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奏事太监

太监，即宦官。在古代君主社会，太监是侍奉帝王、皇室贵胄，以及服务内廷的仆人。他们虽身世悲凄、地位低下，但在封建朝廷也扮演了一个十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

清代，在宫中各处设置太监，名额、待遇、职责都有严格规定。

清制，太监最高为四品，且各品不分正从。清末，总管太监李莲英，赏加二品顶戴，是在慈禧太后专政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应另当别论。

皇帝身边的奏事太监，出自奏事随侍处。他们负责传宣谕旨、接奏事件、随侍驾前、值御前更等事宜。

乾隆朝，乾隆皇帝颁旨批做了大量的玉器，这些谕旨都是通过乾隆身边的奏事太监，奉旨传达的。他们在乾隆朝宫廷玉器制作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奏事太监位置特殊，是皇上与属下沟通的渠道和枢纽，即使是亲王大人，有的事情也要通过奏事太监向皇上禀报。

在清代乾隆朝的正史中，没有太监的记载，因为他们地位卑微，名字上不了“大雅之堂”。但他们在乾隆朝宫廷玉器的制作与传承中，确实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和作用，值得在此留下笔墨。

一、净身入宫

太监入宫服侍皇帝及皇室成员，需净身，即阉割。清顺治朝规定，民间家庭有四五子以上的，如果愿意将其一子“报官阉割者”，朝廷听其所便，并造册送礼部备案，排队等候选用。

清初规定，民间百姓不得为入宫私自净身，否则，“本身及下手之人处斩，全家发边远充军。该管大小官员，一并分别治罪”。

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廷政策有所松动，除了“有诓骗及强勒阉者，仍照律治罪外”，本人父母情愿将子阉割，及本人情愿阉割者，免于治罪。同时，对私自净身并已被内务府使用的，也有了宽松的规定，只是“查交礼部，发回原主，嗣后着严行禁止”罢了。

太监没有一个固定的退休年龄，一般是年老体衰或干不动了，才被允许出宫为民。

考虑到有的太监在宫外已经没有了亲人，或没有了去处，年老体弱生活不能自理，康熙二十三年（1684）题准：“凡年老患病的太监，愿意出宫回到原籍的，听其所便。如果出宫没有去处的，准令礼部收养，每四名合给房屋一间，每名月给银五钱、米一斛（约十斗），房屋银米由户工二部支给。”

虽然住房条件差，钱粮也不多，但终归还是有朝廷的关照，甚至死后也“交五城埋葬”，也算有了最终的归处。

乾隆朝，京城朝廷雇用太监定数为三千三百名。皇帝使用贴身太监没有定数。但亲王以下至二品大员使用太监，朝廷有定制：“亲王等各二十五名，世子、郡王等各二十名，长子、贝勒等各十五名，贝子等各八名，公、侯、伯、一品大臣等各二名，二品大员各一名。”

二、确立规矩

清初，统治者吸取了明朝太监干涉朝政的教训，定都北京后不久，顺治皇帝即令工部铸造“铁牌”，立在内宫交泰殿大门前，寓意大清王朝绝不允许太监干涉朝政。铁牌周边镶有木框，黄色底衬，墨笔书写，约一尺长方，上有一铁环饰，用来悬挂用。

“铁牌”全文如下：“皇帝敕谕：中宫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轨、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败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职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顺治十二年（1655）六月二十八日。”

铁牌的颁布，作用显著，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七年里，虽然偶尔发生过太监越权遭皇上训斥之事，但从未发生过太监结党营私、干涉朝纲之事。这不能不说清初顺治皇帝立的这块铁牌，起到了至关重要和举足轻重的警示作用。现在，该铁牌作为珍贵历史文物，完好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乾隆七年（1742）十月，乾隆命敬事房，把当时实行的内廷典礼事例，编辑为《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其中，规定了太监的品级、待遇、职责，以及对太监、宫女的纪律处分。如，“一切陈设器皿，因不慎以致伤损者，系首领，罚四个月月银；系太监，重责四十板”等，正式对太监的言行举止及不当行为，立下了规矩。

三、家法甚严

弘历继任皇位的第三天，就令内务府颁布了针对太监管理的谕旨：“国家政事，不许妄行传说，外言亦不许传入内廷，犯者正法！”同时，时刻注意观察太监们的言行举止，以防微杜渐。

在乾隆的心目中，太监乃“乡野愚民，至微极贱”。他们能够进入宫闱并得赐品秩，“已属非分”。所以“尔等当自揣分量，敬谨小心，常怀畏惧，得免罪戾”。

乾隆管理太监之严厉，较其祖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使得乾隆在位六十年，内廷官宦之间基本太平无事。通过下面发生在乾隆朝的这件事，可见乾隆皇帝严格职守国法家规的铁面。

