉腰圆托盘。乾隆对这种腰圆盘似乎不太喜欢，曾多次下旨改做成其他器型。这次，乾隆还是决定不再保留这件托盘，逐令太监胡世杰传旨：“着将青玉托盘二件边扎去，改方插屏二件。钦此。”

乾隆对旧藏玉器，特别是素面器物，有时也会根据个人的喜好，添加新的纹饰。

乾隆五十一年（1786）二月初四，太监鄂鲁里从造办处库房里找来一件“旧玉小拱璧”。该玉璧为素面，没有纹饰。

乾隆对这个小物件，弃置一边觉得可惜，毕竟是个“老东西”。但留着吧，又觉得索味平庸，没有一点个性。于是，他令造办处，“交如意馆，添刻细花纹”。

乾隆对动物形象的器物有较高的要求，追求的是形似，而不仅仅是抽象的造型。

乾隆二十七年（1762）八月二十五日，造办处如意馆制作了一件白玉骆驼，并配了紫檀木座，交太监胡世杰呈送乾隆御览。

乾隆仔细端详这件新制作的白玉骆驼，总觉得哪儿不顺眼，最终看出是骆驼的脖子过粗，显得脖子短了许多。

乾隆叫来太监胡世杰，令其传旨造办处：“骆驼脖子不像，短了，着交如意馆往好里收拾。钦此。”

即使是前代或前朝留存下来的残损玉器，乾隆一般也不会轻易遗弃或做材料用，而是另改为其他造型的玉器。

乾隆五十二年（1787）七月初五，乾隆正在承德巡游，太监鄂鲁里呈送乾隆一件旧“伤耳白玉卧鹿”。

乾隆对这件玉卧鹿造型、玉材颜色甚为喜欢，令“如意馆照此玉鹿颜色，挑玉成做玉鹿一件，形象要与原卧鹿一样”。同时，乾隆对玉鹿的破耳，令“将耳去了，另拟改做何样陈设”。

如意馆接旨后，随即挑选收贮的一块重十二两的二等玉子儿料，并在玉上画得卧鹿。同时，将伤耳玉鹿，拟改做羚羊，并画得墨道，“由报寄去呈览”。

乾隆接到并审看后，谕令造办处：“伤耳鹿准改做羚羊，新做玉鹿准照墨道成做。要快做，得时随报发来。钦此。”

三、随意改做

在改做旧藏玉器上，乾隆经常是朝令夕改，令手下当差办事的手忙脚乱，摸不着头脑。

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月初二，如意馆接旨，准备将一件旧碧玉碗，改做成一件荷叶洗。

第二天，如意馆的玉匠正准备动工改做，太监胡世杰又到造办处传旨：“碧玉碗不必做荷叶洗，着改做荷包式花囊，先画样呈览。钦此。”

碗改洗容易，但改成花囊，确实难为了这些在朝廷当差行走多年的玉匠高手们了。

四月初四，如意馆将碧玉碗画得一张荷包式花囊纸样，交太监鄂鲁里呈览。这回乾隆又改变主意了，不让如意馆改做了，而是“发往苏州织造舒文处仅玉成做”。

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初八，历时近一年的碗改花囊工作，终于完成并送到京城。

乾隆四十年（1775），内廷还发生一件事。这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大臣谔堆进献给乾隆大小两张青玉桌。玉桌四周有花边牙子，还有四条桌腿。在清代玉器史上，玉桌是不多见的玉器品种。

但是，此桌做工略显粗糙，如桌面不够平整，接缝不够严实。乾隆看后令造办处：“将桌面收拾平整，裂缝不严处，务要严丝合缝。”

修理磨光工作用时一个月，正当玉匠们在紧锣密鼓地加紧最后的收尾工作时，太监胡世杰又来到如意馆传旨：“将桌面二件配做汉纹式花纹紫檀木边座插屏一对，其拆下边抹桌腿桌牙，俱交如意馆做材料用。钦此。”

乾隆四十一年（1776）九月二十二日，用两张旧玉桌面改做成的两件玉插屏，终于改做完成，并奉旨“送交启祥宫收贮”。

有的老旧玉器，即使上面镶嵌有宝石，看起来很美观华丽，但只要不符合乾隆的欣赏角度，照样要被随意地改做成其他物件。

乾隆十八年（1753）八月十二日，太监胡世杰交给员外郎白世秀白玉蝉（上嵌红宝石大小三块）、汉白玉仙人各一件，并传乾隆谕旨：“俱交姚宗仁，将仙人颜色去了。其白玉蝉，想法应改做何物即改做何物。钦此。”

有时，改做的随意性，确实让人难以理解。如一件旧白玉蝙蝠枝梗如意，只要乾隆不喜欢上面的纹饰，就可以下旨“将如意上蝙蝠枝梗磨去琢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