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不该忘记的小事

一、房舍

清初，造办处工匠做活的地方大多条件简陋、“房屋窄小”，需要翻新改造。造办处作坊房舍的搭建翻盖，一般不用奏请皇上批准，内务府大臣或以下官员批准即可。

乾隆元年（1736）春月，造办处准备请示改造珐琅作房舍。这时的珐琅作，承办上用的活计较多。这些珐琅器的白瓷胎，应为雍正年间烧造，因为这一年景德镇春季大运瓷器还未运至京城。

四月十六日，催总默尔参峨请示内务府大臣海望，要求建造珐琅作房舍三间，并将珐琅作正房三间纸样一张，一并呈海望审核。

海望审核后回复：“照样盖造，所用木料瓦片，行房库拆用。买办杂项、物料、夫匠工银，用本处钱粮盖造。记此。”

仅用了两个月时间，珐琅作三间瓦房就建造完成。由此可见，当时造办处作坊用房，确实比较简单、简朴，甚至简陋。

乾隆九年（1744），这一年京城雨水格外得多，有时一连几天瓢泼大雨，让京城这些砖石泥瓦结构的房屋着实洗礼了一番。

九月二十二日，雨季过后，京城百姓的房舍出现塌倒漏陷，一片狼藉。宫内造办处的作坊也未能幸免。玉作三间工房，“因经雨坍塌”，其他各作的院墙也都有倒坏，翻盖费时、费工、又费银。为了节省开支，怡亲王、内务府大臣海望、御前侍卫安宁经过研究，只批准部分坍塌的玉作三间工房，“粘补收拾”。

造办处作坊工房的破烂简陋，不仅仅是夏季雨水所至，想必是由来已久，不是修修补补就能了事的。玉作三间工房是修补妥帖了，其他工房仍是旧貌，就连办公室和库房也是如此状况。

乾隆十年（1745）年三月的一天，司库白世秀受邀做客内务府大臣海望家。下属到上司家做客，最忌讳谈公事，奉承话还说不过来呢，哪能说让上司添堵的事呢？但白世秀觉得海望大人今天难得有好心情，席间，他还是对海望说了造办处工房的破旧现状。这回他没说作坊干活用房，只说办公用房。

白世秀说：“造办处活计库一座、办事班房二间，屡年经雨，俱各渗漏。活计库栅栏日久糙烂，库内难以收上交物件，班房也难接办差事。请大人批准，将活计库并班房粘补渗漏，栅栏下半截换做新的，以便库内好收御用之活计，班房亦好接班差务。”

海望一听这事，心情顿感不快，刚要给脸色，转念一想，这库房存贮的是上用物件，一旦损毁，皇上怪罪下来，谁也担当不起。尽管心情不悦，海望还是将此事告知了庄亲王。最终由侍读学士沈嵛、郎中色勒、员外郎李英等，办结了此事。

洋匠的房舍条件也一样简陋。在改建珐琅作房舍时，栢唐阿王幼学，对西洋人郎世宁的画房实在看不过去，请求予以修整。

王幼学在写给监察御史沈嵛、员外郎满毗的信函中说：“西洋人郎世宁画画房，原有天棚一座，面宽三间，因过夏经雨，以致绳苇糙烂，不敷苫盖。今另换新绳，加添帘苇，重新搭盖。”

当时的办事效率还是很高的，两天后，催领白世秀即领来绳苇等物件，安排匠役重新搭盖了郎世宁的画房。

二、防火

宫廷内的建筑都是砖木结构，平日生火做饭、冬季烧火取暖，加之北方风干物燥，很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宫内最大的安全隐患就是火，防火可以说是当时内廷安全工作的第一要务。

宫廷院内摆放的大缸，可以用来点缀装饰，但最重要的功能是平日接存雨水，以供灭火之用。

造办处平日里承做的众多物件，大部分要存放在库房里，一旦失火，责任谁也承担不起。当时的造办处官员，就很重视安全防火工作，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

乾隆七年（1742）九月二十日，司库四格照例巡视库房时，走到接活房和值班房时，感觉两班房与库房挨得太近，班房内夜晚有烛台，易引发火灾。四格认为，“库务一事实属紧要”，不能有任何怠慢。

于是，四格书面请示内务府大臣海望，函中说：“凡有一应旧贮以致新收，俱系内廷钦交御用器皿之物，理宜敬谨细心，严密存放。玉器、古玩、玻璃、木器活计等项，应当珍重，按次序安放，贮库查看，方庶免外越之过。但今库贮活计日渐致多，而接办事务并值宿人等班房，俱与库房相连甚近，时值冬令，而火烛等项攸关匪轻。”

司库四格提出安全问题后，最后还提出了解决办法：“请将接办事务及值宿人等，另设立班房一处，而现今班房，一并做库房应用方妥。”