乾隆八年（1743）七月初七，怡亲王弘晓巡视围场，见围场用后管理不善，物品放置杂乱无章，遂“向太监高玉诉说，令其转奏”。

乾隆听高玉的转奏后，下了一道谕旨：“着总理行营王大臣，会议查办。”

怡亲王原本只是想让皇上知道此事，没想到皇上认真了，还要“会议查办”，这样涉及的面就大了。于是他又找到太监高玉，让他从侧面问问皇上，是否有点搞大了。

乾隆听了高玉的汇报后，有点不高兴。乾隆说：“此系朕特旨交办之事，有何不可会议之处！”

第二天，怡亲王又让太监高玉转告皇上，围场“已为整齐，奏请施恩免其查办”。高玉不知深浅地又去禀告乾隆，并为怡亲王说情。

乾隆此时已对怡亲王接旨不办，以及对太监高玉频频替怡亲王说话，忍无可忍。乾隆说：“此事朕已降旨，而高玉屡为代奏，若非怡亲王素与结纳，则高玉何至如此。朕初念怡亲王之父行走勤劳，特加恩养。自委政务以来，伊毫无实心，于一切交办事件，并不悉心经理，伊之品性，诸王大臣皆所共知。既不感恩朕委用之恩，反结纳奏事太监，此岂王之所当为耶！”

随后，乾隆做出了处理决定：“怡亲王，着交庄亲王议处。高玉，着九条锁拿解京城，交内务府大臣，令其在瓮山铡草，即交怡亲王派人解送，朕看其如何照看也。”

太监高玉作为乾隆的贴身奏事太监，从乾隆元年（1736）开始，就一直在乾隆身边传旨承做玉器，与太监毛团、胡世杰并称乾隆帝身边的三大红人。

乾隆三年（1738），赣州织造海保改做了一批刻“乾隆年制”款的仿古花纹佩、璧、环、玦等玉器。当时，太监高玉奉旨带着明代白玉带板大小一百块、青玉带板大小五十四块作为材料，到内务府传旨，这也是乾隆初年宫廷首次最大一批刻款玉器。

乾隆五年（1740）六月，高玉奉旨，将一件白玉双喜杯送造办处刻款，这是乾隆第一次颁旨在已制作完成的成器上刻款。也就是从这次开始，乾隆下令：“嗣后，凡有好玉器玛瑙，尔等酌量刻款。”

乾隆六年（1741）、七年（1742）这两年，高玉更是在乾隆身边独当一面，内廷奉旨传办的所有玉器，都是经高玉之手办理的，大有替代太监毛团、胡世杰、而成为乾隆身边第一贴身奏事太监之势。

乾隆八年（1743）七月初一，高玉在传旨刻做乾隆朝第一件“大清乾隆年制”款白玉龙凤樽后，便发生了上面这件替朝廷官员代奏事项的事件，从此发配瓮山铡草，销声匿迹了三年。

乾隆十一年（1746）八月，乾隆念高玉从前做事勤勉、忠诚厚道，试着让高玉回到自己身边继续做事，但又总觉得过去的阴影挥之不去。

乾隆十二年（1747）五月二十三日，乾隆让高玉传办一件白玉荔枝洗“配好座”后，将他调离身边，从此再也没有让高玉回到自己身边。

四、略识字体

进宫服侍的年幼太监，包括乾隆选派在造办处制玉作坊做活的年幼太监，都要补习“文化课”，通常是朝廷派汉教习一员，负责授课。

乾隆三十四年（1769），为防止太监识文干政、交结营私，这个规矩被打破了。

这一年的十一月初六，乾隆发布上谕：“向来，万善殿有年幼太监十余人在内读书，派汉教习一员专司其课。该处后系僧徒典守，与学舍杂居，既属非礼，且太监职在供给使令，就使读书，不过教之略识字体，何必派选科目人员与之讲授，令其通晓文义乎？”

乾隆认为，太监的职责，就是服侍和上传下达，即使“不识字，何碍”。有些需要登记档册的地方，“但能粗办字画足矣，又何必为之专设一汉员教令读书乎”？

于是，从乾隆发布上谕的当日起，“所有万善殿派用汉教习之例，着永远停止”。

五、礼仪规矩

太监在皇上面前，就是君主和仆人的关系，规矩自不必细说。太监在宫内服侍皇上及皇室成员，因地位特殊、官员巴结，也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那么，太监在大臣和官员面前又是什么规矩呢？

雍正朝以前，太监见了大臣官员，没有什么成文的规矩。如在路上偶遇，至多点头示意即可，因为太监的官职可达四品，又在皇上身边工作，不说是皇上贴身的奏事太监，即便是一般服侍的勤杂太监，也是百官谋求晋升、提携、赏赐的巴结对象。

