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外来匠役

造办处各作的匠役，按地域分，除了有北方、南方的匠役外，还有从新疆来的匠役，当时称“回匠”，从西藏来的匠役，称“藏匠”，以及从国外来的匠役，称“洋匠”。他们和睦共事，兢兢业业地共同为朝廷做事。

一、回匠

回匠的招募，是从乾隆平定准回二部后的第二年开始的，招来的回匠从事宫廷玉器制作。

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月十四日，内务府接到军机处来文，“新到回族匠四名，交造办处行走”。这是首批进京当差的新疆少数民族玉匠。

第二年的九月某一天，乾隆突然想起去年新招募的回族玉匠，令传旨造办处，询问他们是否会做玉碗。做玉碗要比做一般玉器难度大得多，因为要掏膛，打磨的技术含量要求也很高，且厚薄平滑均匀，稍有不慎，玉碗就会破碎，整个工作就会前功尽弃。

这一天，总管太监张玉拿着乾隆皇上的手谕，来到造办处传旨。接旨的是怡亲王。谕旨说：“着王子大人，问回族玉匠会做玉碗不会。钦此。”

怡亲王令白贺卓去问，回复说，回匠“并不会做玉碗”。乾隆心里明白了，当初新疆“回部”呈送的玉碗，应该不是当地玉匠做的，也说明当地玉匠的制玉手艺平常。

乾隆想，回族玉匠既然不会做玉碗，只能做些简单的玉件，就不必再承做玉器了。但这些回族玉匠刚招来不久，马上送回去也不合适。于是，乾隆让手下去问回族玉匠，还会做什么？

第二天，太监胡世杰传旨：“着问回族玉匠，还会做别样活计不会。钦此。”

这次，怡亲王亲自询问这四名回族玉匠，他们分别是：围达蜜特、苏约尔达它也、苏丕掳子、苏丕。但得到的回复是：“俱不会做别样活计。”

乾隆听后说：“既不会做别样活计，着伊等仍回本旗佐领下，俟有活计时再行传唤。”

二、藏匠

清代，在朝廷做活的藏族匠役或其他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匠役很少，除了需要承做佛像等器物外，一般不会从西藏那么远的地区招募匠役进宫当差。

清代皇帝信奉藏传佛教，宫内及圆明园、颐和园等处，有专门供奉佛像的殿堂。造办处每年也为此成造大量的佛教器物，从西藏招募几个匠役指导造办处的佛像制造，也是必要的。

乾隆九年（1744）这一年，宫里来了三名西藏造佛像的匠役。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少数民族匠役，乾隆一般都会给予赏赐，以表谢意和敬意。

这次，乾隆令传旨造办处：“藏里来的造佛匠役三名，各赏银三十两。钦此。”

对一个普通的做活匠，皇上能出如此多的赏银，说明大清朝廷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尊重和关爱。

三、洋匠

造办处招募从国外来的洋匠，多为来华的传教士。这些人中有特别技艺的，往往被朝廷雇用。如意大利传教士、画师郎世宁即是如此。

西洋人一经录用，皇上还要求臣下“从优议赏”。一般情况下，每人赏给银鼠皮褂一件、灰鼠皮袄一件、宁绸一匹。如果此人特长显著，技艺高强，还要加赏大缎二匹。

西洋人往往以传教士身份来华，京城教堂是他们的总部。由于西洋人是从海上坐船而来，经广州十三行入境，所以在广州又设有“办事处”，负责接待来华洋人事宜，也雇用一些广州本地人，打理一些日常杂物。但“办事处”的外籍负责人遇有变故，需要更换，应事前奏请皇上，批准同意后才能更换，不得自行换人。

乾隆四十一年（1776）九月的一天，北京天主教堂西洋人汪大洪、贺清恭呈报称：“乾隆三十三年（1768），承蒙皇上天恩，准令西洋人邓类斯住居广东省城，料理本国新来之人并一切事务，我等得以在京专心效力。今邓类斯病老回国，无人接管。现有西洋人席道明在广州居住，若令席道明常住省城接管一切，实为妥便。”

军机大臣接到呈报后，拟文请示皇上：“查，西洋新来人等事务，广东省城亦须有人管理。今汪大洪等既称现有西洋人席道明可以接管，应请行文两广总督李侍尧，令其查看席道明可否继邓类斯管理一切，即令其在省居住办理。是否有当，伏候训示。谨奏。”

此等外事常规换人，乾隆一般不会细问，按规矩办就是了。乾隆随后谕令：“同意西洋人席道明接替邓类斯驻扎广州，由军机处行文办理。钦此。”

洋匠在大清本土病故，乾隆要专门下旨赏赐，以表清朝政府对西洋人为朝廷所做贡献的一点敬意。赏赐的标准为，一般洋匠赏银二百两；有特殊贡献的洋匠，还要加赏大缎十匹。

乾隆十一年（1746）闰三月初三，司库白世秀奏报称，在如意馆承做钟表的西洋人戴进贤病故。该匠在内廷行走已十年有余，劳作勤勉、办事严谨、技术精湛、为人谦和，实为洋匠中的楷模。

乾隆闻此后，令造办处传旨：“着赏银二百两、上用缎五匹、官用缎五匹。钦此。”

由此可见，乾隆对待在造办处工作的西洋人，还是给予特殊关照的。