安全防火事关重大，谁也不敢轻视怠慢。海望立即准行，令四格将实用买办物料工价细数银两，算明呈递。班房与库房的调整改造工作，很快落实完成。

三、丢失

乾隆四十一年（1776），造办处送往苏州承做器物的玉石，还未出京，就发生了被盗案件。

这年的十月初二，造办处奉旨挑选玉料，送交苏州织造承做“摆宁寿宫团圆桌用”的玉双陆、玉象棋等器物，以及珊瑚珠三色如意穗。乾隆令造办处：“速交苏州成做，务必于年内送到。”

十月初六一大早，苏州差遣的坐京家人胡允成、姚德二人，携带大小白玉五块、珊瑚珠七百三十颗，由京起程，当晚住宿长辛店。凌晨四更时起身，行至篱笆村北，时约五更时分，二人就地休息。

此时，夜静更阑，月色灰暗，不料放在地头上内装玉石五块、珊瑚珠七百三十颗的两件包裹，不翼而飞，疑被窃贼盗取。胡允成二人“当即四下寻觅，毫无结果”。

十月初七天刚亮，胡、姚二人来到良乡县报案，请求官府缉拿，同时报告了内务府。

内务府得知此事后，随即开展工作，“行文地方官，严行缉拿，务获”。一连三日昼夜缉拿，窃贼始终未见踪影。

十月初十，内务府不得不向乾隆皇帝据实禀报，报文称：“本月初六日发生玉石、珊瑚珠被窃一案，系本月初三，由内务府交出发苏州织造舒文成做双陆、象棋，珊瑚珠配做如意穗，俱令其于年内送到应用。今该织造家人胡允成等，并不小心谨慎，致使将交发官物于途中被窃。奴才随派番役各处访拿，并行文地方官，严行缉拿务获。至于该织造家人胡允成等，交织造舒文严加惩责。请由内廷照遗失之玉子儿、珊瑚珠，照数交出发往苏州成做，务于年内送到，务致迟误。再，遗失之白玉子儿并珊瑚珠，如拿获窃贼，得还原物，毋庸置疑。如半年内不获，着令苏州织造舒文照数赔交。谨此奏闻。”

乾隆接到奏报后，并未动怒，因为乾隆与舒文个人私交甚密，还没有到因一点官物材料丢失，而撕破脸皮的地步，更不会令舒文赔偿。

乾隆令太监胡世杰传旨：“其珊瑚珠、白玉，不必着舒文赔补。余知道了。钦此。”

四、偷盗

乾隆朝，宫内、圆明园等处多次发生太监偷盗玉器陈设案件。

乾隆七年（1742）四月二十三日，圆明园怀清芬殿丢失了两件玉器，一件玉如意，一件玉罐盖。这起案件本来并不复杂，也有当事人亲属的口供，但最后还是被当事人翻供了，当事人最终没有被处理，这在大清历史上应该是不多见的事情。案情是这样的：

圆明园怀清芬殿玉器丢失后，首领太监陈起麟立即报案。慎刑司随即派员将该殿看守太监张喜、林瑞、吴四、张池等四人圈禁审问，张喜等人均矢口否认知道此事，只是称在玉器丢失期间，本殿太监吴淞浦曾告假去探望哥哥吴三。

司官随即将吴三监禁，严刑审讯。据吴三供称：“三月二十四日，我吃过早饭后，我哥哥吴淞浦慌慌张张到我家来，当着我同我的女人的面，将怀里揣的一个包儿掏出来。我看是一条白绸手帕包着一个玉如意、一个玉罐盖儿。我哥哥让我看后，说这是玉的，你卖了吧。我说，我不敢卖。我哥哥说，你怎不敢卖呢？我说，我听说里头丢了东西，查得甚紧。我哥哥丢下这两件玉器，急忙拿了包玉器的白绸子手帕去了。我没有办法，既不敢报官，也不敢变卖，于是将这两件玉器藏在了自家的柜子里。三月二十七日，我哥哥来我家问那两件玉器卖了没有。我说，没有卖，藏在了柜子里。我哥哥打开柜子，将这两件东西拿了去了。到了二十八日晌午，我儿子安成在自家花园内玩儿，在水沟里掏出了这两件玉器，并拿给我看。我原认得这是我哥哥拿去的东西。二十九日，我到我哥哥家，叫出我哥哥来。我问我哥哥说，你拿去的东西如何埋在了水沟里，昨日被安成儿捡着了。如今家人都知道了，隐瞒不住，和你商量来了。我哥哥说，既是这样，你找个明白人商量着报了吧，随后关上了自家的大门。我回到家里，一时没了主意，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报官。”