雍正皇帝认为，“太监自古不过是看门、洒扫、使令之役”，虽地位不高，但在皇上身边做事，也容易滋生“吃请受贿，结纳缙绅，假公济私，以张微福之弊端”。所以，雍正在位时，立下口头规矩：“太监等见诸王大臣进内，必须起立，行走必须让路，以存恭敬。”

雍正立此规矩的目的，是为防微杜渐，以此来告知太监宦官们，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下人身份，不要依权仗势，营私舞弊。

到了乾隆朝，太监逐渐淡忘了这些不成文的口头规矩。在皇上身边做事时间长了，见多识广了，对皇室贵胄、臣僚官员也见多不怪了。巴结的人也多了，常常代言皇上，逐渐萌生出“二掌柜”的心态。官员进屋、路遇大臣官员，也忘了起立和让路的规矩。

乾隆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终于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月的某一天按捺不住，发话了。

乾隆说：“朕在乾清宫西暖阁，于窗内望见西廊下，有穿补服者二人向北行走，又有一不穿补服者南行，相遇并不让路。因思补服者必系职官，其不穿补服者必系太监，既已相遇，自宜在旁避让。乃竟交臂不顾，全无恭敬之心，皆总管大臣等日久视为具文，不能管教之故。今经朕目睹，不可不防其渐。着严行传谕总管太监，务须随时教饬约束，毋许肆漫无礼。如再违犯，定将该总管首领太监等一并治罪。”

乾隆身边的太监，特别是传办玉器的奏事太监，如毛团、胡世杰、刘成等，有一种服侍皇上的特殊优越感，即便是管理他们的首领太监，或是总管太监，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生怕他们在皇上面前打小报告，或在皇上面前给自己小鞋穿。

乾隆对此心知肚明，平日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当着外人的面训斥这些贴身太监，反而助长了他们“为虎作伥”的风气。

为防止滋生职场不正之风、仆人借主子之势擅权腐败、泄露宫内皇室秘密，乾隆找了个机会，专门召集太监们开会，重申内廷纪律。

乾隆说：“从前小太监毛团、胡世杰、刘成等，倚仗在本主前有小恳勤，不服首领管教，甚属无知。既放为宫中首领，应管一处太监；放为总管，应管阖宫之首领太监，岂有太监不服首领管教，首领不服总管管教之理！似此不服管教之太监，即当惩处。再，凡宫内之事，不许向外传说，外边之事，亦不许向宫内传说。”

乾隆对身边仆人管教约束严厉、规矩甚多，但也不许他人随意无故打骂或虐待仆人，即使是皇室家人，一旦发生此类事件，也要严厉训斥惩处。

惇妃汪氏，是乾隆六个妃子之一，因朴实敦厚，颇得乾隆喜爱。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月，惇妃因一点琐事，将其宫内使唤丫头“责处至毙”，让乾隆十分震惊，称之为“事属骇见”。

乾隆在给诸皇子和军机大臣的谕旨中说：“以往从未有妃嫔将使女毒殴立毙之事。今惇妃此案若不从重办理，于情于法，未为平允。惇妃，即着降封为嫔，以示惩警。并令妃嫔等，嗣后当引以为戒，毋蹈覆辙。”

说到这里，乾隆又对跟随自己多年且长大成人，并在承办朝廷御用玉器上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奏事太监胡世杰、如意等发表感慨，他说：“从前小太监胡世杰、如意等，在朕面前常有惹气之事，不过予以薄惩，杖责二十，极多亦不过四十者。诸皇子当遵朕此谕，咸知效法。倘若管教不严，及自行任性毒殴致死女婢者，朕一有所闻，必不轻恕。”

使唤丫头归总管内务府管，乾隆认为，虽然主要责任在惇妃，但首领太监管教无方，也难辞其咎。

于是，乾隆又令内务府传旨：“惇嫔此案之首领太监郭进忠、刘良，获罪甚重，着革去顶戴，并罚钱粮二年。其总管太监亦难辞其咎，王成、王承义、郑玉柱、赵德胜，专司内廷，今惇嫔殴毙使女，伊等不能预为劝阻，所司何事？着各罚钱粮一年。”

过了两天，乾隆觉得总管太监的连带责任过于重了，负主要责任的，还应该是惇嫔。如果过多累及他人，那么最后皇上是不是也有责任呢？还是少罚点了事算了。

乾隆在后来下发的谕旨中说：“其事究因惇嫔波累，着将伊等应罚钱粮，于各名下扣罚一半，其一半亦着惇嫔代为缴完。对殴毙之使女，着惇嫔罚出银一百两给其父母殓埋。”

最后，乾隆对此事件做出总结，宣告皇室成员、内务府全体官员及仆人。总结中说：“此案虽系小事，朕一秉大公至正，与综理庶务无异。并令总管内务府大臣传谕内府诸人知之，秉着缮录一通，交尚书房、敬事房存记，令诸皇子共警省，永远遵奉。”