案情到此，应该很清楚了。但吴淞浦是怎么说的呢？据吴淞浦供称：“三月初一，因是我母亲的生日，我到我兄弟吴三家，他将安成儿捡得的玉如意、玉罐盖拿出来给我看。我说，这是玉的，像官东西，你好好收着，如果有人来认领，你就给他，一两日没人来，你就报官。到初四，我兄弟吴三到我家。我问，那两件东西还没报吗？他说我正是为这件事来的，人家都有知觉了。我说，快快往守备衙门里去报，人家若先报了，肯定会连累了你。”

二人各说各的，各有说词，各有各的理。于是，慎刑司的法官将吴淞浦、吴三二人提到一起当面对质。司官说：“吴淞浦，你听好了，你兄弟吴三将你偷出并埋藏玉器的情由俱已据实供了，吴三是你的胞弟，岂有无故赖你的理吗？你如今任意支吾巧饰，抵赖得了吗？快将如何偷盗埋藏的情由，一一据实供来！”

吴淞浦不慌不忙地说：“我兄弟说的俱是谎言。我凡有事，俱系告假方敢出来。且我兄弟来告诉我捡到玉器的情由，我曾告诉过我们的首领陈起麟，你到我们本处俱可查问。”

接下来，吴淞浦进一步举例说明，他没有作案时间，且有证人在场。他说：“三月十八日早饭后，我原告过假，往畅春园看首领李文升去，在他那里坐了一会儿，他留我吃了晚饭。又到露华楼郭首领郭世发那里坐了一会儿，然后我就回当差的地方去了，有恩佑寺的首领太监尹文登、太监重喜，以及和尚可证，求查就明白了。如今，我就应了偷玉器这事，也说不出安放东西的地方、偷盗的情形。若说人交给我的，我又说不出人来。如今受此重刑，还敢隐忍不据实供出来吗？”

随后，司官传讯了李文升、陈起麟、郭世发、尹文登、重喜等人。除首领太监陈起麟坚称“我实在记不清了”外，其余四人均承认有过此事。

最后，慎刑司经过合议后，给乾隆递上了结案报告。报告中称：“怀清芬殿内玉器遗失一案，现审得该处看守太监张喜、林瑞、吴四、张池，虽无的确证据，但伊等看守殿内陈设玉器，失于防范，以致被盗不合。查律载，若不觉盗者，减盗罪五等并罪，立杖一百。应将太监张喜等照律立杖一百，仍令当差。民人吴三捡得玉器，首报时更改日期，将伊胞兄太监吴淞浦供出，据此，究讯时又供词反复，亦属不合。应将吴三照不应重律，杖八十；系民折责三十板。太监吴淞浦拟仍交该处，令其当差。如拿获正犯之时，伊等内有伙盗知情者，另行从重治罪。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此时，乾隆刚刚即位不久，对内廷丢失一两件玉器并不很在意。况且，偷盗者并没有被抓获。随后，乾隆在慎刑司的报告上朱批“知道了”，表示此事暂且搁置，并未继续追究。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此后宫内发生的玉器丢失案件，当事人就没能这么幸运了。

乾隆三十一年（1766）十二月末的一天，造办处郎中德魁接到催长四德来报，说他在清点如意馆做得的成品玉器时，发现少了十八件。德魁急忙将此事报告奏事总管太监王常贵，请他速报皇上。

乾隆闻此后，并未大怒，而是传旨近日才由户部右侍郎平调总管内务府大臣的高恒，令其派员彻底调查。

一个半月过去了，高恒调查毫无进展，乾隆甚为不满。乾隆想，在内廷找不到，又无人承认，是不是东西已经转移出宫了呢？

乾隆三十二年（1767）二月十八日，乾隆传旨高恒：“去岁年底，造办处失去大小玉器十八件，现今尚未获得。若盗窃之人或潜带至苏州、扬州觅人售卖，亦未可定。”

当时驻扎苏州、扬州负责督造御用玉器的官员，分别是苏州织造萨载和两淮盐政普福。乾隆令高恒转告他们二人，在各自所辖之处“留心踩访，如有其物相似而认识不能真切者，即送京呈验，以辨真赝，并将物之来历问明，以便稽查盗窃真犯”。

尽管做了周密安排，但乾隆还是不放心不下，认为还应该把丢失的玉器绘制成图，交给苏州、扬州，这样更有利于侦破此案。于是，乾隆再次令高恒传旨：“除遵旨传谕外，所有玉器大小款式，相应一并绘图，知照该织造、盐政。钦此。”

四月十五日，十八件被盗玉器在扬州找到。原来是内廷太监张廷俊盗窃玉器后，托人带往扬州售卖。售卖人在兜售玉器时，被官府拿获。

按照清朝律例，偷盗内廷器物，应处斩立决。但乾隆考虑到张廷俊是在内廷做事多年的太监，不忍立斩。

四月十八日，慎刑司官员当面向张廷俊宣读乾隆的谕旨，张廷俊重镣在身，跪地接旨。谕旨全文：“张廷俊拟应斩，着改为监候，秋后处决。钦此。”

太监如果偷拿内廷官物，不论年纪大小，一经查实，均“从重治罪”。

乾隆二十九年（1764）三月初四，慎刑司奏报乾隆皇上称：“圆明园‘春雨林塘’十五岁小太监樊进忠，偷窃玉带钩一件后逃走，于二月二十八日在安定门外教场内，被慎刑司番役头目五十三抓获，被偷窃的玉钩也一并查获。”

乾隆并未因太监樊进忠年龄尚小，而从轻发落，而是于二月二十九日颁旨慎刑司：“交总管内务府大臣从重治罪。钦此。”

从樊进忠的口供中，可以看出他还是一个稚气未脱、内心还未发育成熟的少年。樊进忠供称：“我是宛平县的，民今年十五岁了。于十四岁上净身，二十八年（1763）十月间投进来，拨在‘春雨林塘’当差。素日俱是与同伴们进画舫斋宇内打扫。今年二月二十四日，我一个人进内打扫，见床上匣内的玉钩，我就起意偷了，揣在怀内，向首领徐进喜告假出来。到家里面来时，天已晚了，因不能进去，我就走到新桥原先认识的赵姓街坊家住了一夜。于二十五日早，走到雍和宫南路‘东春和当’，将玉钩当钱三吊，是我花了。后我就到海甸原先我认识的刘姓街坊家住着。到二十八日，我上城来，走至德胜门外校场，遇见番役拿获了。”

内务府审讯官们不信樊进忠的话，以为他在编瞎话，以前肯定还偷拿过别的东西，或伙同他人进行过偷窃。于是，“复掌嘴诘问太监樊进忠”。

此时，十五岁的小太监樊进忠已是泪流满面，他哽咽地说：“我进内当差年浅，一时起意偷了玉带钩，这就是我该死，此外并无偷过别项什物，亦无伙同偷盗之人。如有敢不实供，肯受刑么。”

见再也问不出什么了，内务府草拟了一份结案报告，上报乾隆皇上。报告称：“查，乾隆十六年（1751），和静公主府太监姜喜偷窃公主首饰，并吉祥房太监赵进忠偷窃官物衣服，俱经拟以杖毙在案。请将太监樊进忠亦照太监姜喜、赵进忠之例，即行杖毙，以昭国宪。至该副首领徐进喜，理宜将新太监严加防范，留意稽查。乃漫不经心，听任樊进忠一人入殿，致被偷窃，罪实难逭。应将副首领太监徐进喜，交宫殿监督领侍严加治罪。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此时已五十四岁，膝下子女众多、儿孙满堂，但他没有因此而萌生恻隐之心。在内务府上奏的结案报告上，乾隆仅仅批了四个字“依议。钦此”，就无情地剥夺了一个年仅十五岁少年的生命。只因偷拿了御用玩物，就将一未成年人处以极刑，说乾隆草菅人命，实不为过。

乾隆二十九年（1764）三月十四日，年仅十五岁的小太监樊进忠，在净身进宫一年后，因偷窃玉带钩卖点零花钱，被棍棒打死。

乾隆朝，玉器被盗，相关负责人也要被问责，接受处罚，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制度。案件发生后，经过调查核实，对与案件有关的官员，无论官位多高，都要严肃处理。这绝非简单意义上的封建连坐制。连坐是指一人犯法，其亲属、亲族、邻居等连带受处罚，一般不涉及非亲非故的官员。

乾隆二十一年（1756）十月十二日，奉宸苑卿四格奏称：“丰泽园殿内，遗失玉墨床、玉笔山、玉水盛各一件。随即逐出寻觅，并无踪迹，理合将该处巡更、园户并随工、值宿、听从人等交慎刑司，严审究追。”

十一月初十，偷盗玉器的园户耿福禄，被提督衙门拿获，被处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随后，内务府会同慎刑司，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罚，提出了意见。处罚意见中说：“当夜值宿，在工行走之披甲人七圣保，听从民人高应魁、五十四、李升，按照仓库不觉被盗罪，杖一百，分别发落；其巡更园户常绍、海亮、九儿、刘天绍、四达子，审系无干，应毋庸议；该工监督员外郎硕尔霍、天保、七十一，并未先事预防，以致遗失陈设不合，应比照监守不慎降一级调用、罚俸一年例，各降一级、罚俸一年；其奉宸苑卿四格，系该处事务大臣，应照失察例，罚俸一年。可也，为此谨奏。请旨。”

对案件涉及官员的处罚，乾隆向来不心慈手软，从以往和后来的许多涉案官员的审理和处理中，都可以看出乾隆的鲜明立场。

此次也不例外，乾隆在内务府和慎刑司呈上的报告上批示：“依议。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