六、严禁交结

乾隆年间，无论是京城还是外省的官员，递送折子或有事要求觐见，必须先与内廷的奏事官员联系，由奏事官员“接递”，再由奏事官员转交奏事太监进呈。只有军机处的奏折不用通过奏事官员接递，而直接交奏事太监进呈。目的是“严内外之防，使宦寺人等概不得与外人交结”，外人也不得借助太监，靠近皇上以谋私利。乾隆将其称之为“法至善也”。

乾隆三十九年（1774）七月，内廷发生了一件事，让乾隆大为光火，破例开了杀戒。

高云从，内务府奏事处的低级太监，在写字处供职。一次偶然的机会，调到总管太监桂元身边工作，其中一项主要任务，是协助桂元清点每年春秋两季从新疆发来的贡玉。

乾隆三十九年（1774）二月，在协助桂元清点新疆贡玉青白玉石子，共计大小九百九十块后，高云从事件东窗事发。

原来，高云从在协助总管太监桂元清点新疆贡玉的两年多时间里，一次偶然机会结识了天津参将王普。王普此时正为进献皇上的玉器屡屡被“驳出”而发愁。

王普官居正三品，理应不在朝廷进献礼物的官员范围之内。乾隆早有谕旨：“三品以下官员不得进献。”即使是有资格进献的一二品大员，或是皇室贵胄，所进玉器大多时候也被乾隆“驳出”了。

高云从老家在天津地区，在与王普结交中，得知老家一些道府官员的政事经历，于是对这些道府官员和家人邻里四处吹嘘，称有事他可以在朝廷找人说话。此事被管理奏事处的御前侍卫安泰发现，并将此事禀告乾隆皇上，从而引来杀身之祸。

乾隆令御前大臣等严审高云从，并传谕内务府大臣英廉，将高云从在京家产“俱行查抄”。其家口交慎刑司“严行禁锢”。

七月末，御前大臣会同刑部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太监高云从，结交外廷官员，泄漏道府记载，招摇滋事，不法已极，依律拟斩，请即正法。”

对此类利用职务之便、内外勾结违犯清廉的事件，乾隆一向深恶痛绝。这次对身边太监高云从的处置，显示出乾隆严厉打击官场腐败、彻底整肃吏治的决心。

乾隆在此折子上批示：“高云从，着即斩处。钦此。”同时，令“将王普革职，严审确情具奏”。

两个月后，山东发生兵事，王普因曾在战场上拼杀勇猛、勇气过人而在天津兵营中颇有名气。乾隆为了平定山东兵事，欲重新起用王普，最终以“情节尚未甚明，加恩赏给参将衔，视其出力若何，事成以后，再行酌量降旨”为由，重新起用王普。

王普逃过此劫，打仗更加奋勇，在平定山东兵事中，为朝廷屡建战功，作出了贡献。

乾隆在后来查找此事件的原因时说：“高云从不过写字处下贱太监，受恩协助清点新疆春秋两季贡玉，何得与外省参将王普相识？则是太监等与外廷官员在宫门见面交谈之处，大概可知。”

乾隆最后强调：“嗣后，除军机处应奏事件，仍照旧交奏事太监呈进外，其余各部院衙门奏折，俱悉从奏事官员接收转交。即使内务府衙门一切事务，虽系家务，亦着由奏事官员转交，概不得由奏事太监等接奏。大臣官员等，不得与太监交谈，如敢再有违犯，必将伊等从重治罪。”

七、勤恳做事

在乾隆一生中，贴身传旨承办玉器的太监有二十余人，依他们在乾隆身边服侍的时间先后，计有：毛团、胡世杰、高玉、张明、张玉、如意、张永泰、张良栋、刘成、刘万春、卢成、鄂鲁里、王成、常宁、容世泰、王常贵、桂元、顺喜、秦禄、张进喜等。在内务府接旨传办玉器的外围太监主要有：程璥贵、张熹、吕进朝、王炳、程福、施良栋、张廷玉、王进忠等。

在乾隆身边服侍时间最长的太监，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胡世杰，一个是鄂鲁里。

太监胡世杰，从乾隆元年（1736）即跟随乾隆左右，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二十一日，因病离世，历时四十一年。可以说，乾隆朝前期的宫廷玉器，大部分是由胡世杰传办的。

太监鄂鲁里，乾隆二十年（1755）第一次为乾隆传旨承办玉器，但只干了不到一个月，便奉旨调往慈宁宫服侍太后了。鄂鲁里真正接替胡世杰而成为乾隆身边的贴身奏事太监，是在胡世杰死后的第二年，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并一直服侍到乾隆退位。在乾隆当太上皇的三年多时间里，鄂鲁里也一直不离乾隆左右。嘉庆五年（1800）二月初八，鄂鲁里在后海家中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